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 道德的虚伪。主人公海丝特被写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同时也在感化着充满罪恶的社会。 至于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说则把他写成了一个一心只想窥秘复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说中只起情节铺垫的作用。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因此，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小说描写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跟丈夫从英国移居当时尚属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虏。海丝特只身到美后，迫于生活，被一青年牧师诱骗怀孕。此事，被当地虚伪的清教徒社会视为大逆不道。当局把海丝特抓起来投入监狱，游街示众，还要终生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的A字（Adultery：通奸女犯）和站在示众台上受审。州长亲自主持了对海丝特的审讯，她所属教区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一个被公众视为最高道德典范的诱骗海丝特的奸夫，也假惺惺地劝说她招出奸夫的姓名。但海丝特宁愿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在远离社会，远离人群，受尽屈辱的处境中，海丝特孤苦顽强地生活着，全仗刺绣为生。她生活中的惟一支柱是抚养掌上明珠般的女儿珠儿。海丝特这种忍辱负重、代人受过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丁梅斯代尔大为感动，也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获释归来，一直在暗中侦察底细的海丝特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医生，在给丁梅斯代尔治病中，已基本了解到了真情，并欲置丁梅斯代尔于死地。为了逃脱，海丝特跟丁梅斯代尔议定在新市长就职那天，带上孩于一同乘船到“看不到白人足迹”的地方去。但此事也被奇林渥斯 识破，逃脱不成。于是，丁梅斯代尔在新市长就职那天，携海丝特和珠儿走上示众台，当丛宣布了自己诱骗海丝特的事实，并死 在海丝特怀抱中。海丝特也从此得到了解放，带着珠儿远走他方。若干年后，珠儿长大成人，安了家立了业，而海丝特却一人 再回到波士顿，仍带着那个红色的A字，用自己的“崇高的道德和助人精神”，把耻辱的红字变成了道德与光荣的象征，直到老死。

第一章 狱门

第二章 市场

第三章 认出

第四章 故人重逢

第五章 海丝黛做针线

第六章 珀尔

第七章 总督家的大厅

第八章 精灵孩与牧师

第九章 医生

第十章 医生与病人

第十一章 心灵深处

第十二章 牧师的不眠之夜

第十三章 海丝黛的另一面

第十四章 海丝黛与医生

第十五章 海丝黛与珀尔

第十六章 林间漫步

第十七章 教区牧师和教民

第十八章 阳光灿烂

第十九章 溪边的孩子

第二十章 迷惘中的牧师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兰的节日

第二十二章 游行

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显露

第二十四章 尾声

一天，海丝黛·白兰匆匆赶赴贝林汉姆的总督府。她要去送一双奉命绣制的手套，是总督在重要场合戴的。尽管由于一次大选的偶然失利，这位前任最高统治者的官阶降了一两级，但他仍然在该殖民地辖区占据着一个令人尊崇且颇具影响力的位置。

这一次，除了要送一双刺绣的手套，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促使海丝黛求见这位能够决定殖民地事务的实权派要人。她已听到传言，一些在宗教政务方面一贯苛刻强硬的头面人物图谋剥夺她对孩子的抚养权。我们在上文已提到过，珀尔被怀疑是魔鬼的孩子。正因为如此，这些正人君子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如要保全这个母亲灵魂里的基督徒精神，就必须将她人生道路的这块绊脚石移走。另一方面，若孩子确能在道德、宗教方面有所长进，而且最终具备获得拯救的素质，那么把她移交给比海丝黛·白兰更贤良睿智的监护人，孩子的这些优点肯定会有更完善的发展。在推行这一计划的人中，贝林汉姆总督据说是最热心的一个。诸如此类的事情，若放在后来，顶多不过提交给市镇一级的官员，可在当时却要进行公众的讨论，甚至连政界要员都得表明立场。这的确有点奇怪，近乎荒唐可笑。但在那个原始单纯的年代，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较之于海丝黛母女的幸福问题，对公众利益的影响更为轻微，但仍然与立法者的思虑、商议和政府的法令、法规搅和在一起，真是令人称奇。以前，关于一头猪的所有权之争，不仅会引发殖民地立法机构的异常激烈火爆的争论，还会导致该机构自身的重大改变。而那一时期比我们故事发生的时代也早不了多少。

