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峻先生学贯中、西、印，集一生之智慧经验，留下了一座抹不去的学术丰碑。本书是展示一代哲人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和佛学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六十载的论著选集。所收论著，有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哲学史与佛教史的研究，有对中国人性论史的专门研究，也有关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披露了1949年以后这一领域带头人的睿智思辨，彰显出他一生治学的博学和谨严。

《石峻文存》是展示一代哲人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和佛学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六十载的论著选集。

石峻先生学贯中、西、印，集一生之智慧经验，留下了一座抹不去的学术丰碑。所收论著，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哲学史与佛教史的研究，是先生治学论道的重心所在；其对中国人性论史的专门研究，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学术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始于1938年西南联大授课时的伦理学讲义，在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关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披露了1949年以后这一领域带头人的睿智思辨；留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义及中外哲学史史料的翻译辩证，彰显出他一生治学的博学和谨严；集先生治学教学经验总结的方法论论著，则揭示出他力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中国哲学所做出的努力。

《石峻文存》序

学术渊源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

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治学精神及其两篇逸稿

宗教与文化

世界三大宗教

孔子与中国文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

中国佛教

魏晋玄学与佛学

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

魏晋玄学与佛教(提要)

漫谈佛典翻译

支孝龙之论

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

《肇论》思想研究

慧远、三论、梁武帝等

“魏晋南北朝佛教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

范缜评传

在“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

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

禅宗、华严宗等

唐末至宋初之佛学

略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原人论》导读

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

读《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两种

《慧远及其佛学》序

《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序

宋元明清哲学

宋明理学

程朱道学

陆王心学

南宋以后(鸦片战争前)理学和反理学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为研究王船山哲学思想的

科学化而努力

中国古代哲学家·颜元

戴震的生平和他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 

近现代哲学与思想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编者的话

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问题(提纲) 

开展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有关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洪秀全的最重要的著作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纪念爱国知识分子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

中山先生的思想(提纲)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胡适评传

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

《现代新儒家研究》序

《熊十力评传》序

哲学史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绪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

一些问题

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期刊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摘要)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1)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2)

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

哲学史研究随感录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义

第一讲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和范围

第二讲 论有关工具书的使用

第三讲 (上)目录与版本

第三讲 (下)版本学略论

第四讲 校勘与训诂

第五讲 辨伪与辑佚

第六讲 分期与分类

第七讲 哲学理论与思想史料

第八讲 论史料的引证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辞条) 

人性论研究

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

引 论

一、先秦

二、秦汉之际

三、两汉

四、魏晋

五、隋唐

六、宋元明

伦理学研究

伦理学讲义

第一编 绪论

第二编 本论

关于伦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现实意义与研究方法

有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讲话

少数民族哲学与文化

中华文化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创造

蒙古哲学研究

《最初的探索——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研究》序

人才培养

谈谈理论课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学者语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

谈谈“治学”和“读书”的方法

博士生指导教师座谈会研讨题目

杂著

读近译《道德经》三种

评黄子通先生著《儒道两家哲学系统》 

《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序

荐《墨子及其后学》 

贺季羡林先生八十寿辰

附录一：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谈话(1991.12～1993.2)

附录二：学行记述

哲学史家——石峻

石峻先生学述

石峻教授追忆

石峻与中国哲学研究

后记

根据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可以知道，原来它并不是古代印度的正统思想。今天有人把佛教说成是古代印度思想文化的全貌，或者说成是所谓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显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是不正确的。我们如果单用佛教来代表印度文化，难免发生许多误解，使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印度。比如，我们如果说印度历来提倡禁欲主义，或者说印度文化是一种老年人的文化，并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区别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传统，这就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的猜测。我们一定力求比较全面地看问题。印度佛教原是古代东方社会历史的产物，不是如有的人简单地认为是释迦牟尼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空想出来的。所以，佛教即使在印度，也有先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特点，而且充满了各种内外的矛盾。这种先后也有思想自身发展的原因，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发展，不能说佛教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信仰。

