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著成功地运用现代性视野对近二十年官场小说进行了纵横捭阖的探察，深入剖析了官场的权力叙事与现代性焦虑，多面勘探了官场小说所表述的现代认同危机，有力批判了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

本书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公正的学术立场，选取近二十年的官场小说作为研究课题，以新的视野、新的理路和新的话语对官场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刻阐释，即通过系统梳理使著述具有史的流动感，通过深刻阐释使专著富有论的深邃感。这种史论互融、以论彰史的学术品格，标示出官场小说研究已进入到整体创新的学理层次，其学术价值远远超出填补当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点。

本书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对近二十年官场小说进行了全面剖析与深入考察。近二十年官场小说通过其权力话语叙事，在转型期社会文化体制与个人自我主体的认同之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性并探察人之心灵境遇的恰当视角。

第一章引论部分，对于官场小说的历史沿革予以粗疏梳理，并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对于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内涵予以辨析。本文认为，近二十年官场小说并不止于暴露，作为特定的题材领域，其间也有理解与关切，以及对浩然正气的呈现与弘扬。它们侧重于表现197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公共权力结构中的人情世态，其中既包括这些题材领域中具体的权力运作、人事往来，也包括公共权力对官场中“人”的精神渗透所造成的心灵景观，并着重强调它们都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

第二章着重剖析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权力叙事与现代性焦虑。近二十年中国社会正值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期，其间急剧’的历史转型与文化差异对文学构成了巨大的困惑与挑战。在这样的语境中，官场小说对于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媒介的“权力”之书写，便自然也带有这种强烈的焦虑特征。一方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此期官场小说通过权力叙事将“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实浓缩为一个文化表象，并进而成为其话语焦虑的所指，即作为“后发”国家所具体承受的一种“影响的焦虑”。这种以民族现代性焦虑为表征的权力叙事，可以从“时间滞后的竣急感”与“空间特异的疏离感”双重角度予以切入。另一方面，及至1990年代，官场小说的权力叙事中出现了“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同步渗透的格局，这正是中国社会在摆脱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体制过程中的症候反应。这种“症候反应”必将导致一种“错位的焦虑”，它主要体现在前现代的伦理关系网络与现代科层体制之间交错所导致的失范现象，以及“转型”期公共权力与“后现代”的放纵私欲之间的恶性角逐中。第三，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里的这种权力建构、运行中的“错位”症候，深刻说明了“现代性方案”的“未完成性”，并极易导致“危机倾向”之产生。从而，在一些官场小说中表现出了对于当下权力运作严重关切的政治的焦虑。本文主要从权力机构与经济形态二者之间的紧张乃至悖反现象对此期官场小说予以探察。

第三章审视了近二十年官场小说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揭开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权力叙事的厚重幕布，我们将不得不直面触目惊心的个体缺席、主体匮乏的场景。从而，主体面临着严重的现代认同危机。第一，理性主体的异化。在现代科层制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工具理性”，成为戕害官场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之一。这在官场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如蜕”中，尤为明显。第二，知识主体的反思。在以知识者身份从政的文人型官员身上，我们则看到了知识与政治相胶着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精神形态之变异：他们一方面承继着传统知识分子所解不开的“积极从政”的千年心结；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智”传统与时代语境的“道德相对主义”之双重挤压下辗转反侧；从而，他们注定只能在“政”与“道”之间彷徨，成为“总是失败的诸神”。第三，话语主体的变相生成。现代民族国家在其意识形态的制度建设与社会动员过程中，对于个人主体实施了全面遮蔽与覆盖。在意识形态“召唤”与民族国家的一系列具体“监控”手段中，主体陷入了“承认的政治”之怪圈中，只能以一种被扭曲压抑的形态呈现自身，从而成为虚妄的“话语主体”。

