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本书对周公生活的时代、生平事迹做了翔实的考察和评述，并进而对周公的天命神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礼制体系、音乐文化实践、古代神秘文化、“周公辅成”等基本问题做了系统、严谨的考察、辨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观点。全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文笔流畅，是填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空白的、富有创意的优秀著作。

《周公评传》这部著作，对周公生活的时代、生平事迹做了翔实的考察和评述，并进而对周公的天命神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礼制体系、音乐文化实践、古代神秘文化(《周易》的占筮、龟卜、梦占等)、“周公辅成”等基本问题做了系统、严谨的考察、辨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观点。例如，作者说“周公对商代神本文化的超越与否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本文化奠定了基础，由此也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的地位”，平心而论，这是真正的从平实中见精神、从繁芜中抓关键问题的见解。又如，作者说：“开创‘礼仪之邦’的时代应当说非周代莫属，而奠定周代伦理政治思想及其制度的功臣则应首推周公”，“周公的伦理思想奠定了华夏民族的伦理基础”。作者还认为，制礼作乐是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绩，而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建立周代的一系列制度，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法、礼仪、祭祀、教育等制度及乐舞活动，是对周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较全面的规范。这样看待周公的“制礼作乐”，远比那种把制礼作乐仅仅看作礼仪的制定和音乐舞蹈活动的展开的世俗观点要深刻、全面。诸如此类的平实而又深刻的见解，书中还有很多。

序

第一章 周公的时代

一、周公与周族的兴起

二、“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公的历史使命

三、周公与周初其他重要政治家

第二章 周公的生平事迹

一、辅佐武王

二、执政称王

三、东征平乱

四、封藩建卫

五、营建成周

六、致政成王

第三章 周公的天命神学思想

一、夏殷蒙昧主义的天命观

二、周公理性主义的天命观

三、周公天命观对后世的影响

第四章 周公的政治思想

一、推崇德政

二、倡导任贤

三、力言保民

四、宗法政治

第五章 周公的法律思想

一、以礼为法

二、明德慎罚

第六章 周公的伦理思想

一、周代以前的道德观念

二、周公的“德”、“孝”伦理观

三、周公的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第七章 周公的礼制体系

一、政权机构

二、经济制度

三、礼仪制度

四、教育制度

五、祭祀制度

第八章 周公的音乐文化实践

一、制作《大武》，以夸战功

二、创作雅乐，以导伦理

三、规范礼乐，以系宗法

第九章 周公与古代神秘文化

一、周公与龟卜

二、周公与《周易》占筮

三、周公与梦占

第十章 “周公辅成王”事件对后世的影响

一、西汉霍光受遗命法周公辅二帝

二、西汉王莽假扮周公伪善篡国

三、明代朱棣自命周公靖难夺皇位

参考文献

后记

周族是与夏、商同样古老的部落，不过这个部落位于偏僻的西部，即今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相传这一带有一条河名为姬水，该部落因此而得姬姓。

在周人的传说中，其始祖叫后稷，在夏王朝担任主管农业的官职。后稷名弃，为有邰姜螈所生。姬、姜为两个互相通婚的相邻部落。姜姓部落盘踞在邰地，即今陕西省的武功县内。周人始祖弃的生母姜螈是这个母系氏族部落的女酋长。

先秦史诗《诗经》记载了关于后稷庭生的神话传说．姜螈向上帝求子，履其足迹感孕而生后稷．后稷出生以后，显示了种种神迹。把他丢到小巷，牛羊哺乳了他；把他放在寒冰上，飞鸟又用翅膀庇护了他。他后来被尧尊为农师，被舜推为后稷。这个传说反映出周人的祖先经历过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并且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行列。不过，把后稷这个男性作为周族的始祖，这标志着周人从此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部落，周族长时期地依附于夏、商等强大的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几经兴衰。从传说中的后稷起到夏朝后期，周族首领长期世袭主管农业的“稷”这一官职。但到夏朝衰落之时，农业似乎已不受重视，周族首领不密只好回到家乡，“自窜于戎狄之间”，跟西部更为落后的其他部落往来。在沉寂一段时间以后，不密之孙公刘将周族人迁到豳地，即今陕西枸邑县境内。公刘精心策划，惨淡经营，使周族经济、人口和军事力量都有了初步的发展。周族这时因尽力农垦，粮食已有剩余，并且已建成自己的军队，初具国家规模。公刘成为周人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公刘之后，周人中又产生了一个杰出人物古公亶父。这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狄人的侵扰，古公亶父被迫将族人迁至岐山之南的周原。此地即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在古公直父的经营下，周人的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已开始修筑城郭，强化国家机器，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由于国力的进一步强盛，这时已有一些弱小部落依附于周。到古公亶父之子季历时期，周人已开始扩张自己的部落，不断打败西方和北方的戎狄等族，并与商联盟。不过，因为周人实力已对商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季历受到了商王的迫害。

