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让人着迷的关于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平行传记,其重点集中在他们还是年轻人时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和毕加索那幅将艺术带入20世纪的作品《亚威农少女》。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取得这些令人惊讶的突破时,才二十出头,默默无闻但精力充沛,一无所有却注定麻烦不断。
在本书中,这两个青年天才如何生活和工作真相跃然纸上。照相术、电影、当时的前沿学科以及哲学家兼科学家庞加莱思想的影响在《亚威农少女》中都有所显示。爱恩斯坦跟大学老师格格不入,没有一个人推荐他去谋取一个大学的职位。
20世纪两个最具有原创性的心灵,几乎同时颇为相似的氛围下,经历敢他们最伟大的创造时期。爱因斯坦以相对论、毕加索以立体主义表征空间和时间。在最重要的意义上,他们俩其实解决同一个问题。
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和最重要的艺术家,几乎同时在颇为相似的氛围下,经历了他们最伟大的创造时期。
这本让人着迷的关于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平行传记,其重点集中在他们还是年轻人时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毕加索那幅将艺术带人20世纪的作品——《亚威农少女》。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取得这些令人惊讶的突破时,还不是后来那么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们那时才二十出头,默默无闻但精力充沛,一无所有却注定麻烦不断。有段时间,毕加索甚至带着剧作家雅里那装满空包弹的手枪,用它来射击那些他视为迟钝不堪或者认真过度的人。
在《爱因斯坦·毕加索》中,这两个青年天才如何生活和工作的真相跃然纸上。毕加索立体主义的发现,在坚实地扎根艺术传统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巴黎在世纪之交的智识氛围。照相术、电影、当时的前沿学科以及哲学家兼科学家亨利·庞加莱思想的影响在《亚威农少女》中都有所显示。爱因斯坦跟大学老师格格不入,没有人推荐他去谋取一个大学的职位,因此不得不去瑞士联邦专利局供职。在那里他发现自己沉浸于技术问题之中。其中与发电机设计和火车时刻表的协调有关的两个问题,对相对论的发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作为公认的世界著名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之一,才华横溢的阿瑟-米勒揭示了把20世纪两个最具原创性的心灵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爱因斯坦和毕加索恰逢其时地成熟在历史的那一刻——人们初次意识到理解空间和时间那种经典的、直觉的方式显然不恰当之时。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爱因斯坦以相对论,毕加索以立体主义——争取以一种更深层的、更让人满意的途径来表征空间和时间。在最重要的意义上,他们俩其实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
毕加索的画室有个小门廊,或者可以叫小房间。这个小房间的空间几乎被一个长沙发占满了,毕加索的密友们管这叫“女佣室”(chambre de la bonne)。到1906年的时候,毕加索把这个小房间变成了费尔南德的圣地。除了那张长沙发,还有一个柳条箱,上面盖着一条红饰带,那是费尔南德在他们初次见面时披在身上的,箱子上还摆着他为费尔南德画的素描像和两只从得克利希大街的交易会上赢来的花瓶。
“洗衣舫”的内墙极薄,完全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费尔南德回忆道:“冬天里面冰冷,夏天里面则热如蒸气浴。”20冬天要是没有燃料,这两口子就缩在床上。夏天的时候,除了腰间一块围巾,毕加索是裸身作画的。他故意把画室的门开着,一方面是为了通风,另一方面也是故意吸引过往的女人们对他评头品足地加以赞美。
在遇见费尔南德之前,毕加索的女人绝大多数是妓女,中间还穿插着一连串的巴黎模特儿,偶尔也有些短暂的罗曼史。对费尔南德狂热的爱情使毕加索把她守护得极其严密。而费尔南德生性喜好卖弄风骚,毕加索因此嫉妒万分。为了防止其他搞艺术的家伙勾引她,毕加索打从她搬进他的画室后便将她隐藏于“闺阁”中。他把她锁在家里,自己把外头要跑的事全包了。27
有时毕加索的嫉妒爆发成为公然的施暴。有一次,费尔南德听到外面街上吵吵嚷嚷,说“巧兔”咖啡馆发生了一桩枪击事件。她想方设法从画室里挣脱了出来,跑到“巧兔”亲眼看个究竟。而此时毕加索早已到那儿瞧热闹去了。他一眼看到她,不由分说地抓住她,劈里啪啦地毒打一顿,然后将她拽回“洗衣舫”。当费尔南德甩手而去时,毕加索追到拉维尼昂街头,一边还不停地祈求宽恕。末了,他们跟以往多次恶战后一样又和好如初。总的来说,费尔南德是毕加索当时最理想的情妇。他们不为寒冷和饥饿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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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毕加索》被译成中文,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巴勃罗·毕加索是20世纪的偶像。他们的名字在全世界都是高度创造力的同义词。他们的照片无人不识。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20世纪艺术上的每一场运动,要么是由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派生出来的,要么是对它的反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完全是普适的。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方程式和西方方程式。虽然存在着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但是在这里,一种创造性的强烈欲望把它们联系起来。无论身处何地,艺术家们都有这种探究超越表象的实在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探究过程中,巴勃罗·毕加索与中国艺术家们的愿望是一致的。
与毕加索从未到过中国不同,爱因斯坦曾经访问过中国。他在1922年11月15日抵达上海,人们把他当成电影明星来欢迎。爱因斯坦则为中国人的恬静沉着、喜爱思考和彬彬有礼而着迷。在德国受到过分夸大的颂扬后,他喜欢这种不同的欢迎方式。