第四章对于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予以深刻批判。叙事伦理是以具体价值观念为脉络的，它具有语言层面的道德感，并通过深沉的伦理询唤，相应地在读者中间产生一定的意识形态后果。这就要求小说叙事沉人人性的深渊，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并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然而近年官场小说在现代工具理性、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与大众文化的多重生成机制中，其叙事伦理相应地陷入了“官场伦理”、“人民伦理”以及“大众伦理”的重围而无力自拔。一方面，时代的焦灼感与自我沦丧的疼痛感在“官场伦理”的渲染与认同中趋于消解，其叙事逻辑意味着一种起码的伦理标准与道德规戒的丧失，而伦理后果必将打上“诲官”的烙印。另一方面，在官场小说通过“百姓话语”的叙事策略所表达的伦理诉求中，其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并进而转换为一种“人民伦理”，它在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纵横交错的话语罅隙之修补中，达到与其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共契”。第三，官场小说的“百姓话语”进一步成为其向大众文化倾斜的有效策略，并衍化为一种“大众伦理”。在这种大众伦理中，“百姓”是作为“消费者”而存在的，而官场书写正巧妙地运用了群众所喜爱的“大众化”叙事模式而获得大众层面的认可，并进而与主流话语达成“话语共振”。而小说则最终沦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成为异己性的存在。

第五章选择了两位颇具代表性而又风格迥异的作家个案予以研究。作家陆天明的官场写作以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雄浑大气的英雄叙事，表现了其理想主义的启蒙情怀与价值信念的坚守。而作家王跃文的官场写作则侧重于文化的体察，在对官场世态人心绵密厚重的展现中，对于官场文化以及文人的精神品格予以反思。

结语对于“文学”如何对“现实”发言进行了探讨。本文更看重的是文学在现代社会所负有的一种世俗救赎功能，这意味着文学在审美写作与现实世界之间应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关系。特别是在当下时代语境所形成的意义空虚化的生存境遇中，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在于写出一种生活的真实，而在于写出这种真实的可能——个体心灵处境与制度化存在相遇合的普遍意义。

序/朱德发

中文摘要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官场小说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近二十年官场小说内涵辨析

 第三节 在现代性的视野中

第二章 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权力叙事与现代性焦虑

 第一节 民族想象的表意策略

一 时间滞后的竣急感

二 空间特异的疏离感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错位症候

一 伦理化特征与权欲焦虑

二 权与利的角逐

 第三节 政治焦虑的审美置换

一 合理性危机的勉力补天者

二 合法化危机的“卡里斯玛”式想象性化解

第三章 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现代认同危机

 第一节 成长如蜕：理性主体的异化

一 青春的成长与蜕变

二 迟暮的无奈与回想

 第二节 角色与非角色之间：知识主体的反思

一 知识分子及其精神传统

二 “反智”传统与时代语境的双重挤压

三 徘徊于“政”与“道”之间

 第三节 被限定的存在：话语主体之生成

一 意识形态话语召唤与主体建构

二 男性话语想象与主体的虚妄

第四章 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批判

 第一节 官场伦理的道德迷津

一 道德隐遁的浮世绘

二 在诲官与媚俗之间

 第二节 人民伦理的话语回声

一 人民话语的意义共契

二 文化领导权下的话语生成

 第三节 大众伦理的市声之畔

一 大众化叙事模式的承继

二 新闻化叙事手法的反思

三 官场小说与文化工业的联姻

第五章 作家创作个案研究

 第一节 让精神出场：陆天明官场小说论

一 精神气质与创作选择

二 雄浑大气的英雄叙事

 第二节 文化的体察：王跃文官场小说论

一 官场世态人心的展现

二 价值取向与精神资源的反思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在中国文学的话语空间里，“官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话语场地。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源远流长，“官场”蕴含着巨大的言说价值与丰富的言说可能，官场小说自古便较为发达。

