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原名王长简;20世纪30年代以芦焚笔名行世。后因有人盗用“芦焚”而改用“师陀”。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这套全集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本书为第一卷,分上下册,收录的是短篇小说。
上册收入《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无名氏》五部短篇小说集,署名芦焚。作家初出茅庐即蜚声文坛,其作品“率多写的具有一种特殊魅力,诗一般的乡土小说醇味”(卞之琳),引人人胜,表现出相当成熟的艺术功力。
下册收入《果园城记》《石匠》《恶梦集》及由编者收辑佚文编成的《集外集》。《果园城记》以牧歌般的笔触委婉有致地描写出中原古城的沉闷而落寞的命运,《恶梦集》中的历史小说善于选取精彩片断对人物进行白描式刻划,张弛有度,精到得体;《集外集》将作家佚文尽收囊中,使读者一睹全豹,弥足珍贵!
在使人感到沉重的,满布了阴影的空气[中],在静的连最不容易在这里生存的苍蝇的飞动都可以清楚听出的静寂中,我预备在上首雕镂的老旧的太师椅上坐下。恰在这时,空中起了一种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震动,接着从里面小门里探出一个女人的头来,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常常看到的,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衫,那种约有四十岁光景,为了什么而生气似的,像一个女巫,或者更像一个女校长听差的女仆。(原来曾经在孟林太太家住了十年的一个,后来我听说她两年前死了。)她惊讶的望着我,然后低低的,发怒的问道:
“你有什么事?”
我说明了我的来历,女仆像影子似的退进去了。我听见里面咭咕着,约摸有五分钟,随后是开关奁橱的响声,整理衣服声,轻轻的脚步声和孟林太太的咳嗽声。女仆第二次走出来,向我招招手。
“请里面坐。”她说着便径自走出去。声音是神秘的,单调而且枯燥。
我走进去的时候,孟林太太正坐在雕花的几乎占去半间房子的红木床上,靠了上面摆着奁橱的装[妆]台,结着斑白的小发髻的头同下陷的嘴唇轻轻的不住弹动。他[她]并没有瘦的绉[皱]折起来,反而更加肥胖起来了。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缺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那里去了?她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还保持着的端肃、严正、灵敏又到那里去了?可敬的孟林太太,你是怎样变了啊?
她打手势让我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我刚才进来时她大概还在午睡,也许因为过于激动,一时间失措的瞠然向我望着。最后她挣扎一下,马上又萎顿的坐了下去。
“几年了?”她困难的喘了一口气说。
我诧异她的声音是这样大;那么她的耳朵原是很好的,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聋了。
“七年了啊!”我尽量提高声音回答她。
她仍旧茫然的频频瞅着我,似乎不曾听懂。就在这时素姑小姐从外面走进来,她长长的仍旧像一根杨枝,仍旧走着习惯的细步,但她的全身是呆板的,再也看不出先前的韵致;她的头发已经没有先前茂密,也没有先前黑;她的鹅卵形的没有修饰的脸蛋更加长了,更加瘦了;她的眼杪[梢]已经显出浅浅的皱纹;她的眼睛再也闪不出神密[秘]的动人的光。假使人真可以比作花,那她便是插在明窑花瓶里的月季,已经枯干,已经憔悴,现在纵然修饰,她还遮掩得住她的二十九岁吗?
我的惊讶是不消说的。可爱的素姑小姐,你也怎样变了啊!
