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迷恋战争，但战争却令他迷惘。他要求自己做一个硬汉，却又时时感觉到脆弱。只有文学是他永恒的爱人，他用了一生去追求。他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个剧本《第五纵队》，以及《告发》、《蝴蝶与坦克》、《大战前夕》、《在山岗下》和《桥头的老人》五篇小说，这几部作品描写的都是有关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故事。

海明威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他带来了声誉。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经典作品。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个剧本《第五纵队》，以及《告发》、《蝴蝶与坦克》、《大战前夕》、《在山岗下》和《桥头的老人》五篇小说。

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代序)

剧本

第五纵队

小说

告发

蝴蝶与坦克

大战前夕

在山岗下

桥头的老人

重译后记

这天，大使馆里宰了一头牛，看门人到弗罗里达旅馆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给我们留下了十磅新鲜肉。在马德里冬天过早到来的黄昏里，我跑去取肉。两个威风十足的卫兵拿着来复枪坐在大使馆门外的椅子上，牛肉则已等在门房里了。

看门人说这块肉的部位很好，可惜牛太瘦。我从我的短皮袄口袋里掏出些炒熟的葵花子和板栗给了他，我们还站在门房外大使馆汽车道的砂砾上开了会玩笑。

我用胳膊夹着沉重的牛肉穿过市场走回家去。他们正在炮击格兰伐亚，我走进却柯特去躲避一时。却柯特里十分热闹，挤满了人，我便坐在屋角的一张桌旁，对着堆满沙袋的窗户，把肉放在我身旁的长凳上，喝着杜松子酒和汁水。就在这个星期，我们发现他们还有汁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人要过，而价格也和革命前一样。晚报还没有出版，所以我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了三份党刊，它们要十分钱一份，我叫她把那个披士打(西币名——译者)的找钱留下。她说上帝会保佑我。我不相信这一点，但却读着这三本小册子，喝着杜松子酒掺汁水。

我以往认识的一个侍者走到我的桌旁，和我说着什么。

“不，”我说，“我不相信。”

“没错，”他坚持着，往同一个方向歪着盘子和他的脑袋，“现在别看，他就在那儿。”

“这不关我的事。”我告诉他。

“也和我无关呀。”

他走开了，我买了张晚报，是由另一个老太太拿来卖的，我读着。

对那个侍者指出来的人，是不用怀疑的。我们两人全十分了解他。我只能想：这个笨蛋，这个不顾死活的笨蛋。

就在这时候，一个希腊人走了过来，跟我坐在一块。他是第十五旅的一个连队指挥员，曾被飞机扔的炸弹埋在土里。在这次轰炸中炸死了四个人，他被送回来医治，又被送到了休养所或这一类的地方。

“你好，约翰?”我问他，“喝点东西吧。”

“你管这酒叫什么名字，爱蒙先生?”

“杜松子酒和汁水。”

“这是什么汁水呢?”

“奎宁，试点儿吧。”

“听我说，我不怎么喝酒，但是对奎宁水很有好感。我少来点儿尝尝。”

P102-103

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

今晚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西班牙。雪花吹过橄榄树丛，纷飞在树根间。雪花堆积在立着小墓碑的土堆上(如还有时间立墓碑的话)。在冷风里橄榄树是疏落的，因为下半截的枝条，曾被砍去掩护坦克了，而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耶拉玛河上的小山间。那个二月是寒冷的，他们就在那儿死去，自此以后，死者们便没有注意过季节的变换。

现在已是两个年头了，自从林肯纵队沿着耶拉山地固守了四个半月之后，到如今，美国的第一位死者早已成为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了。

今晚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西班牙，他们会整个冬季冷冷地长眠，因为土地和他们躺在一起。但是到了春天，雨水会使得土地再温馨起来。风会从南方柔和地吹过群山。黑黑的树会复苏过来，带着碧绿的叶子，而沿着耶拉玛河的苹果树会开遍花朵。这个春天，死者们会感到这土地又开始活了过来。

因为我们的死者现在是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而西班牙的土地却永不会死亡。每个冬天看起来它会是死了的，每个春天它会再活过来。我们的死者会永远和它一起活着。

只因为土地永不会死亡，那些从来就是自由的也不会回到奴役。在我们那些死者们躺着的土地上工作的农民们明白这些死者为什么死。在战争里，他们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且使他们长忆不忘。