海丝黛·白兰从她孤寂的小屋出发时，自然是忧虑重重，但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在与公众的争夺较量中，她虽是孤身一人，但获有天理伦常的支持，因此并非绝无取胜的可能。当然，小珀尔是她的同伴。此时，珀尔已经到了能轻松跑着跟上母亲的年龄了，而且她从早到晚都是奔来跳去，就是比这更远的路程，她也走得动。不过，她还是时常撒娇要母亲抱，虽然已没有必要。可是一会儿，她又急不可耐地要下地，在青草小径上蹦蹦跳跳地跑到海丝黛的前面，时不时地跌跌绊绊，但从未受伤。我们已经谈到过珀尔风华艳丽的美，一种熠熠生辉的美：富有光泽的皮肤，深邃明媚的双眸，润泽丰盈的棕发，再过几年就会变成亮丽的乌发。她的周身上下犹如燃烧着一团火；像是激情进发时不期而至的结晶。母亲在设计孩子服装时，充分发挥了瑰丽的想像；为她缝制了这件深红的天鹅绒束身上衣，裁剪样式独特，还用金线绣满了奇巧精美的各式花样。如此绚烂夺目的色彩，会令面色较为苍白的孩子黯然失色，但恰恰与珀尔红润明艳的美交相辉映，将她装扮成一束最明亮耀眼的小火焰，在大地上欢腾雀跃。

然而，这身装束以及孩子的整个外表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凡是看到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标记，那个海丝黛注定要佩在胸前的标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那个红色的耻辱标志仿佛已深深烙进她的脑海，她的所思所想都呈现出红字的形态。于是她刻意制造了红字的类似物；耗费许多时日，以一种病态的才智，在她深爱的对象和象征她的罪恶、苦楚的标志之间，创造出一种类同。不过，珀尔的确与红字一样，都是耻辱的标志。正是缘于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海丝黛将孩子精心装扮成另一个活生生的红字。

P44-45

  “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一个祖先的鬼魂悄悄问另外一

位祖先的鬼魂。“一个写小说的。……这算个什么职业，在他那

个时代干这一行能算是赞美上帝服务人类吗?败家子，还不

如当个提琴手。”(《红字》)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1804—1864)是一个背负着因袭传统而生活、创作的人。这个传统一方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一方面是200年前的祖先那纠缠不患的幽灵。霍桑被拖进故土和祖先的阴影和幽灵之中似乎不能自拔。霍桑的小说总是以历史，更确切地说，以17世纪英格兰清教文化为背景，表现的主题也总是与罪恶相关。

