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戴望舒，我们就会想到他的诗。他的诗歌是自由主义风格，但是他的政治却是倾向于左翼。这到底是何原因？阅读本书所展示的生活、艺术和心路历程，或许，你就能从中找出答案。

本书依照诗人戴望舒的生平足迹，展示了他的生活、艺术和心路历程。书中侧重剖析了诗人戴望舒政治、艺术多元理念(即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形态，以及抗战后到建国时期逐渐趋于协同的过程。

第1章 童年和学生时期(1905一1927)

1.家世和童年

2.宗文四年 

3.就读上海大学 

一一政治、艺术多元理念的萌蘖

4.求学震旦 

第2章 诗国天空的新星(1927一1932)

1.“文学工场” 

2.步入文坛 

一一“同路人”的文学

3.诗集《我底记忆》 

一一由选择而制作合脚的鞋子

4.殉情与订婚 

5.诗集《望舒草》之一

一一忧郁的剖析

6.诗集《望舒草》之二

——诗“应去了音乐成分”

第3章 旅法及其归来(1932一1938)

1.游学法国

——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

2.共结连理

3.创办《现代诗风》和《新诗》

一一对“纯诗”的阐释和试验

4.译介《从苏联回来》的前前后后 

一一与纪德的思想艺术因缘

第4章 在血火中的香港(1938—1945)

1.南中国海上的《星座》 

一一个人世界融人到抗日的公众世界

2.自殒和离异

3.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第5章 那里，永恒的中国(1945一1950)

1.沪上风云

2.诗集《灾难的岁月》

一一只为灾难树里程碑

3.北京的春天

一一由爱国而向革命的诉求

结 语

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戴望舒年表

后 记

戴修甫和卓佩芝结合时，他们的两个家庭都已经衰败。戴修甫在北戴河车站供职时，每月寄钱回家，供给家用。家境虽然贫寒，但是礼数很多，婆婆也较苛严。卓佩芝要穿“高低儿”(旗装，鞋底当中有木块)，早晚都要向婆婆跪拜请安，怀孕了，还要承担大家庭繁重的家务，有一次戴瑛看到大伯家买了一担黄金瓜，她也吵着要，卓佩芝买了几个，戴瑛哭着要买很多，卓佩芝说我们怎么好和他们比。戴瑛仍是哭闹，卓佩芝就打她几下，婆婆知道后，抓住卓佩芝的头发，把她拖到祖宗堂前跪下，一面打，一面骂，甚至把头上的钗也打断了。直到戴望舒会走路后(3岁)，戴修甫才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北戴河。在北戴河车站时，生活也很窘迫，卓佩芝给车站几个同仁包饭，稍作补贴家用。三年后，回到杭州，赁屋居住在大塔儿巷28号。此时，孩子们还小，开销不大。到戴瑛出嫁时，家中已负债了，卓佩芝后来回忆说：“月月寅吃卯粮。”戴修甫每月都买航空奖券，希望一朝中奖。有时戴修甫还画草图，说中了奖，要盖一幢房(带园子的平房)，把草图上的房子按家中人口一一分配，但是，始终也没有中奖。

大塔巷以塔得名，据说这塔是清朝杭州城区中心的标志。28号一门住两户，还有一家姓蒋。从大门进去，有一方小庭院。庭院西边有一道门，通向蒋家。庭院正面是戴家门厅，有一道屏风。门厅较暗，右边停着一顶供出门用的轿子。门厅后面，右厢房是戴修甫夫妇的卧室，左厢房是戴望舒的卧室兼书房，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淡黄色的书桌和两大两小四个书柜。戴望舒后来在《断指》一诗中所说的泡着酒精的断指的小瓶，就放在书柜里，少年及中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来了，就到这间房里谈话。外甥女钟萸至今还清楚记得，郁达夫晚上一来，就和舅舅谈天到深夜。两排厢房之间有后轩和天井院。左右厢房后面各有一间杂屋，两间杂屋之间又有一方小庭院。庭院朝西有门通向与蒋家公用的后园。戴修甫莳花养鸟都在这个园子里。园内有一口深井，即使大旱之年也有井水。夏天，每天上午用布袋放西瓜，沉到井底，下午吃“冰西瓜”。有时还用井水冰“石花”(似凉粉一类食品，加白糖、醋食用)。庭院和杂屋后面是厨房。戴家在这里居住了20余年，直到1936年戴修甫去世，戴望舒结婚，才举家迁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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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我致力于著名诗人戴望舒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戴望舒评传》(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戴望舒穆丽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戴望舒全集》(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和《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现在，又写出了《雨巷中走出的诗人一一戴望舒论传》，算是一个小结。