自汉朝以来，官僚集团成为统治的中枢阶层。他们从皇帝受权办政，其素质与问政态度对国家政治、民生问题均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中国文学自古便有“风”、“骚”传统，感时忧国是文人作家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因此，自我国古代小说的真正发端以来，作家们目睹封建社会的吏治窳败，其笔锋时有指向统治阶层，从多重角度对官场黑暗予以揭露。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已有作品以“人鬼殊途同理”为创作原则，用鬼怪世界影射人世，揭露人世间官场的黑暗。较早的如曹丕《列异传》中的《蒋济亡儿》，领军蒋济凭其地位权势，竟使亡儿在阴间亦能调换职位以继续享乐。《张闾》更为深刻，它写鬼使为报光禄大夫张闾的盛情款待，亏法济私，拿同名异姓的“黄闾”为后者当替死鬼，以讽官场之营私舞弊已至草菅人命的地步。唐传奇中，亦有不少揭露官场腐败、讽刺科举仕宦的作品。成就较突出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与沈既济的《枕中记》。两篇均借梦幻描写人生仕途，但立意各有侧重，虽妄谬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官场现实与士人心态。《枕中记》以卢生“黄粱一梦”中的荣悴悲欢，刹那而尽，道出宦海升沉，繁华如梦。《南柯太守传》以“蚁穴”影射官场，将汲汲钻营的庸徒斥为“蚁聚”，暴露了中晚唐时期互相倾轧的官场内幕，并对热衷功名利禄的封建文人予以辛辣嘲讽。元末明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也都写到了官场。三国本乃波诡云谲、豪杰辈出的时代，《三国演义》通过描写魏蜀吴三方鼎立而彼此间勾心斗角、组合分化的关系，清楚充分地显现了政治权力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作者借三国历史舞台寄托其仁君贤相的治国理想。《水浒传》则写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从昏君、太尉至知闲、太守乃至地方恶霸，至上而下构成一个统治人民的天罗地网。通过一个个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清代前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内容驳杂，其中也不乏揭露官场窳败之作。如《席方平》中，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促织》中，皇帝好斗蟋蟀，官吏进宫邀赏，里胥假机聚敛，民间家破人亡。同时对于科举中考官的“心盲或目瞽”以致良莠不辨也有尖锐揭示，如《贾奉雉》以好文章应考总不中，以“不得见人之句”连缀成文却高中第一名。清代中期，则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等。《儒林外史》以士大夫为主要描写对象，从揭露科举制度及在其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灵魂人手，讽刺了儒林的堕落与封建官场的昏聩腐败，从而深刻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 《红楼梦》在描写贾府衰败史的过程中，以贾、薛、史、王四大官宦人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揭露了封建官僚政治集团的沆瀣一气，无法无天。贾雨村徇情枉法，王熙凤仗势弄权，薛蟠打死人浑不当事封建官场的倾轧斗争与腐败黑暗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其中，“护官府”尤具典型意义。封建社会的衰败气象在萎靡的古代官场中显现。

        P1-P3

    序

     朱德发

唐欣博士系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叶子铭、许志英先生的高足弟子，取得博士学位旋即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专心致志研究了两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高层次的优秀人才。放在我面前的学术专著并非她在流动站完成的研究课题，乃是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也许因为我是唐欣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指导教师，对她的学术水平、科研实力以及主研方向较为熟悉；也许因为我曾审读过她的博士论文并主持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更因为叶子铭先生已仙逝，许志英先生有病在身，故而为其新著《权力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作序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虽然入春以来我的视力有所下降，读那种密密麻麻的论著常辨认不清，但是眼前的模糊字迹却能诱发起我过去阅读其博士论文的一些记忆，并由此生发联想，写成这篇序文。

伴随着近20年社会的急剧转型，由于双轨制并存而导致的一些制度性的腐败，尤其官场腐败则成为公众颇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那些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较强的作家便以“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创作了一批所谓“官场小说”，及至1990年代中后期这种叙事形态的营造呈现出热闹繁荣的文化景观，小说、电视剧和电影共时性地活跃在中国文化艺术舞台上。这诸多官场小说虽然带有传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样态的某些修辞特征，如以二元对立尖锐矛盾组成的情节结构、以“英雄”人物负载某种社会价值功能、以某些地域或社群的具体时空作为典型环境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现实主义”叙事形态毕竟在内涵和技艺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作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却呈示出一些新特色。不仅主流话语对官场小说投资表奖，就是在大众消费市场上也是搞得很红火的；惟独知识界有些文人并不看好这类以“现实主义”表现社会“尖锐问题”的文本，或视之为“主旋律”或视之为大众文化，贬多褒少，甚至不屑一顾，与那些新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叙事文学始终成为研究热点相比，官场叙事的评论和研究受到冷落，致使系统而有分量的学术理论成果实在罕见。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唐欣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公正的学术立场，选取近二十年的官场小说作为研究课题，以新的视野、新的理路和新的话语对官场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刻阐释，即通过系统梳理使著述具有史的流动感，通过深刻阐释使专著富有论的深邃感。这种史论互融、以论彰史的学术品格，标示出官场小说研究已进入到整体创新的学理层次，其学术价值远远超出填补当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点。它所发掘出的现代政治伦理、现代道德理性、现代审美意蕴以及新思维范式的出色运作，更是值得重视的新鲜思想文化资源与研究方法论。