将周族部落实力发展到与商王朝全面对抗并战而胜之的关键人物是季历之子姬昌，即周文王。他经营周族部落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因商人已感到周人的威胁，把他抓起来长期囚禁于羡里。他逃脱商人之囚后，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商人的征战。在取得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周人把商在西部的属国统统收归自己所有，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局面。这时，周文王把都城迁入丰地(今陕西沣河西户县秦渡镇一带)，一个新的国家宣告诞生。正当周人准备对商王朝实施最后一击时，文王去世了。尽管壮志未酬身先死，文王却堪称周王朝的真正缔造者。

文王去世以后，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即位后第二年，即下了进攻商王朝的决心，他会盟八百诸侯于孟津(今河南省孟县附近)，声势十分浩大。众诸侯一致要求立即兴师伐纣，但武王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在会师后就回国了。这次会盟虽未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却由此表明周比商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周代商已成必然之势。

又过了几年，商纣王荒淫无道，其主要大臣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进谏，却落得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亡的结局，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这时，又由于东夷叛商，商纣王被迫对东夷进行讨伐，以巩固后方。但讨伐东夷的结果，造成了军事力量的分散和削弱，对商王朝而言，显然是雪上加霜。此时，周武王意识到对商王朝发动总攻的时机到了。于是，在武王十二年二月甲子日清晨武王率师向商王朝的军队发起猛烈进攻，这就是著名的牧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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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的叔父。他一生辅助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在文化上大有开拓。据《史记》记载，“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东征，“周公辅行”；武王伐纣，“周公佐武王”；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而“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去世后，周公惟恐天下叛乱，而“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成”。摄政之初，流言四起，诋毁周公，蛊惑成王。但周公不惧流言，坦荡行事，并奉成王之命平定了管叔、蔡叔、霍叔发动的“三监之乱”，以及武庚之乱，最终使得“诸侯咸服宗周”。待成王成人，“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恭恭敬敬地“北面就臣位”。为了防止成王治理天下出现弊端，周公讲述殷周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诫成王”。在成王当政，天下已安后，针对“周之官政未次序”的状况，“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尽管对于《周官》(《周礼》)是否周公所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司马迁将其当作周公的作品，至少可以看出太史公充分肯定周公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而周公的这种贡献，又是通过对成王的辅佐而实现的。通过周公辅佐武王、成王父子的事迹，可以看出，周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之士的代表，是贤人政治的典范，是忠臣贤相的楷模。周公通过政治实践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圣贤传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唐代白居易的《放言》诗中说：“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同是生活在唐代的韩愈，在创建他的道统论时，将周公与尧舜禹汤文武并提，是有道理的。圣贤气象，圣贤文化，是周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之一。