戴望舒逝世较早，且长期处于非主流境域，诗人又很少谈及自己，除了四本诗集和一些译著外，其他第一手史料大多湮没。史料的单薄，限制了研究的开展，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几乎在进行研究的同时，我就开始注意点点滴滴地进行资料搜集工作，日积月累，渐成规模，后来，在诗人的女儿戴咏素和戴咏絮协助下，有了《戴望舒全集》的整理出版，为诗人研究提供了一份基本的文学文献。在书稿的写作期间，又先后访问(有的是不止一次)了施蛰存、金克木、蒋锡金、徐霞村(信访)、杜宣、蒋祖怡、田仲济、程代熙、周劭、徐迟(信访)等老一辈学者和作家，他们都曾与诗人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在访问中，他们或富有睿智地谈出对诗人的印象，或介绍诗人有关史实，丰富并加深了我对诗人的认识。诗人的亲属们也提供了关于诗人的家世、童年和家庭方面的资料。穆丽娟女士曾两次接受我的采访(每次有三个半天)，并馈赠珍贵的照片(复制)。戴咏素女士也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海外研究戴望舒的有关资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外甥女钟萸女士，自“文革”以后，就不断回忆、查寻并撰写关于诗人的材料，她不仅接受我的访问，对于我的信函咨询，也从来是有问必答。有时她突然想到诗人的一件往事，或找到昔日收集到关于诗人的一份资料，都信函告之，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诗人，另外，本书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批准号00EZM001，结项证书号20040095)，得到我所任职的安徽大学的领导和老师的支持。我在上海、北京读博的学生，耗费了不少宝贵时光，帮我查寻资料。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先生、常绍民先生、丛晓眉女士和二三知己都给予了真挚的关注；凡此种种，都为我的研究工作营造了湿润的氛围。信笔至此，心中还会涌起感动。

研究者要尽可能多地阅读诗人的著译，阅读诗人艺术圈子内外持不同意见的作家和评论家的论著，具体地把握诗人原来文化生存状态，努力将其置回历史脉络和情境中，了解诗人的人生和命运，史料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梳理，实证也要一点一滴地进行，时时警惕抽象和简化齣诱惑。不蹈空，作离开事实的形而上的演绎；也不取巧，仅依据先验的观点择取事例。遵循“言必称据”的学术要求，一切都通过实证，从史料的发掘到鉴别，从观点的升华到提炼，实证精神贯穿研究的始终，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的基础上，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

过去很长时间里，研究者往往居高临下，把对于诗人的研究，视为一种评判。我在长期努力与诗人心灵沟通中，视角有了转移，思路也有了变化，以为对于诗人的研究，应是一种平等而亲切的对话，是理解和阐释，不能用某种意图理论、成见和定见，作为价值取向，去权衡诗人。诗人的作品本身，即是理解和阐释的标识，并且也在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中成为有生命的实存。依据研究者“当下”状态的感悟’以自己对命运和生命的体验，来理解和阐释诗人在作品中所显示的命运和生命，体认其中的一切富藏，一切深度，痛其所痛，苦其所苦。我开始研究戴望舒时，年龄比他小，现在我的年龄已超过了诗人当时生活的年龄。近20年来，由于自己阅历的增加，尝受到人生中的种种失望、委曲、乃至屈辱和磨难的一面，经历了自我疗伤过程，出现过执著追求和平静宽容的心境，对于命运和生命也有了新的体认，因此，在周而复始地阅读诗人的作品、探究他生平若干事件底奥时，对于诗人的理解和阐释自然更深了一层，也仿佛感悟到开放的历史与自己隐然相通，我认为，研究者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和思路，只有如此，不同研究者才有可能在同一信息源中产生异义性的认识，出现不同意义的相互发明和发现，构成阐释中异质共存的张力和合力，使作品意义的底蕴得到敞亮，使诗人的灵魂得到敞亮。这是理解和阐释的魅力所在，也是诗人的魅力所在。

这些年来，对于戴望舒的研究已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构成了我的一个历史和诗的空间，寒暑易节，我倘佯和吟咏其间，不仅可避风雨，远尘嚣，而且在和诗人的对话中，不断地丰富和提高了自己，温润自己，并逐渐凝聚为一种心境，即从诗人深深着力的足印中，体验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和选择的艰难，体验到中西文学(文化)融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重而道远，戴望舒为之做出的贡献是宝贵的，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和弘扬。

是为后记，并以此纪念诗人的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