官场小说大多是取材于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所谓宏大叙事，涵括了诸多复杂的话语系统，是个多重暧昧的话语场域。概言之，它包含三种基本表意形态：“一种是以朴素的写实叙事成规呈现乡村、城镇、国营企业等空间中基层管理者、工人、农民等的生活处境；一种是以80年代的改革主义话语继续宏观地跟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现状；还有一种与‘反腐败’这一政治问题直接关联，并获得一个特殊的名称：‘反腐戏’、‘反腐小说’或‘反腐题材剧’。”唐欣从这多种表意形态中着力探讨了官场小说，其可取之处是将这诸多复杂暧昧的叙事话语形态纳入了现代学术视野而避开了僵硬的意识形态研究模式。以现代性为视角切人官场小说话语场，既有利于穿透其复杂多义的叙事文本，且能以现代性为价值坐标对其繁复的文化意蕴做出含有真理性的阐释；又有利于形成一种理路清晰而新颖的研究范式，使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的探究进入学理性阐释范畴，不是以同质同构的意识形态范式去解读同样的意识形态表意文本，而是以差异互见的现代性学术思路对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官场小说做出学理性探析。专著成功地运用现代性视野对近二十年官场小说进行了纵横捭阖的探察，深入剖析了官场的权力叙事与现代性焦虑，多面勘探了官场小说所表述的现代认同危机，有力批判了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通过以上三大维度的探幽发微和逻辑论证，研究主体从官场小说文本中发现出的原则意蕴所生发的思想闪光点和理论创新点，大都聚焦于：①权力叙事现代性焦虑的“影响的焦虑”、“错位的焦虑”和“政治的焦虑”；②官场叙事现代认同危机的“理性主体的异化”、“知识主体的反思”和“话语主体的变相生成”；③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官场伦理”、“人民伦理”、“大众伦理”等话题上。这不仅在立意谋篇的整体上给人一种锐意创新的冲击力与新颖感，而且给当代文学意识形态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套表现力鲜活深切的学术话语系统。以现代性视野探究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官场小说，并不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去完成其意识形态实践，也就是与文学研究“去政治”诉求的同时相伴随的则是另一种政治实践；现代性诉求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诉求，只不过它以现代性意识形态方式取代了政治性意识形态方式而对文学予以探求与追询。且不论对于当代文学权力叙事的宏大课题研究，即使对于当代文学日常生活叙事的探讨也不是纯粹的审美研究或纯粹的学术研究。19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症候，不论课题的选择或研究实践都有一种“去政治”的偏向，这也许是对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模式的反拨或否定，但决不能趋于“去政治”另一极端。而以现代性意识形态范式取而代之就是研究官场小说这类课题的最佳选择，唐欣的成功研究实践则是有力的明证。