霍桑出生于于萨诸塞州一个没落的世家，霍桑的曾高祖是萨拉姆镇上的望族，祖辈中其中一人将殖民地许多被控为女巫的妇女判处死刑；其中一人是殖民地的大法官，在女巫审判案中动用火刑、打烙印、绞刑等手段。霍桑沉湎于对父辈祖先的幻想中，在想像的文学世界中勾勒出缺场的父辈权威的幻影，将其父辈祖先的恐怖写进了作品，同时也将他的幻想融入其中。父辈对霍桑的影响在《红字》“海关”一章中可略见一斑。在霍桑对其父辈祖先不光彩的历史的描述中夹杂着自豪和羡慕：“朦胧缥缈”、“威武雄壮”、“庄严”、“长着胡子”、“披着黑貂皮、戴着尖顶帽的祖先”，“携带着《圣经》和宝剑，威风凛凛地踏着未经磨损的街道，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巨大成就绝非是我所能企及的”。不过，到了祖父这一代，霍桑家的威望已经远远不能与当时的望族相比了。到了霍桑的父亲，他就只能当一名船长了。但他也在霍桑4岁时死去，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父亲未给孀妇和幼儿留下什么，而他母亲与许多女人一样，除了依附于他人便无法生存，于是霍桑的母亲带着孩子迁居娘家。霍桑在缺乏父亲的关照下成长，直接体验了妇女低下、无权、无能的处境带来的生活困苦。17岁时，霍桑在亲戚的资助下进了博多因学院，与朗费罗和后来成为总统的皮尔斯同学。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萨拉姆镇开始文学创作。1836年和1846年两度在海关任职。皮尔斯当选为总统后，霍桑于1853年被任命为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霍桑的大部分作品取材于新英格兰的历史或现实生活，探索人性的罪恶，揭露道德的伪善和褊狭，抨击宗教狂热，具有浓郁的历史气息、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教长的黑面纱》、《石面人像》、《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浮谷传奇》、《玉石雕像》、《红字》等作品都是富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对于霍桑来说，因袭的原罪、宿命论、地狱，一旦进入人的生命，便没有办法躲避了。尽管他“一生没有什么悲剧，然而他却看到周围是命运的重重魅影”。或许，霍桑的忧郁气质正来自于此，他所关注的问题也总是比同时期的作家阴暗得多，凄凉得多，诸如隐秘的罪恶、人性的孤独、被物质技术败坏后的精神以及殃及子孙的祖先的罪孽等等。他的作品笼罩在一种忧郁彷徨的基调里。这种情形不得不使人将他与哥特式的传统联系起来，更加体现出他的神秘和诡谲。他认为历史短暂的美国缺乏天才作家所必需的一切，那里“没有阴影，没有古旧，没有神秘……只有光天化日之下普遍的繁荣”，然而，他的气质和想像总是沉湎于那些幽暗的方面，他创造出了一种浓郁的神秘。“陷入情网的英雄，月下的幽魂，乱哄哄的孤寂，被两个鬼魂纠缠的入，镜中的影像，公开的秘密等等”。他不厌其烦地表明人是有罪的，这种罪恶不仅来自原罪，也来自父辈祖先，问题是人们都试图掩盖这种罪恶。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创作于1850年，由于与当局政见不合而失去了海关职务之后，霍桑投入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在《红字》“序”“海关”一章中，作者对海关的描述，渗透着他对这个权威机构的厌恶之情。作者采用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策略——古老大厦中被埋没文件的发现，引出“红字”的故事。在海关大厦二楼布满蛛网、被尘土覆盖的废物中，那些公文连同人世悲哀的记录都仿佛成了地球的累赘，沉埋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只有作者“我”在阴雨连绵无所事事的某日翻阅着这些发霉的历史沉积，发现了“红字”。小说也从现实的萨拉姆镇转向17世纪的新英格兰波士顿。故事的主人公海丝黛-白兰因犯了通奸罪而被判在胸前戴上耻辱的标记——红色的“A”字，并被示众、关押，还遭到剥夺母爱的威胁。白兰被彻底孤立，被交给众人，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但是白兰很快就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她精心地缝织并装饰那个象征着自己罪恶的“红字”，直面自己所遭受的惩罚，并且精心教养她与情人所生的女儿，以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她所受的惩罚，生活幸福，内心宁静。她善待穷人，帮助病人，抚慰遭难的人。海丝黛·白兰的善良品质使人们饶恕了她的罪，他们不再把“红字”看做是一种罪恶的标志，而是把它看做犯罪以后善行的标记了。在人们的心目中，“红字”含有了尼姑胸前十字架的意义，给佩带它的人一种神圣性，使她安度一切危难。这个女人从性的诱惑者变成了一个性的禁忌者，逐渐变成了一个“天使”式的女人。她最终成了胜利者。专制文化和清教法律的牺牲品不是白兰，而是男性，是与白兰密切相关的人物——丁梅斯德牧师。作为清教政府、权力、道德、文化的代表，丁梅斯德是一个被害者而不是一个害人者。他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美德，这种痛苦来自于遵循道德的本性对自我的惩罚，他的痛苦比白兰深刻得多。丁梅斯德在强大的负罪感的压力下，过着毫无生气的生活，他采取了与白兰完全相反的忏悔罪恶的方式，掩盖自己所犯的罪，因为隐瞒自己的罪恶而痛苦，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被罪恶意识所笼罩，生命的气息在一天天走向枯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丁梅斯德牧师的矛盾与痛苦。与此并行的是，作者以极度憎恶的笔调描写了围绕在这一对“罪人”周围的大众，以及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探询他人灵魂秘密、折磨他人的齐灵窝斯——白兰的丈夫。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衰老而又丑陋无比、冷酷无情的人，富有知识但性格偏执，在复仇欲望的驱使下丧失了人性。在他身上作者集中体现了知识与人性扭曲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霍桑再次重复了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被强大的、阴险的男人所控制的女人这一叙述情境。受惩罚的“犯罪者”的善良、美好与那些充当着惩罚者的大众或个人的伪善、邪恶、宗教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塑造了缺乏独立思想的、盲目大众的群体形象，抨击了17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专制，以及宗教的褊狭和狂热。小说最后，丁梅斯德牧师终于战胜自己精神和肉体上的软弱，公开坦白了自己的罪恶，气息断绝。许多人相信自己在牧师的胸前看到了红字的标记。不久，那个被认为有着奇异法术的巫师齐灵窝斯也离开了人世，他将很大的一笔遗产赠给了海丝黛·白兰和她的女儿。珀尔，被称为恶魔的后裔的妖儿，成了新大陆最富的继承人。许多年以后，海丝黛·白兰也回到了她的必然归宿。小说从监狱开始，以死亡和坟墓结束。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霍桑也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的经典作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霍桑生活中的妇女，特别是他的母亲及妻子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女性批评家最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的尼娜·贝姆在《纳撒尼尔·霍桑和他的母亲》中指出，《红字》的创作时间是在霍桑的母亲死后不久，这部作品深受母亲死亡的影响，霍桑将他母亲的真实生活转化为虚构的海丝黛·白兰的生活经验，白兰像霍桑的母亲一样，被社会抛弃，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霍桑将这部作品作为对母亲的挽歌以纪念母亲。因此，海丝黛·白兰这一形象应该放在霍桑的母亲对他本人生活影响的语境中理解。尼娜·贝姆进而从两性关系、特别是女性对男性的态度方面，分析了霍桑作品前后主题的变化。她认为，在霍桑的早期作品中，探索了男性否定或拒绝与女性相关的本质，如温柔、幻想、直觉、爱、自我牺牲等品性而遇到的情况，而当霍桑逐渐认识到男人如何对待女人影响着女人的生活时，这一主题便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探索在男性神话压力下妇女思想的被歪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即“妇女生活的奴隶性”，表现了对妇女的极大的同情。