后来大乘佛教信仰者由于轻视或贬低实行更接近释迦牟尼时代的早期佛教，说它是小乘。同时信仰小乘佛教的人也公开批评大乘佛教，说大乘佛教非佛说，即大乘佛教这一套理论不是佛说的。其实，双方的指责都各自片面地反映了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由于佛教的发展本来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如果我们简单地看这个问题，就难免会损害佛教历史的真实性，那我们了解的佛教历史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后来佛教传播到国外，由于文字方面的隔阂，必须通过翻译。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中国，懂汉文的未必精通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梵文)，懂印度这种语文的外国和尚又多不懂汉文，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就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这种外来的佛教，开始就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又有所发展。所以，就很难完全相同于它本来的面目和完全符合它本来的意义。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而且，由于过去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不同需要，对佛教的经典也不免有意识地加以篡改或者删除，那就更不用说了。比方说，印度佛教的有些经典，它因为轻视妇女，乃至对于母亲也说了许多不像样的下流的话，这种不礼貌的态度与中国传统的尊亲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有的翻译者遇到这种情况就把它删除了。这样，在中国过去生根和发展起来的佛教思想，必然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不足为怪。这种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不同而形成的信仰和思想的差异以及不同点是很自然的。但是，过去有一些迷信印度佛教的学者，简单地根据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差异来贬低中国佛教。他们说，中国佛教是一种假佛教，只有印度古代的佛教才算“真佛教”。又胡说什么真正的佛教的理论价值大大超过了所谓中国的假佛教，因此中国古代佛教学者关于佛教方面的理论著作似乎就不值得加以认真研究了。这是国外一部分人轻视中国古代文化和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而产生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因此，今天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学者是决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也不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驳斥。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它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完全应该的，非常必要的。中国佛教思想之所以有不同于原来佛教的特点，这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所以是更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的。至于一切思想文化的科学评价，哪一种思想文化更高，哪一种不高，价值如何，这都要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具体分析，一般抽象的空洞的议论，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刚才我们提到，印度古代的正统思想是婆罗门教，尊《吠陀》为神圣的经典，而不是佛教。关于婆罗门正统思想，有长期影响的、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是六派哲学。所谓六派哲学，一是数论，二是瑜珈论，三是胜论，四是正理论，五是前密曼差论，六是吠檀多论。这种正统派的哲学和信仰演变为印度教，它们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印度，佛教过去只是在个别朝代由最高统治者加以提倡，奉为国教，释迦牟尼死后两百年左右，或者是一百年，那是印度历史上所谓著名的阿育王时代，那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到了公元九世纪，外来宗教侵入印度，佛教基本上被消灭了。一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印度是佛教徒比较多的国家。大家知道，目前世界上保存佛教经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不是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因此，我们要研究世界佛教史，最有条件的是中国。现在社会上不专门研究佛教的人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误解，以为印度佛教的经典都是其开创人释迦牟尼一个人的著作，这种说法是根本不了解佛教发展史的人说的。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国外的、也有少数国内的佛教学者著书立说，往往都是冒充佛祖释迦牟尼来说话的，那可是个事实。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佛教的经典绝大部分都是后来的人伪造的。当然，他是佛教学者。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来就没有写过什么书，他生前的一些演讲录，先是口口相传，以后再经过整理，就是佛教最早的经典。就是那些经典，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其中真正可能由释迦牟尼本人说的东西，应该说并不太多。

P26-27

任继愈

回忆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共有十六人，中间还有转系的，又经过抗日战争及其他变故，1938年在哲学系毕业的只有三人。三人中有一人赴美国留学期间死于肺癌，几十年间哲学系毕业生始终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只有我和石峻两人。我和石峻是多年老友，互相称名道姓，有时我称他为石公。

当年北平共有五所大学，国立大学有哲学系的只有北大、清华、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很少学术交流。清华大学的哲学系注重逻辑学和美学，北大则注重中、西哲学史及佛教哲学。石峻学长(以下均称石公)和我都受北大学风熏陶，也都偏重中、外哲学史和佛学。

大学二年级时，我们俩曾打算翻译一本英文讲康德的小册子，他译前半，我译后半。后来日本侵华形势越来越紧张，同学们都关心时局，无心译书，这件事就不再提起了。当年北大的校风比较重自学，必修的课程不多，学满132个学分即可毕业，自学时间很多，图书馆出入自由，看书随便，石公看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多为英译本)。除了哲学外，我们还旁听了一年的初等微积分。

真正朝夕相处，还是在大学三年级读完。抗战开始以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天津南开大学成立临时大学。师生可以到湖南长沙报到，我从山东到湖南长沙报到。由于长沙校舍不够，文学院、法学院的师生又从长沙迁到衡山脚下，租用圣经学院的校舍上课。半年后，又迁到昆明，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后话)。

石公和我同住在一个宿舍，同室共六人。交往就多了，虽然只有半年，我们二人的交谈时间比在北平三年还要多，相互了解也更多了。我们都感到学哲学是个严肃的事业，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不能了草马虎，首先要把原著读懂，做学问没有捷径。石公已定下了他将从事佛教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

我们有一次同游南岳，一同参加的还有几位外系的同学。参观佛教古迹“磨镜台”时，石峻讲了禅宗七祖怀让启发马祖道一的故事。大家听了石公的讲解，都敬佩他的博学多识。

全国解放前，他应武汉大学哲学系之聘，一度离开北京大学。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哲学系。这时，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共达28人之多，主要任务是集中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和石公又聚在一起了。

全系教师以学习为主，只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一门课，每周2学时，由石峻、任继愈、朱伯岜三人备课，轮流写讲稿，石公一人主讲，讲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由个人署名的第二部书，第一部由个人署名的著作是刘大年的《美帝侵华史》。

以这部书为契机，石峻同志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学会的创始人，并被选为会长。

北大哲学系后来又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史”课，是全系共同必修，两学年讲完，因粥少僧多，一门课分为四段，由四位教授分担。先秦段由冯友兰先生讲授，魏晋隋唐段由任继愈讲授，宋元明清段由张岱年讲授，近代段由石公讲授。这种开课方式只实行了一遍。1955年，国内各校又恢复或创建了哲学系，石公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担负了中国哲学史挑大梁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