文学史即心灵史，它决定文学研究重在心灵的探秘，这也是最富有难度和深度的研究。唐欣以现代性视野对官场小说透析的另一个可取之处，就是着力穿越文本的心理世界，洞察人物主体的精神结构，揭开其心灵的秘密，破译其深层的人性符码。官场小说表现或再现的国家公共权力结构，无不与置身其中的“人”的精神结构息息相通，权力欲望是官场中“人”最强烈的欲望，又是最隐秘处最暴烈的欲望；由于中国官场充满着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权与法、公与私、情与理等悖论性冲突，故而最容易使权力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产生这种焦虑或那种焦虑。著者通过解读官场小说，敏感地体察出人物主体的心理律动或情绪焦虑，于是便从中西国家现代化“滞后差”的叙事框架中发现了国人心理所承受的“影响的焦虑”，从“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进化链条的“时空差”叙事中发现了“错位的焦虑”，从现代权力建构出现的症候中发现了“政治的焦虑”。这诸多“现代性焦虑”虽然是透过官场小说个体人物的心态或情绪而个性地表现出来的，但它却反映了转型期我国公民的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状态，尤其置身于权力机构与经济改革之间悖反紧张关系的掌权人物的焦虑心态会更深微更复杂更强烈。这种深度的焦虑心态的探察，是从官场这个政治敏感区域勾勒出我国公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期的心灵嬗变轨迹。如果说对“现代性焦虑”的考察，带有对公民普泛心理或情绪的透析，尚未达到应有的心灵深度；那么揭开官场小说权力叙事的厚重幕布，直面权力主体的精神层面的现代认同危机、伦理道德失范以及人性坠人深渊，并将其放在现代理性审判台予以辨别与论析，则使对官场小说主体心理的探究臻至相当的深度。特别是对官场小说两类人物的心灵探察：一是理性主体在现代科层制具体运作过程中被“工具性”所残害所异化，一是知识主体步人政场怪圈而导致的精神状态之扭曲和变异，不论对其心路历程细致人微的分析，还是对其人性异化原因的探究，都显示出著者长于心理研究的学术功力。

唐欣博士对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深入考察与全面剖析，所形成的学术成果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相当的深度感，在我看来，一是得力于她对官场小说文本的搜集较全、解读较深。不只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从短篇到长篇皆研读过，以心灵去感悟，以理智去透析，或思想内涵或审美意蕴，或成功之处或败笔之点，都了如指掌、心中有数；而且对古代官场文学特别是近代官场小说也进行了认真阅读与研究，并与新时期小说的权力叙事做了有见地的比较，这就为其创新性完成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得力于她审美感受的敏细，艺术体验的深微。官场小说的艺术成就参差不齐，总体审美水平不高，但其思想文化内涵却极为复杂丰盈，有些思想主题显露于语言层面易于把握，而相当多的文化思想则是隐含于人物形象、情节细节之中，所以研究主体的艺术感悟迟钝粗糙是难以通过审美形式把官场小说的思想蕴藏发掘出来的，尤其作家那些独特的发现、原则的思想若不能从文本中敏察出来，会直接影响学术研究的创新。《权力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的诸多新思想新见解，也许全赖著者对官场小说思想内涵的敏锐感悟与深刻发现。三是得力于著者新颖而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够把从官场小说中所感受到、体悟到的东西及时地升华到相应的理性范畴进行有效的理论阐释。唐欣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对西方的经典哲学理论特别是先锋哲学思潮用心钻研过，并能内化为自己的理论思维，形成新颖开放的研究范式。现代性理论极为复杂，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而著者在探讨近二十年官场小说过程中，却较熟练地运用了现代性研究范式，从视角、理路到阐释、表述都是现代性理论话语，发挥了较好的理论效应，取得了优质的学术成果。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唐欣专著的问世，标志着她在学术征程上开了个新局，亦昭示出她的学术实力与创造潜能具有难以预测的发展空间。希冀她竭力以赴地投入人文科学研究，拿出比同代女学者更为创新趋优的学术成果。

                2006年3月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也可以说是我漫长求学生涯的第一次总结，尽管这个句号也许划得并不完满。当我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时，百感交集的春天已悄然而至。“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往昔的光阴悠悠，而我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读硕士、读博士、做博士后研究，一步不曾停歇的跋涉过程，有如一次精神的攀岩，尽管跌跌撞撞，也许永远无法抵达，然而在精神不断提升中的参悟与喜悦，已然使我收获良多。

选择近年官场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许志英先生的命题作文，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与不凡气度，指引我在此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领域内大胆研究。当初选定题目时，国内尚少见对于近年官场小说全面、系统的评述，没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而且对于官场小说的界定及其内涵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我大量阅读了近年相关小说，仔细加以厘定，决定摆脱仅以“黑幕”定义官场小说的狭义之见，而是放宽视阈，正本清源，以“公共权力”作为官场小说表现的核心，其辐射面广及高层决策机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具体的权力运作、人情世态乃至其间人之心灵图景。因此，官场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它表征了特定的题材范畴，表现内容并不止于暴露，还有理解与关切，温情与倾诉，甚至是对浩然正气的呈现与弘扬。廓清论题对象之后，我系统地阅读了与论题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书籍，为自己的论文写作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对于理论书籍一次次艰涩的阅读之旅，使我在不断倾听智者的声音中，构建起自己写作的价值立场与理论平台。本书主要侧重于以学理的眼光评述官场小说，加以文化的审视，从而对于现代人之主体境遇予以深刻反思。然而，有限的文字与自谓的“洞见”，也许意味着深刻的“不见”与偏颇，作为研究者，我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方家的指正。