周公对于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制礼作乐，亦即开创了礼乐文化的先河。《礼记·明堂位》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文王世子》则称：“周公相，践阼而治”。《尚书·洛诰》记载，成王曾当面称赞周公尊奉天命，厚待宗族，礼遇诸侯，按照礼节大祀文王，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很繁杂，但仍然进行得有条不紊。《诗经·周颂·吴天有成命》，主要是称颂成王的美德，赞美成王继承了文王、武王的事业，成就了新的大业。按照汉初思想家贾谊的说法，“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到了成王，“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新书·礼容语下》)。而成王之所以能够成就这番大业，是和礼乐制度的创设密切相关的。《尚书大传》就曾明确指出：“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成王实行的以制度文化为核心的这套礼乐文化，毫无疑问，是周公创制的成果。《吕氏春秋》就明确指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这也就是成王被称为成王的根本原因。作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经典的《周礼》、《仪礼》两书是否周公个人所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两部经典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是周代礼乐文明昌盛的重要精神源头，而周公参与其事，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是质疑周公与《周礼》、《仪礼》关系的人，也很难否定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其实，从广义上讲，西周在经济上的井田制度，在政治上的宗法制度，在文化上的礼乐制度，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部分，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周公创制的、以至影响后世的周代礼乐文化的主体。孑L子所要从的“周”，所要复的“礼”，根本上就是周公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之“周”，是周公所制定的礼乐文化之“礼”。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清末，中国人所自豪的礼仪之邦，所崇尚的礼乐文化，都与周公特别是他制礼作乐的事业有密切联系。  周公对于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德的观念的确立和光大，特别是对仁德政治的确立。根据《史记》记载，周公“为子孝，笃仁”。孝、仁，当然是美德。而辅佐武王、成王父子成就大业，特别是辅佐成王而自觉地秉持“臣”位意识，所昭显的显然是道德理性，是对德观念的弘扬和践行。其实，“周公辅成”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广泛重视和赞誉，根本的原因，在于里面所蕴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为了防止成王执掌大权后“治有所淫逸”，周公通过殷周治乱的历史事实，劝诫成王要勤政畏天，“率祀明德”，反对骄奢。周公还通过对殷亡教训的总结，明确阐述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提出要敬德、明德、慎罚，只有敬德，才能“祈天永命”。同时，还要简政近民，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此外，还要通过教育，使得老百姓永远“怀德”，社会和谐统一。从总体上说，周公在德方面的贡献，一是以孝、仁为核心的个人修养的培育，二是对仁德政治的实践和阐释。可以说，中国古代仁德政治的思想源头和具体实践，始于周公。

周公对于中国文化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对天命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和发展。殷人有着一以贯之的天神崇拜传统。周人继承了这个传统，同时又更新或者说是重铸了这个传统，亦即把德观念引人了天神崇拜系统，创造了以德配天的新的解释理论．而这个工作的主要完成者，就是周公。《尚书》、《史记》的多处内容表明，周公把天命转移与否，与德的有无直接联系起来。殷革夏命、周革殷命，都是出于天命，而天命是主张爱民、敬德、修德、勤政，反对残民、淫逸、骄奢、暴政的，因此，天命转移的价值依据，就在于统治者德的有无，从而解释了王朝更迭的合法性依据问题，并赋予天以道德理性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品格。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新的天命观念，尽管是武王伐纣誓师时通过武王的口讲出来的，但毫无疑问，这种价值理念，是和周公对天命思想的创造性理解和诠释密切相关的。后世儒家“天道神圣”的观念，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天的内涵的理解和敬畏(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应当是与周公对天命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分不开的。

周公对于中国文化的又一贡献，是对于传统的尊重，这对中国文化中崇尚传统的传统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具体而又集中地表现为对生王和先王之道的崇奉．如前所述，《史记》记载，武王去世后，“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故“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之流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和召公表明心迹：“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我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太王、王季、文王是周公崇奉并经常作为圣君典范而提到的。在告诫康叔如何治理殷民的时候，周公说：“先王既勤用民德”，“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先王成了受命之君的代称，成了仁德政治的楷模。周公甚至要求康王学习、借鉴已经被周王朝灭掉的商王朝的圣明君王的治理经验，发扬其优良的文化成分，“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尚书·康诰》)，可见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在据传为周公所作的《诗经·文王》篇里，一方面阐述后世君王应当以殷为鉴，效法文王(后世君王的先王)，另一方面反复咏叹、强调“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都深刻反映了其尊重传统的思想．当然，《诗经·文王》未必就是周公本人的作品，但作为当时社会上层人物的作品，其思想和周公的相关思想一致，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可见，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周公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

关于周公的研究，国内只有零星的论说，缺乏系统的成果。其主要原因，一是过去在很长的时期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二是周公研究本身的难度太大。前者不言而喻，后者需要加以说明。我们知道，研究历史人物，需要确切的资料。但是，关于周公的研究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和《史记·周本纪》固然是可信的资料，《尚书》里面的若干篇章也保留了周公的一些言论’但从系统研究的角度讲，仅仅有这些资料还是不够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讲，周公的事迹有不少属于传说。要在浩繁的史籍中筛选出蕴含周公事迹的资料，厘定周公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炼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见解，绝非易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应贵州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该丛书历史跨度从先秦到晚清，每本都以该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书名，如《孔子与中国文化》。我们厘定的“大思想家”，先秦时期的包括孔、孟、老、庄、荀、韩、墨，没有周公。之所以没有选择周公，主要是觉得研究的难度大，资料少，史料很难坐实，没有研究专家。因此，尽管多位顾问(该套丛书的顾问是张岱年、蔡尚思、任继愈、庞朴、汤一介、萧萣父、李锦全、方克立、方立天、张立文)提议将周公列入该丛书，但我们考虑到作者难找，最终还是没有将《周公与中国文化》列入计划。现在，辜堪生教授与李学林副教授撰写的《周公评传》完稿了，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这个重要的课题终于有人完成了！至少，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说，这本著作弥补了我们“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的缺陷(应当说也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缺陷)，使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周公的思想、业绩和地位得到彰显。我感谢堪生教授所做的工作。