她惨淡的向我笑了笑,轻轻点一下头,随后默然在孟林太太旁边坐下。我们于是又沉默了。我们不自然的坐着,在往日为我们留下的惆怅中,我们思想着我们在过去数年中断绝了的联系。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原是像一个老人样咯咯咯咯响的——不知几时停了。阳光从窗缝中透进来,在薄暗的空中照出一条淡黄的线。孟林太太家原来并不这样冷清,我很快的想起我们曾怎样亲自动手做点心,素姑怎样送我精工刺绣的钱装[袋],我们怎样提了竹篮到果园去买花红——唉,七年!在我们不知中时间并不曾饶恕我们,似乎凡是好的事情全过去了。
“你老了呢。”孟林太太为难的说,接着好像想改正自己。
P462-463
《师陀全集》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戏剧,未刊稿,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依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坚持两项原则:一是求全,二是重视选好版本。
所谓求全,即期望出版的《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其中包括师陀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字,以及未曾发表的著作和书信、日记等。师陀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雪原》、《荒野》,首次收入全集第二卷。第四卷的未刊稿,第五卷的书信、日记,也均是首次发表。求全也包括:全集收入了师陀的少部分非文学的思想资料。在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位资深的老作家,师陀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师陀30年代初出茅庐,作为一位漂泊无依游子的孤独;到40年代身居“饿夫墓”,心怀亡国之仇的沉重;再到50年代初期对未来生活的真诚与憧憬;及至十年浩劫中所经历的难以想像的恶梦,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艺术地升华为文学作品或以未刊稿形式留存,都已经凝结为世纪性的历史遗产。即使师陀创作的挫折和失误,也有助于读者解读充满神秘感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感悟到作家灵魂的颤栗、伤痛和顽强。比如,由于时代使然,50年代以后师陀的某些作品,曾经出现过某些趋时的肤浅,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衰微之象。但即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人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有着摆脱文化压抑的挣扎、苏醒和舒张;甚至还出现了肉体愈禁锢,思想越澄明的奇特景象。这些,只有在求全的追求中,才能够给读者提供窥探作家真实灵魂的良机。
不言而喻,求全并非意味着不顾创作水准,毫无选择地有文必录。对于未刊稿的处理,我们采取的是既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力求做到全而适度,全而不滥。
版本选择直接决定着全集的学术品格。我们力争:收入全集的著作,原则上均以初版本为准。由于多种因素的驱使,像不少现代作家一样,师陀的作品问世后,也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修改。有的作品修改的分量很大。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的文字,竞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作品的女主人公百合花,原来是个尊奉“三从四德”的无辜少女,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解放女性。作者在《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版序言中说,现在“给百合花一个好的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对读者也应该是一种安慰”。在这一善良愿望驱动下,作者对作品的改动,好像在重新创造一个百合花,从而使作品离开了历史的规定情境。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和长篇小说《结婚》的修改也有类似的情形。
抛开对作品伤筋动骨的改动不论,即使某些对个别词语的修改,较小段落的文字的增删,也有可能造成原文完整意义的瓦解。因为,对自己40年前的作品,用40年后的眼光进行修改,哪怕是异常小心谨慎的修改,也无法避免40年后当下思想的渗透、折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违背时下话语规范的异质话语进行规约,从而无法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一段时间内,作家像阵风似地修改原作,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出版现象,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历史的苦涩、无奈,乃至荒唐。不过,这一论题已远离了本文的论及范围,此处不赘。
对初版本的看重并不意味着对初版以后多种版本的拒绝。以初版本为基础,参照以后所出的较好的版本,对初版本出现的文字上的讹误进行相应的辨析、校勘,仍然是保证全集质量的重要途径。
任何优秀的作品都需要经过时间、空间的过滤而达到自身的彰显和留存,《师陀全集》当然也同样面临着新的读者群的选择。
以下是有关编辑体例等相关问题的交待。
为了保持作品原貌,作者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初次发表的报刊和初版本为依据收录。已收入作者各集子中的作品,每篇不再署名;新收入的作品,则在每篇之后署名。首次公开出版的书信、日记、未刊稿,均按原件收录,文字上不作任何改动。每卷集首,对该集著作的发表情况、版本沿革等问题作必要的说明。著作中作者的习惯用字如:底(的、地、得),他(它、她),恍、幌(晃),息(熄),燥(躁),卖(买),那(哪),傍(旁),作(做),帐(账),像(象、相),撅(噘),钉(盯),澈(彻),楞(愣),窠(窝),绉(皱),分(份),刁(叼),匹(只),驼(驮),抗(扛),止(只)……;用词如:叫化(花),吐(唾)沫,耽(担)心,吵(嘈)杂,忘(王)八,眼杪(梢),咒咀(诅),从(重)新,座(坐)落,破褴(烂),这们(么),已竟(经),照像(相),发见(现),糗(模)糊,摒(屏)息,端相(详),其(起)初……以及数字,写作不一致处,一律不作更动。
每卷所收已出版的著作以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未收入单行本的著作,以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写作时间有年、月可考而日不详者,列于该月之末;有年可考而月、日不详者,列于该年之末;无法确定时间者,列于该文体各篇目之末。
部分原文无题目,由编者酌加题注,以*号标示,采用脚注方式说明。原作中明显的错字、脱字、订正内容以[]号标示,字体调小,以示区别。个别字迹不可辨识的,用口号标示。疑有错讹无法订正的,以[?]表示存疑。
《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师陀全集目录索引》等资料,作为附编置于全集末卷。
《师陀全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增杰、王刘纯、刘进才、魏春吉、袁喜生、刘涛、赵福生、杨萌芽、李国平、侯运华、谢景和、李顺翔组成。刘增杰全面负责书稿的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王刘纯等分别担任各卷的编校工作和相关的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