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过去所有的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先民智慧的沉淀，其与我们的重要性犹如大海之与游鱼。文明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和精神的活动场所，它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启迪着我们的良知，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承载着我们精神活动的一切成果。同时，文明又是我们生命真实个体的存在方式，它包涵着我们外在的生存环境，记录着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结果，又是我们衣食住行等生存形式的具体体现。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实现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这一观点，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总体性的描述，以突出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以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过程。本书将中华文明分为四个时期，以中华文明史上重大的转型作为分期的依据，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时期文明的特点、亮点，及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探讨对文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提示了若干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本书力图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写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在论述中充分注意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力求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相结合。本卷函盖先秦文明。

绪论

第一节 在整合中创新

第二节 文明的新因素：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的繁荣

第三节 文化的下移

第一章 南北文化的交融与国家的统一

第一节 南北文化的交融

第二节 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第三节 大一统格局下的边疆诸族文化

第四节 贞观之治与盛唐气象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双向的文化馈赠

第二节 长安与敦煌：东西文化的交汇点

第三节 华夏文明的东传

第三章 经济的繁荣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第一节 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增长

第二节 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创新

第四节 商品经济的发达

第五节 南方经济的发展

第四章 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新型士人的出现

第一节 科举制度与统治基础的扩大

第二节 选拔机制与社会流动

第三节 “共治天下”与“共定国是”

第四节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第五章 文官制度的完善

第一节 制衡原则的充分运用

第二节 官僚的作用与管理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加强

第六章 儒学与宗教的新开展

第一节 儒学的复兴与宋明理学的理论贡献

第二节 佛教宗派的创立与佛教的本土化

第三节 道教的全盛与内丹学的发展

第七章 学术领域的拓展与教育的繁荣

第一节 经学与史学：继承与创新

第二节 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书院教育与儒学的社会化

第八章 北方民族的成长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第一节 辽、夏、金、元政权概况及其与华夏文明的碰撞

第二节 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三节 边疆的开拓与大一统的重建

第四节 北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与交流

第九章 中外关系史的新篇章

第一节 中国与欧洲的直接往来

第二节 海外贸易的发展与郑和下西洋

第十章 世界领先的科技与科学观念的发展

第一节 从雕版到活字

第二节 火药、指南针与航海术

第三节 医药学与养生术

第四节 天文、地理与数学

第十一章 文学重心的下移与文学的全面繁荣

第一节 唐宋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

第二节 诗国的高峰：唐诗

第三节 唱彻宋代的歌声

第四节 戏剧的晚出与辉煌

第五节 瓦舍勾栏中的说唱艺术

第十二章 艺术风貌与时代精神

第一节 唐代艺术的恢弘与雄浑

第二节 五代、两宋艺术与尚意趣的美学追求

第三节 元代至明代前期以古为雅的书画艺术

第十三章 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衣食住行的多样化

第二节 风俗与娱乐

第三节 门户内外：女性的社会角色

彩图目录

插图目录

城市经济的繁荣 城市娱乐生活的活跃 瓦舍勾栏与市民文化的蔓延刻书业的盛行与书肆的繁荣 文化传播的新途径

这个时期的文明出现了新的因素，这就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的繁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城市，但那时的城市与这个时期相比，规模比较小，繁荣的程度也远远不及。更重要的是隋唐以前城市的功能偏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到了唐宋其经济功能加强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唐宋以后城市的繁荣不仅表现在规模之大和人口之众上，而且是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与繁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成为文明的新因素。

唐代主要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汴州、扬州、苏州、杭州、荆州、益州、广州。此外还有不少地区性的城市，如宋州、贝州、魏州、凉州、太原府、河中府、凤翔府、冀州、沧州、青州、汝州、绛州、宣州、常州、洪州、楚州、幽州等等。《通典》卷七《食货》七描述唐开元民户之盛日：“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这段话勾勒出盛唐各地城市商业活动的兴盛，以及各城市之间交通的方便。经营食宿的客店兼营交通工具的租赁业务，或许可以视为当时的客店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长安作为唐朝的国都，也是经济的中心，《长安志》卷八“长安次南东市”描写了长安一个坊市的繁盛：“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图0-2)这段话记叙其中商业活动的繁荣，二百二十行便是重要的标志。白行简的《李娃传》反映了唐代长安东西两市殡仪馆互相竞争的情形，经营者雇用善歌者来演唱挽歌进行比赛，围观的人包括一般市民，也包括荥阳公这样的贵族官僚，如果商业没有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这样的竞争是不可想象的。再如杭州，李华《杭州剌史厅壁记》有如下的记述：“万商所聚，百货所殖。……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罗隐《杭州罗城记》也说：“东眄巨浸，辏闽夷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货。”从这两条材料看来，停泊在杭州的船只接连二十里，商业店铺达到三万家，四方的货物都可以到达这里。其中的数字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不可全信，即使打一些折扣，也相当可观了。另一个大城市汴州(今开封)，《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城郭”条称：“东京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这里提到交通、手工业和商业，可以从中看到多功能城市的影子。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