我的书仔细考察了他们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即20世纪头15年的情形。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于1905年和1915年相继发现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理论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所在世界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结构是受它所包含的物质影响的话,广义相对论就是一种几乎纯粹通过推测得到的结果,这种推测是有关宇宙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广义相对论常常被视为人类曾经构造出来的最美的理论。我关注的焦点是狭义相对论,因为其中一个绝顶精妙的结论是:被视为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对于相对静止的观察者而言是同时性的,但是对处于作相对运动的观察者而言则不具有同时性。而且,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不存在任何优先观察这一现象的方式,因而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同时性。同时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你观察它的方式,就是它存在的方式。
虽然毕加索在1907年很可能对爱因斯坦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一无所知,但艺术家们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表现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当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为先锋派的思想浪潮的核心问题。毕加索是从他远离立体主义的一步、1907年的杰作——《亚威农少女》开始探究这个问题的。在这幅画中,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透视点,更确切地说,很多面部表情和身体形状都是从多个视点同时表现的。你观察它们的方式,就是它们存在的方式。
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实际上是在探究同样的问题。这是在我认真地考虑科学与艺术中的创造性之间关系后,得出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在创造性开始出现的时刻,学科间的障碍就消失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对爱因斯坦而言,它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面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而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的形式简化为几何。
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在创造这些惊世之作的时候,并不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年老体衰的著名人物。他们才20多岁,默默无闻,精力充沛,穷困潦倒,麻烦不断。与朋友、同事和情人在一起时,凭着旷世天赋和才华,他们发挥着挡不住的个人吸引力。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创造之美动人心魄。他们沉浸在工作中时,是超凡脱俗的局外人,做着他人从没有做过的梦。
他们有时厌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抛开这一点不谈,他们的经历催人奋进。通过一种超常的自信和不屈不挠的拼搏,他们在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都陷入绝望的环境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智力伟绩。
阿瑟·I·米勒
2003年7月,伦敦
(一)
在西洋“情人节”的当儿,我总算把这本磨了两年多的稿子译校完毕。两年多来,我经历了人生的一场大转折。命运改变了我的处境,也多少改变了我的处世方式,然而并没有彻底改变我的“不识时务”的性格。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对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事情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浓情。“莫道清茶不是酒,情到浓时也醉人。”是爱因斯坦的人格魅力让我着迷,一种心向往之而力不能及的着迷;也正是这种浓情让我在两年多前答应潘涛博士,从事这本书的翻译。在“隋人节”的当儿完成译作,是否也是一种巧合?
有人说,翻译之事,有如戴着镣铐跳舞,非有极深的中外文功力不得轻易为之。诚哉此言!尽管我曾独立翻译、也与朋友一起合译过几本书,但我知道自己的功力还远远不够,如果翻译自己熟悉的题材还算勉强可以的话,对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就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本书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关于“毕加索”的,而我对此并不熟悉。拿到原书后,我有两个月没有动手译一个字。
我的担忧被好友龚旭所察。她的校友伍梅红女士,系英国语言文学硕士,现居北美。她不但有兴趣,且有闲暇来做翻译。我简直欣喜若狂了。后与伍女士联系上,并商议由我来译爱因斯坦部分,她译毕加索部分。后来由于一些别的事情的打扰,我未能全部完成本书的爱因斯坦部分的翻译。最后的翻译分工如下:我译中译本序,第1、第3和第6章,致谢,原版书勒口上的综述,封四上的评语以及其他漏译部分。伍女士译第2、第4、第5、第7、第8章,间奏曲,注释,以及第6章的“庞加莱、爱因斯坦和时间的性质”小节。在完成最初的译稿之后,两位译者互校了对方的译稿。
我制定了整本书的翻译准则,并将参考文献、注释和索引全部扫描录入,对照原文,校对完毕。按照人名的不同国别,确定人名的最后译法。
由于书中涉及物理学的诸多细节,我请对物理学史有较深研究的关洪教授审校了全书。关教授拨冗做了核校,并改正了一些错译之处,为本书增色不少。在关教授校正的基础上,我又对照原文做了最后的校订。在尽可能保留伍女士翻译风格的同时,我又做了必要的统校,增加了必要的译者注,统一了所有的人名、地名译名,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误译。如果译稿还有任何错误之处的话,则应由我来承担全责。
必须承认,我并不完全认同作者的一些分析。对科学中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米勒教授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尽管还存在一些未定的因素。相信读者一定能从本书中得到自己的感受,进一步激发自己的思考。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过多位同仁的帮助,特别是所长刘钝研究员对我的大力支持。正是他的宽容大度,让我可以花相当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如果没有好友龚旭,我就不可能有与伍女士的合作。龚旭的引荐之功不可没,在此谨致谢忱。