《周公评传》这部著作，对周公生活的时代、生平事迹做了翔实的考察和评述，并进而对周公的天命神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礼制体系、音乐文化实践、古代神秘文化(《周易》的占筮、龟卜、梦占等)、“周公辅成”等基本问题做了系统、严谨的考察、辨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观点。例如，作者说“周公对商代神本文化的超越与否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本文化奠定了基础，由此也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的地位”，平心而论，这是真正的从平实中见精神、从繁芜中抓关键问题的见解。又如，作者说：“开创‘礼仪之邦’的时代应当说非周代莫属，而奠定周代伦理政治思想及其制度的功臣则应首推周公”，“周公的伦理思想奠定了华夏民族的伦理基础”。作者还认为，制礼作乐是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绩，而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建立周代的一系列制度，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法、礼仪、祭祀、教育等制度及乐舞活动，是对周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较全面的规范。这样看待周公的“制礼作乐”，远比那种把制礼作乐仅仅看作礼仪的制定和音乐舞蹈活动的展开的世俗观点要深刻、全面。诸如此类的平实而又深刻的见解，书中还有很多。当然，由于周公研究可资借鉴的成果很少，确凿的历史资料并不丰富，特别是学术界历来就有自由争辩的传统，因此，对于书中某些材料的运用，学人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例如《周礼》、《仪礼》与周公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可百花齐放。

按照中国文化的礼仪，辜堪生教授是我的学长。他礼贤下士，要我给这部著作写篇序言。我诚惶诚恐，推辞再三，无奈堪生学长始终坚持，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勉为其难吧！以我的学术视野和时下的学识，可以给这部著作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和商榷之处，实际上我也给堪生学长讲过多次。比如，按照现有的框架结构和内容，特别是考虑到关于周公史料的某些传说性质以及学术界的不同见解，我曾经建议将书名改为《周公与中国文化》(如果我主编的“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的出版工作还没有结束的话，我一定会将此书纳入)，这样，有些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当然，如果真要改名为《周公与中国文化》，又会引出新的问题，比如全书范围的扩大、内容的拓展等等。目前书名仍然叫做《周公评传》，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在我看来，使用《周公评传》这个书名，反映了堪生学长的学术勇气，以及学者的责任感。  总的说来，这部著作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文笔流畅，是填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空白的、富有创意的优秀著作。因此，我高兴而又认真地阅读了它，并且乐意为它撰写这篇也许篇幅过长而又借题发挥的序。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们的国家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我祝贺堪生教授以这部著作来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真诚地愿意和堪生教授以及学界同仁一道，用自己的学术努力及其成果，“阐旧邦以辅新命”，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努力。

                 李宗桂

             2004年9月6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接受《周公评传》撰写任务已是上世纪末的事了。当时之所以冒昧地承接这一艰巨任务，一是应大学同窗、同事大刚博士之邀，盛情难却；二是门外汉(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知史学领域之水深水浅。任务接下之后，方知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虽无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却也有不小心上了“贼船”的无可奈何。取《周公评传》之名也绝非同窗宗桂教授所言的“学术勇气”和“责任感”，而是不知“天高地厚”。邀约友人学林副教授共担重任，一则可以减轻个人负担，二则也可集思广益，尽量提高研究质量。

关于周公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特别匮乏，第二手资料又过于繁芜，难以梳理，所以进展十分缓慢，时断时续，前前后后拖了好几年。由于我们学力不逮，视野有限，研究成果难免疏漏、错误，恳请学界朋友不吝赐教！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们非常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各级领导、科研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大力支持；我们特别要感谢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宗桂教授在百忙中认真阅读拙作，给我们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并三易其稿为该书作序；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舒大刚研究员为我们提出宝贵的学术见解并将拙作纳入“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为本书正式出版费心尽力；我们还要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吴野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方建研究员在认真审阅本书稿后留下的鼓励性评价和宝贵的修改意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责任编辑何静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辜堪生

             2005年5月于成都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