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如此优厚的礼遇，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整个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红学研究是一扇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轨迹的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窗口。围绕着这部“天书”和它在现代中国自勺传奇历程，可说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让我们将时针倒转，重温一段熟悉而又陌生的沧桑岁月……

慈禧太后竟然是一位红学爱好者，经常以贾母自比；胡适早年竟然是个红学索隐派，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传世名著《红楼梦考证》竟然是在书商催逼下仓促写就；一位普通编辑改变了一代中国人阅读《红楼梦》的习惯；……

这些并非小说家虚构的情节，而是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

《风起红楼》将现代红学发展历程中难解的学术公案，复杂的人间恩怨，娓娓道来．为读者揭开了一个个隐藏在红学背后的秘密。

《红楼梦》：现代中国的一部天书

老佛爷的红楼角色体验

 清代宫廷里的红楼热

 乾隆带头搞索隐

 慈禧也是红楼迷

 自比贾母为哪般

现代红学第一人

 王国维和他的《红楼梦评论》

 从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

 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

 大师之外的红学风景

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书

 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索隐之外的红学风景

 也是以治经史的功夫研究《红楼梦》

 索出了什么隐情

 蔡元培的索隐同道

 未能忘情于红楼

从索隐到考证

 对胡适一段学术历程的考察

 胡适曾是索隐派

 幼时酷嗜小说

 脱胎换骨的留学生涯

 杜威教授的决定性影响

 全新的学术道路

也开风气也为先

 胡适的新红学之路

 时势造英雄

 新红学产生的时代摇篮

 胡适比王国维幸运

 从初稿到改定稿

 亦师亦友治红学

 《红楼梦考证>考出了什么

 红学文献的深入挖掘

 甲戌本的发现

 好运连连

 何为“新红学”

 新红学面临的批评和挑战

 胡适对《红楼梦>的酷评

命运，因红学而改变

 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

 命中注定的红学之缘

 剧谈《红楼>为消夏

 失而复得的手稿

 《红楼梦辨》辨了些什么

 对《红楼梦辨》的修正

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兼说两人的友谊

 蔡元培对胡适的赏识和提携

 针锋相对的论战

 他有这种雅量

新红学之外的奇丽风景

 漫谈鲁迅的红学研究

 锐意穷搜，时或得之

 对新红学的参考借鉴

 鲁迅的先见之明

 对鲁迅抄袭盐谷温公案的一点辨析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五四领袖说红楼

 陈独秀与《红楼梦》

 五四干将论小说

 《红楼梦新叙》

 狱中说红楼

 鲁迅是否曾骂陈独秀为焦大

他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汪原放和他的亚东版《红楼梦》

 一个新的阅读时代的到来

 当时还没有别的人和书店做这一项工作

 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

 本子应多备几种拿来校对才好

 从初版本到重印本

 我们应该感谢他

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

 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问题的提出

 对两人交往情况的考察

 对两人争论真相的辨析

 有关《跋脂文》的批阅问题

 对《红楼梦新证>写作缘起的考察

 周汝昌评述胡适的三个阶段

 余论

哪儿来的“恩恩怨怨”

 平伯、周汝昌关系考辨

 对两人关系的几种不同说法

 一篇引发恩怨的文章

 对俞平伯文章的分析

 周汝昌对俞平伯的批驳和不满

 “当头一棒”

 围绕靖本《红楼梦》进行的所谓“暗斗”

 由靖本《红楼梦》引发的风波

 对事情真相的初步考察

尾声

青史凭谁定是非

 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

 运动的重新考察

 建国初期忙碌、高产的俞平伯

 两个小人物的发难

 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介入

 政治运动中的众生相

 “隔岸观火”的胡适

 运动之后的余波

参考文献

写在后面的话

谈到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开创新红学的胡适等人身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接受后学者的敬重和景仰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样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是他，揭开了现代红学的第一页。没有他的首创之功，很难想象后来新红学的巨大成功。他虽然只写了一篇红学文章，但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使其在20世纪红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将此人称作现代红学第一人，无疑是非常恰切的。

他就是王国维。

从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

王国维涉足《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其个人偶然的因素。在20世纪涌现的众多专业或非专业的红学家中，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注定研究红学的，之所以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则各有各的个人因素和机缘，一部红学史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浪漫色彩。

王国维研究红学的机缘在叔本华这位洋人哲学家，如果不是他对叔本华的生存哲学感兴趣，有着深刻的领悟，也许他就不会在《红楼梦》中找到共鸣，进而写出那篇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来。自然，也不是谁看了叔本华的哲学著作都能写出这篇宏文的，这需要足够的天资、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感悟力。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时世造英雄。一个人再伟大，再先锋，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走得再远，也只能走到时代所能允许的极限，而不可能再多走一步，否则就是科幻小说中的超人了。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难解释，从《红楼梦》面世到撰写《红楼梦评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学术功力如王国维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单单把机会留给了王国维?