最后还要感谢本书作者阿瑟·I·米勒博士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他欣然答应为中译本写序,并且总是迅速解答我在翻译过程中随时提出的问题。
尽管花了不少气力,书中肯定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方在庆
2003年2月14日初稿
8月2日修改
(二)
译毕《爱因斯坦·毕加索》一书我负责的章节,我既非常高兴,又若有所失。从2001年10月接稿到2002年9月完工,整整一年,我沉浸在这本书中,那种极度的辛苦、极度的愉悦,可能只有从事翻译的人才能体会到。看到眼前即将付梓的校样,有一种终于可以轻松下来的解脱感,但想到这个已经成为自己孩子一般的宝贝要脱壳而去,又心有不舍。
虽然这些年我在北美也作过不少翻译,但翻译米勒教授的这本书,实实在在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享受、灵魂上的一种净化。不仅我有这种感受,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受到感染。好几次在朋友的聚会上不由自主谈到这本书,大家先是惊讶,“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这是哪跟哪呀?”但接着大家便被米勒教授从时间、空间和创造力的角度对两位巨人的共通之处所作的独到研究所折服,然后便会大谈这两位伟人的非凡生活和划时代成就,空气中充满着油然而生的敬意。为了更好地理解毕加索,我曾多次“率领”全家前往耶鲁大学的美术馆。收藏毕加索和米勒先生书中提及的另外一些画家如马蒂斯、康定斯基等人画作的展厅,成了我们一家最喜驻足的地方。有一件小事能说明毕加索对我们的影响,我五岁的儿子有一天从幼儿园带回一张他的画,上面是两个重叠的手掌印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颜料,没等我开口,他就说:“妈咪,我告诉老师我画的是毕加索。”本来没在意的我突然非常感动。儿子是不懂什么是立体主义的,但他观察到的皮毛已经让我非常自豪了。只可惜,我们两次奔赴纽约想去参观现代美术馆和它收藏的《亚威农少女》的计划都因故未成,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有幸和方在庆先生联手翻译《爱因斯坦·毕加索》一书,我非常高兴。合作翻译向非易事,尤其是我们二位译者,天各一方,合作起来难度就更大。多亏现代技术如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给我们带来了远非爱因斯坦、毕加索时代所能比拟的方便和迅捷,使我们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我衷心感谢方先生在翻译出版此书中做的各种工作和努力。另外,虽然两位译者互校了对方的稿件,但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请有识之士斧正。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我必须感谢在我翻译过程中给我无私帮助的家人和朋友。首先我得感谢的是老朋友龚旭女士,她的力荐让我得以参加这种愉快又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我得感谢我的妹妹伍剑和妹夫史玉杰,是他们在工作、学习都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抽空录入了我译稿的所有译文,并通读所译的全部章节,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有,我在加拿大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加拿大无线电顾问局(Radio Advisory Board of Canada)总经理坎贝尔(TedCampbell)先生对原文涉及的许多法语名词提供了英语解释,并且还提供了许多与原文有关的背景知识和有关网站,对此,我感激万分。当然我还应该感谢我的丈夫孙欣新,他不仅尽可能多地担负起照顾一双儿女的重任,而且还以一个物理学博士的严谨与我一起探讨书中所涉及的物理学问题,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的一双儿女,虎子和雪儿,在妈眯“做作业”时忍着不来打扰,令我非常感动和自豪。最后,我非常感谢关洪教授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虽未有机会与他们谋面,但他们为出版本书所做的工作,我铭记在心。
伍梅红
2003年7月于美国康州
(三)
本书原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八面风文丛”之九初版并重印,现纳入“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人物”子系列再版。趁这次重版之机,我对全书又做了一次校改。因合作者伍梅红女士远在美国,未及与她沟通。或有错改之处,责任在我。
方在庆
2005年12月12日于北京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之间的联系,但很少有人能深入地探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阿瑟·米勒写了一本引人人胜且发人深省的书。
——加德纳(Howard Gardner),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为什么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于20世纪初在物理学和绘画两个领域中同时经历了根本性的和摧枯拉朽式的变革?这对当代的文化史学家来说是最大的问题之一。米勒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据此可以第一次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米勒像测定云室的原子粒子的轨迹一样勾勒出了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事业轨迹,他显示了这位画家的创造力与爱因斯坦思想的爆发力是如何互动的。
——肯普(Martin Kemp),《牛津艺术史》主编
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在其明显不同的领域里,作出了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阿瑟·米勒娴熟地把他们的生活,尤其是两人卓越的创造力爆发编织在一起,平行展开。他认为两人都深受庞加莱几何学思想的影响,这一看法特别令人着迷。
——布拉迪(Michael Brady),
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工程学会会员,
牛津大学信息工程学BP教授
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充满了让艺术史家和科学家惊奇的东西。阿瑟·米勒深入探讨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的复杂性,找到了它们之间真实的联系。他那生动的文笔不仅让这个题材顿觉新鲜,而且让来自“两种文化”的每一方的人士都能理解。
——格林(Christopher Green),《立体主义及其敌人》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