北宋是一个最好的历史时代，名臣贤相之多，足使其他时代相形失色；北宋是一个最坏的历史时代，内部党争不断、变法无望，对外战无不败、攻无不输；北宋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曲水流觞，文采飞扬；北宋是一个普遍愚蠢的时代，不知变通，无力革新，面对危机苟安拖延；北宋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充满希望，也充满绝望……本书以南宋著名的儒学大师朱熹所编撰的《宋名臣言行录》为蓝本，再由《宋史》中整理出其时代背景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北宋王朝的危机生存。

“实用历史”的基本概念，就是想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或无数个)大个案来看等。

历史经验有什么用？可不可用？

在这里，我们把历史当作人间社会情境体悟的材料，或者说，我们把历史当作“媒介”——通过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与方案，我们找到了另一种智力上的乐趣。

“实用历史”刻意塑造一条“求异”之路，就是想增添亲切的、活泼的、趣味的、致用的“新历史之旅。”

陈文德“实用历史”丛书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读史新乐趣。经过细心整理、合理诠释，所有历史人物变得更逼真、更人性化，历史故事更有趣、更实用、更耐听！本书为丛书之一。

编者的话

自序

序幕 暴君昏君大集合

第一篇 创业期

陈桥兵变

杯酒释兵权

赵普：创业宰相

曹彬：宽容儒将

“创业期”经营评估

经营启示

第二篇 守成期

兄终弟及

太平三宰相

寇准：首癀战舰

李沆：真圣人也

“守成期”经营评估

经营启示

第三篇 盛世期

两党政治走偏锋

富弼：谈判奇才

杜衍：无求人知

范仲淹与韩琦

欧阳修：学者政治家

文彦博：当代第一名相

“盛世期”经营评估

经营启示

第四篇 变法期

振衰起敝

王安石：伟大的改革者

世纪变法

熙宁新党

司马光：元祐君子

三苏：一门皆硬汉

“变法期”经营评估

经营启示

第五篇 衰亡期

意气之争

蔡京：小人中的小人

亡国恨

“衰亡期”经营评估

经营启示

终曲：北宋公司总经理评估

赵匡胤的首席智囊

赵普为人沉默寡言，但心思缜密，常能见人所未见，因此以富于奇计及见解闻名。当年赵匡胤奉柴荣指令，征伐南唐，大军攻至滁州，由于地势险恶，四面环山，如采取硬攻必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只好想办法以奇兵制胜。

听到赵普的盛名，赵匡胤立刻除去戎装，微服拜访，但仍被赵普一眼看穿，由此可见赵普日常便很能做好情报工作。赵匡胤直接请教攻滁州之计，赵普看赵匡胤重才的诚意，便透露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原来清流山后有个曲折的水道可直达滁州，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南唐的守将也不知情，因此既无防御工事也无守兵，从这里攻打滁州，一定能出奇制胜。只是水浅不能行舟。必须乘涧水涨时浮水而下。赵普又表示，最近数天内涧水一定会涨，是行动的好时机。果然不到两天涧水突然大涨，后周军乘黑夜水陆并进。当后周军攻入滁州时，南唐军还以为天降神兵，只得举旗投降。

赵普在第一次和赵匡胤会面时便立下大功。他观察力的缜密、情报工作的完善，更让赵匡胤大为折服，因此赵普立刻成为赵匡胤的首席智囊。几乎大小事情必找他商量。

不久，赵匡胤的部队捕获了一百多名盗贼，打算依军法处以死刑。赵普却表示，混乱中捕获的盗贼，其中一定有很多是冤枉的，因此建议派员重审，果然发现其中十之七八是无辜的。从此赵匡胤对赵普的建言更为尊重。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想找一个人来统领禁兵，他认为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是理想的人选。赵普不表同意，他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付以兵权。”太祖说：“我待彦卿非常优厚，他怎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赵普回答道：“周世宗待陛下难道不优厚吗?”这样一针见血的反驳，使太祖顿时哑口无言，只好决定自己统领禁兵。

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某人出任某重要职位，太祖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不表同意，但赵普却“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大怒，将他的奏折撕碎丢在地上。只见赵普面不改色。慢慢将碎片捡起来补贴好，隔天又上奏。太祖颇受感动，乃用之，果然非常称职。

P32-33

打开中国二十五史，北宋，是让中国人觉得很没面子的一个时代；对外战争几乎是战无不败，攻无不输；内部则是党争不断，变法无望。最后两个皇帝、太后、皇妃、皇子、皇孙全数遭俘，画下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

然而，细数历代风流人物，北宋又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创业宰相”赵普、“宽容儒将”曹彬、“首席战舰”寇准、“当代第一名相”文彦博、“元祐君子”司马光、吕蒙正、吕端、王旦、李沆、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名臣贤相之多，足使其他时代相形失色。

北宋的皇帝可也不差：赌命创业、为天下守财用财的太祖；爱惜人民、重视责任的仁宗；拼命改革、活活累死的模范皇帝神宗，都是历史上难得的好皇帝。

济济名君贤臣，却让重重的内忧外患浪潮给淘尽了。扼腕叹息之余，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或者说，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重新解读这个时代?