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有许多老师的关怀是我一直心存感激而又无以言表的，这本书的出版给了我一次表达谢意的机会。我的硕士生导师王万森教授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位领路人，先生的仁厚睿智、循循善诱与严格要求，是我坚定学术之路的原初动力。博士生导师叶子铭教授给予我进入南京大学继续深造的契机，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在陪伴先生最后的岁月里，有幸在病榻前聆听先生的教诲，是我最大的福祉，师母汤淑敏先生不仅悉心照料叶师，还对我的学业与成长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博士生导师许志英教授帮助染恙的叶师具体指导我的博士学业，与先生同座总是如沐春风，先生的高洁品性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树立了精神的标高。博士后联系导师朱德发教授提携并鞭策我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行，先生不仅亲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还不顾眼部的不适欣然为本书作序，先生献身学术的执著与锐意进取的精神以及对学生的宽容鼓励，是懈怠的我奋发前行的动力。让我对以上诸位先生真诚地道声感谢，弟子只能以更多更好的成果来报答老师们的关爱与期待。

同时，我还要感谢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保生研究员，苏州大学范培松教授，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他们都认真审阅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认定为优秀学位论文，是对我的莫大鼓励与鞭策，使我能够更有信心地走下去。本书的部分内容以论文的形式已在一些刊物发表，其他的个别章节也将陆续发表。在此，我要向《山东师大学报》的翟德耀先生、《文艺评论》的韦健玮先生、《名作欣赏》的解正德先生、《理论与创作》的陈善君先生等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外，在我求学过程中，还有很多老师、朋友曾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无法一一列出，惟有铭记在心，由衷感谢。

在金陵求学期间，适逢南京大学百年华诞。沧桑美丽的南京大学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正统的学术教育，更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厚重的人文精神与学术的自由精神深深化育着我。虽然我注定只能是其间匆匆的过客，但它却将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要将此书献给养育我的父母，唐泽应先生与李清玉女士。

感谢先生冯琳对我的理解与支持。

本书的策划编辑武云博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与精力，谨致以谢忱。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尼采书中那个“持镜的小孩”，再次体悟到一种精神的召唤，请允许我引用尼采的一段话为本书作结：“如果艺术家没有站在人类前进性成熟的最前排，人们应当原谅他。终其一生，他都好像一个孩子，他站在那里一直不动，任凭艺术的冲动向他袭来；但人们公认，来自生命最初阶段的情感，比起当前这个世纪的那些情感，是更接近于早先时代的那些情感的。不知不觉中，他承担的任务使人类返老还童：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局限。”

               唐欣

              2006年3月

官场小说在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评论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但对近年官场小说进行整体论证，却始自此书。作者在阅读了大量有关文本的基础上对这一题材领域做了颇富深度的论述，坚持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原则，立论深稳，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头头是道，显示出良好的理论功底与艺术感悟能力。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志英

本书以细致入微的艺术感悟和灵活深切的理论思维对官场文学世界进行了个人性的解读和开创性的理性诠释，从立意到谋篇在整体上具有一种精细感和新颖感，体现出作者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和匠心，形成了独特且有创意的学术话语系统，使本书具有较好的求真务实的科学品格和激发灵思的美学品格。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朱德发

本书选题新，具有前沿性，论述具有较强的理论穿透性，整体研究水平较高，从学理层面对官场小说的解剖既准确，又包含了作者自身的人文价值判断，尤其是结论部分的论断具有强烈的学术性与人文性，甚好。

    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丁帆

本书对近年官场小说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力图用现代性理论进行审视。作者视野开阔，论点也较为新颖，对官场权力运作机制，对官场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心态都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并从叙事伦理等方面，深入剖析这些小说的优长；对所谓官场小说进行认真研究，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都大有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研究员 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