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约翰·斯坦培克的力作。与以往以美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作题材的作品不同，本书是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一部中篇小说。本书完成于一九四二年，离北欧被希特勒所侵占已近一年余，写挪威(也可能是比利时、荷兰)某小城被轴心国“和平”占领的故事。人物刻画的细致，对话的简洁，写景的美丽，故事的电影化等等都是本书的特长。

约翰·斯坦培克是帕索斯、海明威和福克纳以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中后起的伟人。他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沙利那地方。他的第一部小说Cup of Gold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时续出Pasture of Heaven和To A God Unknown，可惜读者对这三本书的反响都很冷淡，一直到Totilla Flat出版，斯坦培克的名字，才逐渐被人所注意。一九三六年，又出版In Dubious Battle。跟着他的成名之作Of Mice And Man问世，顷刻被列入了美国现代一流作家之林。一九三九年The Grape of Wrath出版，更惊动了世界文坛，被译成十数种外国文字，中文本也由胡仲持先生翻译出版。上述的许多作品，大都以美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作题材，这本The Moon Is Down却是例外。本书完成于一九四二年，离北欧被希特勒所侵占已近一年余，写挪威(也可能是比利时、荷兰)某小城被轴心国“和平”占领的故事。作者曾在北欧旅居过一个时期，所以写那些崇尚自由和平的小国人民的心理，分外的亲切。

译者的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修订重印后记

到十点四十五分，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城镇已被占领，保卫队已被击败，战事已告结束。入侵者对这一次战役，也和对较大规模的战役一样经历过精密的准备。就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邮递员和警察都坐了颇有人缘的杂货店老板科雷尔先生的小艇出外垂钓去了。这天，他把那华贵的帆船借了给他们。当邮递员和警察看见那艘灰黑色的小型运输舰，满载了士兵，静静地越过他们时，他们已远在几哩外的大海里了。他们既然是这个城镇中的官员，这当然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于是两人便向后转。可是当他们进入港口时，这城镇早被一营军队所占领。警察和邮递员还无法跨进在市政厅中的办公室去。当他们根据职权坚持人内时，被当作战俘拘禁起来，关进了监狱。

本城的军队一共只有十二名，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都出去了，因为杂货店老板科雷尔先生捐赠了饭食、靶子、弹药和奖品，在山背后六英里路地方他那片可爱的沼泽地里举行打靶比赛。本城的军队，都是些松松垮垮散漫成性的大个子青年人，当他们听到飞机声，在远处看到降落伞时，他们就跑步赶回城来。他们到达时，入侵者已在路边两侧架L了机关枪。这些吊儿郎当惯了的士兵，很少战斗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更没有，便用来福枪开火。被机关枪扫了一阵，六个士兵变成满身乱弹窟窿的尸体，三个被打得半死，其他三个带了枪逃进山里去了。

到十点半，入侵者的乐队已在广场上吹奏着悠扬感伤的音乐。市民们微微地张了嘴，带着受惊者的目光，站在四周侧耳静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群头戴灰钢盔、手提冲锋枪的人。

到十点三十五分，那六个满身乱弹窟窿的士兵被埋葬了，降落伞被收起，一营军队已驻扎在码头附近科雷尔先生的货栈中，在那里的架子上，早已为军队准备好了毯子和帆布床。

到十点四十五分，那位年老的奥顿市长接到入侵者兰塞上校要求接见他的正式通知。接见典礼已定在准十一点钟，就在市长的五间房子的官邸中举行。

这座官邸中的客厅布置得漂亮而舒适。镶金边的椅子上罩着坐旧了的织锦缎，直挺挺地分别站在那里，好像一群无事可做的多余的仆人。一个半圆形的大理石壁炉燃烧着一盆没有火焰的通红的炉火，炉边放着一只用手工涂着绘画的煤斗。壁炉架上，两旁是大花瓶，中间是一架大磁钟，上面缀着玲珑的小天使。屋里深红的糊壁纸上印有金色的人影，漆上白色的木器，既美观又清洁。壁上挂的图画里占巨大面积的是那幅表现一只大狗拯救遇险小孩的英勇事迹。似乎只要有了大狗，水火地震都伤害不了孩子。

P1-2

约翰·斯坦培克(John Steinbeck)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海明威(E.Hemingway)和福克纳(W.Faulkner)以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中后起的伟人，他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和爱好还是近几年来的事。

他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沙利那地方，曾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没有毕业。以后他到纽约当过新闻记者、化学师和搬运砖头的小工。他的第一部小说Cup of Gold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时续出Pasture of Heaven和To A God Unknown，可惜读者对这三本书的反响都很冷淡，一直到Totilla Flat出版，斯坦培克的名字，才逐渐被人所注意。一九三六年，又出版In Dubious Battle。跟着他的成名之作Of Mice And Man问世，顷刻被列入了美国现代一流作家之林。一九三九年The Grape of Wrath出版，更惊动了世界文坛，被译成十数种外国文字，中文本也由胡仲持先生翻译出版。上述的许多作品，大都以美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作题材，这本The Moon Is Down却是例外。