显然，要深入了解这位现代红学第一人，深入理解《红楼梦评论》，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当时的红学研究状况。

这里要稍微宕开一笔，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众所周知，从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红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红学研究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受西方人文思潮的影响，以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以前被视为淫词邪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被视作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文化利器，从文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诗文独大的传统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这一文学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现代化进程。

红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较为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成熟的，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彻底转变。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糅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开明与保守，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虽然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意，往往将其作为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来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很少几部小说，《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一部，仍然受到广泛的赞誉。比如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一文中称：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  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曼殊在《小说丛话》一文中也提出：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

其他如觚庵在《觚庵漫笔》中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邱炜茇在《菽园赘谈》中称“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遣词用句虽然不同，但对《红楼梦》的高度称许则是基本一致的。

P10-11

          《红楼梦》：现代中国的一部天书

尽管《红楼梦》面世不久就有人因拥林拥薛的意见不合，几乎老拳相加；尽管在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中就已经流传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类的美谈，但《红楼梦》真正获得民族文学经典的崇高地位却是在20世纪，围绕着一部残缺的小说竟然形成一门专学，而且还能与敦煌学、甲骨学一起，并称为现代中国的三大显学，这样的传奇故事也是发生在20世纪。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如此优厚的礼遇，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整个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同样，也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有着如此繁多的谜团，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引起人们如此持久激烈的争论。为什么一部小说作品有着如此繁多的难解之谜，为什么研究者越是努力，需要解决的难题却比已经解决的还多?为什么一部小说作品竟然让如此多的中国人牵肠挂肚，让不少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痴迷不已，终生难以自拔?为什么红学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谜团，一个现代中国的文化之谜。从这个角度立论，将《红楼梦》称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天书，相信并非夸饰之辞。

现代中国尽管佳作如林，名家辈出，但《红楼梦》仍拥有最多的读者、带着最耀眼的光环。从天下无双到世界一流，从历史教材到百科全书，众口一词的赞誉在各类红学著述中随处可见。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毛泽东的评价。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到中国当时的状况时，曾明确指出，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将《红楼梦》作为一项可以与其他国家媲美的、值得骄傲的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是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这番言论的，它代表着一个政府对这部文学作品的高度评价和肯定。此外，毛泽东还把是否阅读过《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素养。1938年，他在与贺龙、徐海东谈话时说道：“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将《红楼梦》提到如此高度，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其他文学作品无法得到的殊荣。《红楼梦》身价如此之高，固然与其自身的艺术魅力有关，不少政治领袖、文化名流的推崇无疑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从专家学者到文学青年，无不对这部小说作品怀有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红楼梦》的阅读、流传和研究。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大多曾撰写过红学方面的著述：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牟宗三、茅盾、吴宓、李长之……这是一个超豪华的红学研究阵容。其中不少人对《红楼梦》达到了极为熟悉的程度，比如毛泽东至少曾读过不下五遍，于言谈著述中，随手称引；比如茅盾，据说他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再如张爱玲，据她本人说，在阅读《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时，对那些不同的字句不用查对资料，可以凭直觉感觉出来。不少著名作家如巴金、张爱玲更是在创作时充分汲取了《红楼梦》的文学养分……

专家学者的阅读欣赏之外，《红楼梦》还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一百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且不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以《红楼梦》为由头，曾发起过两次声势浩大、举国参与的政治运动，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大量研究著作的出版使红学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门显学。也正是因为参与者众多，但凡红单l研究中一个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进入网络时代，情况依然如此，热度不减：几十家专门的红楼梦网站、遍地开花的各类红学论坛，人气兴旺，热闹非凡。毫无疑问，在新的一个世纪里，《红楼梦》仍将是一部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拥有数量最大的读者群。