“危机管理”。是的，就经营管理的层面看，解剖的角度，没有比这个更恰当了。

根据《韦氏字典》的定义，危机是一件事的“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是“决定性的一刻”，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创办人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不流血兵变与杯酒释兵权，使创业初期的危机化为转机；然而，自第二任总经理宋太宗接任后，北宋公司几乎是一路“恶化”到底了。

太宗北征契丹，兵败歧沟关，局势恶化了；真宗澶渊之盟似胜实败，恶化了；仁宗庆历革新引发新旧党争，恶化了；神宗、王安石世纪变法失败，恶化了；曹太皇太后尽罢新党，恶化；宋哲宗“迎新弃旧”，恶化；昏君上任，小人当国，恶化!恶化!恶化!……

对北宋公司而言，每个危机——每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是死神一次又一次的招手。其中原因，绝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积弱不振”这个简单的答案所能解释的；北宋公司的覆灭，事实上是一连串经营决策错误、管理执行不当下的必然结果。

顺着创业、守成、兴盛、变法、衰亡这条历史轴线。陈文德先生抽丝剥茧般地为我们理出了这个“危机管理个案”的经营启示。

“文治主义”与“中央集权”，是宋太祖攘外安内的两剂苦口良药，果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危机，却也给不知变通、无力革新的接棒者有了但求安定的口实；太祖的银弹外交，原本是以经济力量消蚀敌力、征服外敌的竞争策略，后继者却是花钱只为消灾，但求能关起门来做皇帝。企业经营理念的扭曲与沦丧，面对危机的苟安与拖延，使北宋公司的竞争力江河日下。

中央集权与文治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官僚体系的膨胀。“闲官员”从真宗时代的一万余人增加到仁宗晚年的两万五千余人。“假军队”更从太祖时代的三十七万一路往上加：太宗的六十六万、真宗的九十余万，到仁宗一朝达到了空前的一百五十万。

政府冗员暴增，赋税自然增多了；官商勾结，豪门有钱有势更有权，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官僚体制僵化，阶级特权横行，公权力威信急速沦丧……这些潜藏的长期性危机，使北宋公司的体质一点一滴地恶化下去。

按理说，既然优秀的经理人辈出，北宋公司应该还是大有可为的。作者书中着力描述解析的，正是各个经营者与经理人的经营哲学与管理理念(从本书目录所列，读者即可清楚看出)。

只可惜，人一多党派的对立就出现了，什么“君子派”、“小人派”，什么保守派、温和改革派、激进派，什么“熙宁新党”、“元祐君子”……全都出笼了。虽然对立，但如果党派间能保持理性竞争，良性协调，对组织却是一件好事，无奈这些以高级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经理人，却是清议者众，行动者少；偶尔有寇准、王安石这类敢作敢为的“硬汉”出现，又被众人视为异端。这些少数的“行动派”，规划执行能力确实超人一等，却也缺乏用人、容人、沟通、妥协的管理智慧，只会做事不会做人。

对双方这种以为“择善”就应“固执”的心态，日本历史政论家山本七平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变法期的悲剧。也许就在于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几人都怀有几近于固执的信念所造成的吧!”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经理人更是左右公司前途的要素。美国著名咨询顾问公司“财星集团”的总裁史蒂芬·布朗(Steven Brown)，在他的著作《经理人常犯的十三个错误》中明白地指出：“造成一家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经理人失职。”

从北宋公司这个反面教材中，我们对“经理人失职危机”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古希腊史学家说：“历史只是用来不断验证人类的愚昧。”陈文德先生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他的理念可能接近法国历史学家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的见解：“每项历史研究，都假定在一开始时就应有个询问的方向，一开始就得有指导的方针。”借着经营管理这个“询问的方向”、“指导方针”，《北宋危机管理》呈现了另一片历史研究的天空：耐看，而且实用!

(本书原名《北宋危机管理》，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此文由原出版者所撰。)

陈锦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