我们的死者活在西班牙农民的、西班牙工人的、和那些信仰且为西班牙共和国斗争的最善良、朴实、诚恳的人们的心坎里脑海里。而我们的死者在西班牙的土地里睡一天，他们也会和土地长存，没有一种暴政会在西班牙流行。

法西斯蒂也许会蔓延全土，用其他国家里运来的一吨吨钢铁，冲开了道路。他们可以由于得到叛徒和孱头的帮助而推进。他们可以毁灭城市、农村，设法奴役人民。但是你却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甘受奴役。

西班牙人民会再站起来，像他以前反对暴政那样站起来。

死者们却不需要再站起来了。他们现在是土地的一部分，而土地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因为土地会永远忍耐。它会活得比一切暴政更为久长。

从来没有比那些死在西班牙的人更庄严地进入土地，那些庄严进入土地的人们，早已成为不朽的了。

仔细校完了全部誊清稿件，心里泛起了一阵释然之感。两年多来，这部海明威当年在西班牙内战马德里围城中所写的剧本和故事合集，成了我的心病。施蛰存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把《蝴蝶与坦克》一书编入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花洲文库》中，我当时轻率答应了。但在我重新阅读旧译时，不禁为之脸红。

《蝴蝶与坦克》一书收集的几篇小说，都是我在三十年代末在香港及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刚开始学习翻译时的习作，以我当时对海明威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从事翻译已属勉强，以之出书，更欠考虑。四十年后的今日重读原著，对证译文，方知昔日的笔下，祗及皮毛，而未能深入神髓，因此将全部译文重新修订，但也难以保证确已得到神髓。我翻译《蝴蝶与坦克》时，还未见到海明威写西班牙的内战最后一篇《在山岗下》，此次为校订译文，曾请在美国的老友董鼎山兄觅得海明威的全部写西班牙内战的作品，才得到《在山岗下》的全文，因增译以补前之所缺。

至于《第五纵队》这个剧本，也是当年在重庆时日帝轰炸及酷热中翻译的。记得彼时应云卫同志在重庆创立中华剧艺社，因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上演国统区进步剧作家的剧本，诸多留难，所以要我译一个外国剧本作为无戏准演时的后备。凑巧当时我得到海明威的《第五纵队》一书，内容颇适合于彼时彼地的形势，便加以迻译。施蛰存同志原意只要我译的《蝴蝶与坦克》一书，而我觉得《第五纵队》虽然是个剧本，但讲的故事与《蝴蝶与坦克》中各篇小说都是写西班牙内战的，所以得到他的同意，把《第五纵队》也加了进来。

《第五纵队》的原译本是我第一本印刷出版的书。当时收入徐昌霖同志主编的《新生戏剧丛书》里。我曾经保留了一本，但十年动乱中散失不知所终，这次就只能全部重译。虽然后来黄宗江同志为我觅得一本当年旧译，但我发觉旧译颇多疏漏，决意弃之不用。因此，此书中《第五纵队》的译文是全部新译的，可能与旧本有不少出入之处。不过译文有所改进而已。

西班牙内战开始，海明威激于义愤，在美国筹措了美金四万元，购买了几辆救护车，去支援困守在马德里的政府军。为了还清这笔费用，海明威曾几次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战地记者赴马德里采访战地新闻。1937年他在马德里围城中逗留了好些时候，除了拍摄新闻记录片《西班牙大地》外，写了他唯一的剧本《第五纵队》，并自1938年中在美国《老爷》杂志上发表了《告发》(1938年11月)、《蝴蝶与坦克》(1938年12月)和《大战前夕》(1939年2月)三篇有关马德里却柯特酒吧中战时生活的故事。

海明威在《<第五纵队>与最初四十九个短篇小说》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及他写作《第五纵队》一剧的经过。他说：“这个剧本是在1937年秋天和初冬时写成的，当时我们正期望一次大反攻。这一年，中央前线的部队计划了三次重要的反攻。其中之一在勃罗奈一带进行。这一战役起初打得很漂亮，但以血战和不分胜负告终，我们于是等待其他两个反攻计划之一的开始。不过这两次反攻始终没有实现，就在我们等待的期间，我写了这个剧本。

“每天，我受到从勒迦奈和珈拉毕特丛山间的大炮发射过来的轰击，而我则在弗罗里达旅馆中写剧本，我们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也在那里为三十发以上重磅炮弹所击中。所以，如果这不是一个好剧本，也许因为周围的情况使然。如果这是一个好剧本，也许是这三十多发炮弹帮助了写作。