这是一部最难读懂的文学作品。从作品本身的解读到作者身世的考辨，从版本的鉴别到续书的真伪，从成书的过程到评点者的确认，围绕这部作品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曾引起研究者的争论。一个个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的难题并没有吓退那些探索者，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大的兴趣，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有关《红楼梦》的文献资料发现了很多，但得以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新发现的问题多。即使是已经发现的材料，解读结果的巨大差异同样令人莫衷一是。《红楼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艺术迷宫，大家只能走进去，但无法走出来，当局者固然着迷，旁观者也常常被拖进没有终结的论证。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再也找不到一部像《红楼梦》这样争论如此频繁、如此激烈的作品，红学研究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学术火药库。这些争论几乎涉及红学研究的各个方化素养。1938年，他在与贺龙、徐海东谈话时说道：“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将《红楼梦》提到如此高度，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其他文学作品无法得到的殊荣。《红楼梦》身价如此之高，固然与其自身的艺术魅力有关，不少政治领袖、文化名流的推崇无疑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从专家学者到文学青年，无不对这部小说作品怀有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红楼梦》的阅读、流传和研究。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大多曾撰写过红学方面的著述：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牟宗三、茅盾、吴宓、李长之……这是一个超豪华的红学研究阵容。其中不少人对《红楼梦》达到了极为熟悉的程度，比如毛泽东至少曾读过不下五遍，于言谈著述中，随手称引；比如茅盾，据说他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再如张爱玲，据她本人说，在阅读《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时，对那些不同的字句不用查对资料，可以凭直觉感觉出来。不少著名作家如巴金、张爱玲更是在创作时充分汲取了《红楼梦》的文学养分……

专家学者的阅读欣赏之外，《红楼梦》还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一百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且不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以《红楼梦》为由头，曾发起过两次声势浩大、举国参与的政治运动，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大量研究著作的出版使红学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门显学。也正是因为参与者众多，但凡红掣研究中一个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进入网络时代，情况依然如此，热度不减：几十家专门的红楼梦网站、遍地开花的各类红学论坛，人气兴旺，热闹非凡。毫无疑问，在新的一个世纪里，《红楼梦》仍将是一部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拥有数量最大的读者群。

这是一部最难读懂的文学作品。从作品本身的解读到作者身世的考辨，从版本的鉴别到续书的真伪，从成书的过程到评点者的确认，围绕这部作品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曾引起研究者的争论。一个个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的难题并没有吓退那些探索者，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大的兴趣，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有关《红楼梦》的文献资料发现了很多，但得以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新发现的问题多。即使是已经发现的材料，解读结果的巨大差异同样令人莫衷一是。《红楼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艺术迷宫，大家只能走进去，但无法走出来，当局者固然着迷，旁观者也常常被拖进没有终结的论证。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再也找不到一部像《红楼梦》这样争论如此频繁、如此激烈的作品，红学研究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学术火药库。这些争论几乎涉及红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研究者过于投入、过于情绪化，加上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很多争论由学术探讨演变成人身攻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许多个人间的恩恩怨怨却由此而生，像胡适、蔡元培那样具有谦谦君子之风者极为少见，他们的学术之争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学术神话。

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对作品、资料解读的巨大分歧，种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使一部本该带来审美愉悦的作品变成一部晦涩难懂的天书。鲁迅曾经说过，对这部作品，“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这种情况直到目前依然未变，围绕《红楼梦》，每年都会有一些干奇百怪的新说出现，从大观园原型的寻找，到曹雪芹诗集的发现，从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到秦可卿出身高贵，不一而足，可谓众声喧哗，盛况空前。近些年来，索隐派红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红学家之间的相互争吵还未平息，宣布发现惊天秘闻的业余爱好者已纷纷登场、著书立说，严肃、规范的红学研究受到指责、嘲讽，八卦式的索隐式研究大行其道，就连胡适当年创建新红学的正当性和意义也已受到质疑。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红学研究的奇特风景。

在各种喧闹声中，红学研究已不幸沦为一种工具，一种可以达到种种现实目的的工具。所谓红学也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已变成一门悲剧性的学问。从政治的利用，到经济的开发，再到名利的攫取，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不管是20世纪之初的利用红学研究表达排满思想，还是1954年的批评俞平伯运动、1973年的全民评红运动，不管是系列产品的开发，还是石破天惊式的新说提出，无不搀杂着功利的因素。即以当下的情况而言，红学研究所受的政治干扰虽然减少，但商业因素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对其中所蕴涵的商业前景很是看好，千方百计要开发这一资源。红学研究也因此蜕变为一个名利场，骇人的新说不断提出，个个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加上媒体的炒作、出版社的热捧，于是一个又一个的红学热点新鲜出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学术景象。至于这些研究与《红楼梦》到底有没有关系，能否推动学术的发展，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