然而，霍桑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他也并不关心社会秩序的变革，他不相信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此，他也不相信妇女运动的改革力量，尽管霍桑对当时的妇女运动非常熟悉。霍桑创作的主要时期，即《红字》、《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古传奇》及《玉石雕像》等作品的创作阶段，正值19世纪美国女权运动高涨时期。在霍桑作为作家和外交家的生涯中，他结识了19世纪许多杰出的美国妇女，她们直接或间接地与女权运动、女权斗争、废奴运动有着关系。通过她们，霍桑了解了当时最深刻的女权主义思想，目睹了妇女为了进入一向严禁妇女进入的公众生活领域而进行的努力，这些活动是对19世纪美国妇女生活模式和无权、依附地位的挑战。霍桑的妻妹伊丽莎白·皮博迪是波士顿超验主义派的活跃分子，而且在生活、创作及学术活动方面都是当时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写了大量的作品，也是美国第一位走上大学讲坛的女教师。在她周围聚集了当时的思想家和作家，如爱默生、朗费罗等。她更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常在自己的家里举行女权会议。她是第一位在杂志上识别出霍桑以笔名发表作品的人，并给当时的大出版商写信推荐霍桑，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位有才气的人”。伊丽莎白超越了性别给自己的局限，生活得充实、幸福。另一位与霍桑关系密切的女性是玛格丽特·富勒，她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评论家、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她在波士顿知识界成立了美学、文学小组和沙龙，吸引了许多“超验主义者”。她的历史著作《19世纪的妇女》(1845)是美国第一部关于妇女的论述，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性等问题。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男人，也没有纯而又纯的女人。”这部作品及作者本人的生活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及当时的文化界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霍桑深知妇女的不幸生活、熟悉女权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些违背女性道德的妇女，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这些新型的妇女形象都是强大的、异常的、背离了社会准则和妇女的天性的女性。但霍桑更主要地表现了这些新妇女命运的悲剧性，他一方面同情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了逾越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女性对男性、对社会的威胁，暗含着对于不守规则及强大女性的恐惧。霍桑把女人的不幸、反叛，即对于女性道德和定命的违背，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生活联系起来。在《福谷传奇》中，霍桑总结道：妇女的女权主义思想总是与爱情的失败相关，她们并不是天生的改革者，她们既不能改变社会的秩序，也不能改变两性的定命，但由于不幸命运的压力而变成了女权主义者。《红字》中的白兰，具有强大的女人的特点，她是一个反抗者的缩影，具有神秘的力量。她嫁给了丑陋而衰老的齐灵窝斯，她的婚姻是畸形的，她与牧师相爱也因此是必然的，值得同情的，但这种非法的情感给牧师带来的却是终身的痛苦和毁灭。而作为“罪恶”之结晶的私生女珀尔，却是一个“妖女”。她是真正反叛的化身。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说，小珀尔是“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放的一朵可爱的不朽的花”。她身上蕴含着某种阴暗、狂野、多变、喜怒无常、反抗、轻浮的特质，她的叫声与不可解的巫婆的咒语极其相似。作者在对小珀尔的塑造中，无数次地运用了“妖精”、“精灵”、“巫婆”、“魔术”、“咒语”、“罪恶”、“激情”这些术语。她身上充满着浓郁的妖气，美丽动人，天真无邪，不遵守任何的道德约束。但她的母亲白兰却把她看做上帝给她的礼物，是安慰她的天使。瓦尔特·霍伯特在《小珀尔和霍桑的女儿：文化诗学论文》中则分析了小珀尔这一形象的塑造与霍桑本人对其女儿尤娜的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论是小珀尔还是尤娜，都不具有霍桑所认为的女性天生的感性和同情心。霍桑曾说，尤娜不能使自己服从自然的规律，她的本质是美丽的、杰出的，但一切都是无序的。霍桑对他的女儿深感不安，这是19世纪早期在美国存在的对女孩子的教育和扶养的一种焦虑。