“你到前线去，最近处只离开旅馆不过一千五百码。剧本的原稿经常塞在卷成一捆的床垫里。一旦你回到旅馆找到你的房间，发现原稿并未损失，你就不胜庆幸了。这个剧本的原稿经过誊清寄出马德里，已经是蒂鲁尔失陷的时候了。……”

“如今重读这个剧本，我认为读起来还不错，姑不论演出时又将如何，所以我决定将这个剧本收入这本小说集里。这就又增加了一个故事，而使这书中的故事与现实更为接近些。今后也许还会有人演出这个剧本的。  这一剧本之取名为《第五纵队》，因为根据1936年秋天叛军的宣告，他们有四个纵队向马德里进军，而在马德里城中的叛军同情人，便从后方袭击马德里的保卫者，则成了他们的第五纵队。如果第五纵队内的多数人如今都已在战争中死去，这些人是并不亚于在其他四个纵队中死去的人，他们是同样凶险、同样决心一死的。

曾经有人因海明威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简单地把他视为民主斗士或反法西斯英雄，这实在是一种对海明威的讽刺。老实说，过去我也是这样看待他的，逐渐我却产生了怀疑。如今离开海明威故世已整整二十年，他的传记发表了，他妻子玛丽·威尔什所写的回忆录《事实真相》出版了，今年他的书信选集也印行了。从这些著作以及其它有关的批评论文里所显示的海明威，和他作品里所表现的哲学观点，我们不难把二者合成一个本色的海明威。他可以说是一个自封的“英雄”，而这个英雄却是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最足以代表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

本书里所收集的故事，仔细读来，你总感到这些以第一人称写的东西，似乎缺少一些什么。故事不能说不动人，艺术上也不能说没有魅力，但是缺少些什么呢?在这次修订和重译时，我逐渐参悟出这个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海明威内心对这些故事及人物的感情。在这些故事里，这个第一人称的“我”只是个目击者，海明威像写新闻报道一样，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把人物写得生动如实，可是他自己却又显得那样漠然，那样无动于衷。《告发》中的老侍者要检举那个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他想从“我”那儿得到行动和精神上的支持，但他得到的回答，则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固然，“我”最后还是提出来可以把检举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但那只是由于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好汉”，事情还是在于求心之所安而已。《蝴蝶与坦克》中对那个以香水喷人作戏的市民，这个“我”没有把市民的可怜结局视为一出“悲剧”，而只作为一件蝴蝶撞坦克的有趣事件看待，写出来是为了供人谈助。《大战前夕》里的那个坦克手，“我”似乎对他同情，但却透露出一种宿命论的无可奈何的调子。这种宿命论不但是对坦克手而言，对一次反攻，甚至对西班牙内战的前途也作如是观。这三篇是写却柯特酒吧的一组。至于《在山岗下》，“我”称颂了一个战场上的逃兵，说他是个“好汉”，说他“断然脱离这次反攻，带着非凡的庄严”。《桥头的老人》，“我”只能让这位无力逃避战争的老人托命于“好运气”了。当我们读这些故事时，你可以看到海明威那双冷漠无情的眼睛，正注视着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生的一切，从而你的心也就和他的眼风一样，沉入冰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怀疑海明威是否真正是民主斗士和反法西斯英雄的理由，当然我也完全不否认海明威在帮助西班牙内战政府军时的正义动机。

参加过内战的西班牙文学批评家阿图罗·巴雷亚在他的《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一文中，对海明威的冷漠问题作了无可争辩的答复。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饱受心灵的创伤与折磨，一直无以自拔，其后他在西班牙斗牛场上兽性与残暴的竞技中找到了一块遁世之地。1937年初，他就是怀着这样一种不安的心情，重新回到他所曾经熟悉和热爱的西班牙的。

虽然，“海明威喜欢在酒吧间里和士兵们混在一起，而不爱和自命不凡的左翼知识分子来往。……在弹痕累累的弗罗里达旅馆里，在外国记者、休假的国际纵队军官、五光十色的游客和妖艳的女人中间，他过的是一种并不那么真实的战地记者生活。他能和西班牙人熟练自然地交谈，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分享过他们的生活，不论在马德里，还是在战壕中。”