就其在现代中国的显赫地位和影响而言，红学研究是一扇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轨迹的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窗口。围绕着这部“天书”和它在现代中国自勺传奇历程，可说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让我们将时针倒转，重温一段熟悉而又陌生的沧桑岁月……

平常看书，向来不喜欢没头没尾的那种，每买到一本新书，总要先看看前言、后记及目录，然后再开始阅读正文。有了这个爱好，自然也就不想把自己写的这本小书弄得来历不明，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也有同样爱好的读者诸君的心愿，一方面则是因为确实有些话要说。

这本小书最初的形态是一部讲稿。自2002年开始，我每年都为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开一门名为“红楼梦研究”的课程。起初考虑到听课的学生已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从红学史着手可能入门快些，于是就把课开成了20世纪红学史。每位老师都有自己备课、讲课的方式，我的习惯是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讲什么课就研究什么。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把讲义当论著来写。虽然备课异常辛苦，但收获也是蛮大的，一门课讲下来，讲义就写了厚厚一大摞。讲了两轮之后，觉得讲红学史对本科生并不很合适，于是重起炉灶，从作者家世、生平讲到版本、评点，再讲到思想、叙事，采取了另外一种讲法。

本来准备将讲稿认真打磨一下，出版一本名为《20世纪红学史论》的小册子，也曾联系了两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差点就要谈成，但最后都没有成功。后来，中华书局的编辑刘胜利小姐知道我有这样一部书稿，很感兴趣，但又不喜欢那种高头讲章式的写法，建议我以人为中心，用感性的方式来讲述20世纪有关红学的人与事。

这种想法倒也不错，于是开始动笔，保留原稿中有关人物的部分，以此为基础，或增写新篇，或改订原稿，经过几个月十分紧张的写作，终于完成全书。不过其面貌已与原先的讲义迥然不同了。其间，刘胜利小姐不断打电话，发邮件，询问进展情况，给人一种“催命”的感觉。如果没有她的督促，以我闲散的性格，起码还得半年左右才能完成。当然，如果再有半年时间的打磨，这本小书也许会更耐看一些。前后算来，这部书稿差不多用了我两年多的时间。

把这样一本小册子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家的反应如何，心里是有些不安的。尽管自问写得相当用心，尽可能广泛地搜集资料，力求做到客观公允，但由于个人学识、能力有限，能否做得到，实际效果如何，还得由读者诸君评价。特别是书中涉及的不少人物或去世未久，或至今健在，稍有不慎，可能会受到人身攻击、用心不良、借名人炒作、受人指使之类的严厉指责，甚至会招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为此，笔者在写作时十分小心，不妄下结论，让事实和材料说话。有些章节写完后，还送呈多名同行资深专家审阅、把关，以求稳妥。但本书毕竟不是资料汇编，对涉及到的人物、事件，还是要谈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的，立论或有未妥，分寸或有不准，如果因此冒犯了哪位先贤同仁，还请谅解。对在红学史上作出贡献的诸位学人，笔者都是怀着敬意、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的，并不和谁存在个人恩怨。这本小书可能存在材料遗漏，对材料解读不准确等问题，这都是要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的。若说歪曲事实，捕风捉影、造谣污蔑之类，则自问既没这个动机，也没这个必要，这一点笔者还是有把握的，也是需要声明的。

限于编辑设定的体例，正文没有注释，为此笔者尽量在行文中将所引书名、文章名及作者交代清楚，并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注明。

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一概不称先生，但并无不敬之意，这也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书中的部分章节此前曾公开刊布过，主要有如下一些：

《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13期(2003年4月30日)、《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集大成——清代红学批评述评》，《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新探——兼说两人的友谊》，《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新京报》2005年7月13日。

《<胡适与周汝昌往来信札>校读感言》，《博览群书》2005年第9期。

这里要向那些为自己提供发表言论机会的诸位编辑表示感谢。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

沈卫威教授多次慨然提供珍贵资料和学术信息；程章灿教授、徐兴无教授帮助辨认一些资料中的手写文字；萧相恺先生不仅帮助笔者审阅稿件，还帮助向出版社推荐；我的导师张俊先生非常关心本书的写作，仍像当年为笔者批改作业那样审阅稿件，提供许多资料和信息。此外还有一些同行资深专家，为笔者审读，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由于他们不愿署名，这里尊重其意见，但还是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没有这些师友的支持和帮助，这本小书是无法顺利完成的。

感谢读者诸君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浏览这本小书，如有意提供资料，或有什么建议，还请来函告知。书中还有不少缺憾，希望将来还有修订再版以进行弥补的机会。 

                      2005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