新中国建立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中国哲学史建立博士点，石公任博士生导师，为人民大学的学术建设做出了贡献。

石公博览群书，有口才，教学方法独具心得。他告诉青年教师，初次教书，要注意“少讲多说”。“少讲”，是讲课内容不宜过多，而讲述、分析时，要反复多讲几遍，语言也不怕重复，这样讲课，同学记得牢，效果好。这些宝贵的经验，是他几十年来教书的切身体验，值得重新提出来，供参考。

石公治学广博，眼界也高，对学术要求极严，他对学问谈论得多，写成文字的少。这个文集对他的造诣和学识来说，不过百分之一。他留下来的文章不算多，这对他个人、对学术界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老朋友中像他这样性格的还有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正娘教授。他也没有把自己的学问写成书留下来。

石公嗜书爱书。每次买回新书，必先亲手用牛皮纸包书皮，其技术整齐方正，无人能及。我们老朋友去他的书房提出书名，请他把包着书皮的书取出，他能信手取下，百试不爽。我们都说他有“特异功能”。听说他临终前，已不能说话，手写了两个字留给家人，这两个字是“保书”。

石公生活朴素，无任何嗜好，喜喝酒，但量不大；喜散步，每天必散步一小时；喜旅游，全国名山大川，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多。他履幽谷深涧不怕险阻，有似徐霞客；他率性恬淡，有似陶渊明；他目空千古，而口不臧否人物，有似阮籍；他善处师友，而不善于理家，又有似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

环顾当前我国学术界，学风浮躁，自己没有读过的书也敢乱发议论，甚至以讹传讹，抄袭剽窃，不以为耻，反以著作等身自诩，欺世盗名，泛滥成灾。对照石公为人治学，岂能无愧疚?临文执笔，不禁泫然，戚然，怆然，惘然。

石峻字柏宓，与我同年、同学、同事数十年。欣逢他的文集出版，谨为短序，以志怀念。

2006年8月1日

敬爱的石峻先生1999年4月15日辞世。自那时以来，曾受教于石峻先生的弟子和后学，不论是否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搜集石峻先生已发和未发的论著并结集出版，以展示一代哲人在中国哲学和佛学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60载的学术心得和治学经验。

为开展和协调工作，2006年4月29日，在京石峻先生的部分学生郑万耕、宋志明、张利民、向世陵、杨庆中、陈小兰、刘淑兰和博士生刘玉敏、杨名、李会富、史怀刚等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举行了石峻文稿整理出版专题座谈会，决定了编纂的大致思路、框架和出版规划，并确定书名为《石峻文存》。

石峻先生由于自身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在上一世纪60年代以后便不再轻易写作，故在学术界常有石先生是“述而不作”之言传。然而先生仍有不少文字传延下来，留给了我们一份凝聚他一生心血的精神财富。其中除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外，有不少是以讲稿、发言稿的形式存在，也有一部分未完稿。这次整理出版的论著，并不是先生文稿的全部，如先生早年的文稿《中国文化工作之展望》、《僧肇学述》、《王荆公性情学说在宋明哲学中之意义》等便未寻得；1949年以后的手稿，也有不少难觅踪迹。至于先生为一些辞书撰写的辞条，这次亦只酌收了很少一部分。已由中华书局作为专著出版的《华严原人论校释》，不再收入本书；先生与友人论学的书信，因搜集困难而没有列入本次出版计划。但从收入《文存》的著作看，在总体上仍可以了解石峻先生半个多世纪从事中国哲学和佛学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也大致可告慰先生于地下。书末附有石峻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部分谈话和学生们撰写的记述先生教书育人经历的几篇文字，以帮助读者了解石峻先生学行事迹的全貌。

宋志明、方尔加、张利民、向世陵、董群、杨庆中、蔡大梁承担了文稿初稿的审校工作。

作为石峻先生的后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刘玉敏、杨名、李会富、史怀刚、朴志勋、李万刚、陈慧麒、宋宁宁、张万红、孙玉权、孙兆泽、宋锡同等同学，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以极大的热情承担了文稿的搜集、整理和录入工作。

刘玉敏、杨名、史怀刚、李会富、王春林、贺更粹同学积极参与了文稿的审核校对。

《石峻文存》整理编纂及统稿工作由向世陵负责。

文稿整理遵循尽量保持原貌的原则，但对一些现在已不再采用的个别文字用法尤其是标点符号之类，则按新的出版要求做了修正和调整，以符合今天通行的行文规范。对于个别文稿本来不清晰或不能读出之字词，则以“口”符号标明之。

《石峻文存》能够顺利出版，与多方面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石峻先生哲嗣石山兄为文稿的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尽量方便的条件和必需的资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领导始终关心和支持整理工作的进行；石峻先生挚友、尊敬的任继愈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文。谨此一并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鉴于本书实际搜集整理时间紧促，加之原稿查对不易，文字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阅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待修订时补正。

编 者

2006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