“再说到西班牙，海明威能够真实地、艺术地描绘他从外部看到的一切，但是他想作进一步的描绘。他希望分担西班牙的斗争。由于他和西班牙人没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痛苦，他就只能根据他所熟悉的西班牙形象，在想象中把这一切塑造出来。……”  “所以，我认为，海明威小说的内在的失败——在文学创作中反映西班牙战争的失败——是由于他虽然想当一个参加者，并以参加者身份来写作，他却一直是个旁观者。然而，而旁观是不够的：要真实地写作就必须生活，而且必须感受到你所生活的内容。”阿图罗·巴雷亚此文，是评论《丧钟为谁而鸣》的，但我认为这也可以拿来评论海明威其它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问世以后，美国批评界曾热闹了一个时候，有的著文捧场，认为这部小说是海明威的传世之作，但也有人浇了冷水，认为写得并不怎么好，还不及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此等等。不过我以为说得最持平的，还是巴雷亚的文章，因为他说出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基本态度：尽管他可以对一人一事一景写得精确无比，但他只是一个可靠的报道人，而不是一个与小说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因此，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以为在这本集子里，真正对海明威有切肤之感的文章，只有一篇，那就是我以之为代序的《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在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里，海明威以诚挚的语言，动人的笔触，哀悼那些反对法西斯、保卫马德里民主政府的死者们。可是，海明威为之悲痛关切的是去支援西班牙人民斗争的美国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求解放的西班牙人民。

也许读者们会讪笑我的出尔反尔，过去把海明威奉为斗士、英雄，而现在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把他视作一个冷漠得可怕的旁观者。但我在看待这一事件和人物的过程，正说明历史发展对我所起的作用。如今我已看出海明威的弱点(即使看得不正确)，而不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我想这是对不起读者的。

那么，我又为何厚爱于海明威，而还要重译他的戏剧和小说呢?这里有我对海明威的偏爱，也有对他艺术的倾倒的因素在内。

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我视西班牙人民掀起全世界争民主的浪潮为人类的希望。那时中国正在遭受日帝的侵略，我认为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因此我的身心经常为西班牙内战的形势所左右，政府军推进一个山头或马德里的一条街，我为之欣喜；他们的后退一步，我为之忧愁。到了1937年，我偶然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厄普顿·辛克莱所写的《不许通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保卫马德里的小册子，我读了又读，为之流泪，为之振奋，而且更坚定了我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其时，日帝在华北发动了七七事变，而后战火又漫延到上海，八一三的炮声揭开了中国的抗战，无形中就把西班牙内战和中日之战联系在一块了，中西两国人民都是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我一有空暇就翻译《不许通过》，我想这是本对我国抗战有帮助的文字。但在1938年初，我以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到了香港。虽然我人到异地，但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日帝在闸北所燃起的熊熊大火，却始终在我的胸头燃烧着。有一天，我在香港摆花街的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了海明威的小说《告发》，我为小说的故事所感动，以后我又得到了其它两篇小说，我决心把它们翻译出来，因为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鼓动中国人民抗战，也是有好处的。

我爱上了海明威，其实那时我仅仅读过这三篇写马德里却柯特酒吧生活的小说，至于读他另外的作品，则是在1941年到重庆以后的事了。海明威是个文体家，他的行文非常简洁、质朴，他排除了一切用以渲染故事中人物情绪与行动的华丽词藻。他要读者直接从人物的语调里把握人物的情绪和必须的行动，他不愿以作者的身份对故事中人物横加限制或渲染，或在文字上浓得化不开，从而影响读者；他要求读者从他的白描手法里，直接去体味或推想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感受。这就给予他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风格。他在行文中对于使用形容词句可以说是最吝啬的了，他把全力集中于人物的对话，从对话中透出人物的情绪与行动的变幻、气氛的浓淡。评论家认为他的散文一扫十九世纪小说家那样冗长繁琐的文风，而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如以《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一文而言，他只写了躺在西班牙土地里的死者，用“冷冷地”三个字便寄托了他对于这些死了的英雄们以无限哀思，令人感动，令人怀念。这也可看出他炼字的功力了。这种惜墨如金的笔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揣摩的，而这本集子里的故事，虽已早成陈迹，海明威毕竟反映了当年西班牙人民为保卫民主传统而流尽鲜血的史实，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也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我还是加以重译出版。

也许这只是我的怀旧病，但愿我没有白费时间。

冯亦代

198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