本书完成于一九四二年，离北欧被希特勒所侵占已近一年余，写挪威(也可能是比利时、荷兰)某小城被轴心国“和平”占领的故事。作者曾在北欧旅居过一个时期，所以写那些崇尚自由和平的小国人民的心理，分外的亲切。在那里，“战争的经验既缺乏，失败的经验更没有”，当一队轴心国军人把这座只有十二个卫兵的小城市用突袭、阴谋的方法占领以后，所有的人民都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措。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不糊涂，他们懂得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们“眼睛中的惊愕之光变成了愤怒和仇恨”，这本小说就是写这批善良人民怎样用“迟缓、沉默、等待的复仇方法”去反抗敌人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整个沦陷后，我因无法再在上海住下去，便经过汉口长沙而到桂林，在桂林的英国新闻处看到这本原著，便借来在旅馆中用十多天时间译成中文，随后就在桂林出版。到要重印再版时，湘桂战争爆发，一切的计划都被打破了。今天在上海印行，一则为了斯坦贝克的这部著作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失掉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二则也算是我在桂林一年的一点纪念品而已。

至于书中的许多特长，像人物刻画的细致，对话的简洁，写景的美丽，故事的电影化，读者自能体会，无庸译者多言。但是奥顿市长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人民不愿被人征服，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被人所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会挑起战争的，但是一旦开始了，他们在失败中还会战斗。下流的群众，或是一个领袖的盲从者就不会这样做，所以下流的群众可以常常打胜仗，自由的人民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你将来会明白的。”

书中最后一段奥顿市长临刑前所说的话，是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临死前的遗言。这笔债到了胜利的今天，我们自问已否还清了呢?

译者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

我最初翻译这本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培克的中篇小说《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是在遥遥四十年前的一九四二年之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在那里当了十多年文艺编辑的良友图书公司，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和光明七家书店，同时被日寇以宣传抗曰“罪”无理查封。为了继续我所喜爱的文艺编辑出版事业，绕道敌占区汉口，经过长沙来到被称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桂林城。正在等待贵阳友人汇一笔资金来，好把这个出版机构在此再度复兴。文艺界和出版界的老朋友，除了抗战初期早已从上海等地移居这里的以外，加上不久前受太平洋战争影响从香港撤退来的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群贤毕集，热闹万分，顿时使这个风景甲天下的中等城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城了。因为地方小，熟人多，每天都能在两三条主要马路的十几家书店里，碰见久别重逢的作家、艺术家等，真是他乡遇故知，天涯成比邻了。比起孤岛时的上海，初到几天，确实似乎换了个天地。但住下不久，听听看看，才逐渐感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仍然和“八·一三”前的上海一样，晃动在进步文化人的头顶；浓云密雾同样笼罩在山明水秀的桂林上空。

当时英国新闻处在桂林设有分处，小小的阅览室布置得幽雅舒适。从仰光、昆明一路运进的英美新版书刊，疗我饥渴，因为几乎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接触国外出版物了。在屋角书架上一排新出小说书中，我发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在美国刚刚出版的这本《月亮下去了》。三十年代，我对美国文学作品兴趣甚浓，斯坦培克的《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和《红马驹》等原书我都读过。他因善写美国底层社会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富有乡土气息，文笔清新可诵，被公认为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中一个大有前途的小说家。(他终于在一九六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由于他那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力的创作，把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我和新闻处主任史密斯先生商量，把此书外借，译成中文，以广宣传。他仅允许我外借两星期，他说这已是破例的了。当时我借居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堂里，便乘良友图书公司尚未正式复业的间隙期间，利用十几个日日夜夜，赶译完成。随后匆匆地在桂林用当地产的土纸印了一版。不久，湘桂战争发生，“良友”又迁重庆。抗战胜利回沪，一九四七年，曾列入《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再版，因找不到原书，未加修订。这次才向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借到原书(也是一九四二年初版本)，乘我在河北涿县儿子家休养期间，按原本从头到尾修订一遍，总算对读者做了一件早已应该做的事。

当年我读完原书后，作者笔下所描述的一幕幕反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我。我认为发生在北欧一个小国的小城镇里，全体人民自动奋起抗击敌人的英勇行为，是对最先主张不抵抗主义，以后又说什么安内才能攘外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一大讽刺。对于生活在日本占领区铁蹄下的我国亿万同胞，这本小说中的许多英雄人物，不论是市长还是医生，甚至那位不甘屈服的厨娘安妮，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二次大战最早时期的北欧一个小国，可能是挪威，也可能是荷兰或比利时。仅有十二个武装士兵的小城镇，德国法西斯政府利用一个叛国商人，事先在内部作了周密的阴谋布置，用突然袭击的闪电战术，一下子把它全部占领了。所有的人，从市长到老百姓都如坠入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崇尚自由和平的小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当他们逐渐清醒过来时，他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法，参加了对德国法西斯统治者的斗争。

斯坦培克的文学创作都来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战地记者，深入欧洲战场。这部中篇小说，也可以称为一部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在希特勒纳粹军队还占领着北欧许多国家的一九四一年，就在英美报刊上发表这篇小说连载；以后略加调整，分成八章，以单行本形式于一九四二年初出版。这对当时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里爱好自由和平的广大人民来说，鼓励他们站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起了现实的教育作用。时隔近半个世纪，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但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我们还应经常地读一些描绘二次大战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没有经历过这次大战的青年一代。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何用各种力量来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之一。要从过去的历电里吸取应有的教训，才能不让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再度遭受苦难。我把这本小书重加修订，再献给八十年代的读者，也是怀有这样一个希望的。

对我个人来说，桂林文化城时期的一段坎坷经历，时常萦绕在我脑海之中。这个译本的重印，也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赵家璧

198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