在19世纪的文学中，女性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妖魔。前者是道德的化身，后者则是堕落的荡妇。在《红字》中，霍桑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超越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作为天使与妖女形象的两极分化与对立，而是将这两种气质结合于一体。海丝黛·白兰既是一个偷吃禁果的引诱者，她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女人最坏的惩罚，戴上通奸的标志，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她又具有天使式的女人的特点。霍桑对于女人的越轨行为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在这部小说中，他一方面表现了女人背离标准的异常行为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的悲剧性灾难，另一方面，他又把这样的女人塑造成天使式的人物。同样，小珀尔也是被作者当做一个妖女来塑造的，但她却具有超脱尘世的非世俗特质。

《红字》集中体现了霍桑复杂的宗教思想和人性观以及他对罪与罚的独特认识。人对自身罪恶的不同态度贯穿着小说的始终。从中可以看到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文化传统对霍桑的深刻影响。尽管霍桑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17世纪的宗教偏执和文化专制，但他并不否定“原罪”的思想，他的许多小说表现了入的罪恶以及入对罪恶的认识和态度。在《红字》中，霍桑赞扬白兰对罪的坦白与承担以及积极的服罪方式，而否定了不敢面对罪恶的丁梅斯德，但同时又否定了同样罪恶深重但以惩罚他人罪恶为目的医生和大众。

霍桑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其小说创作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如“天空”中红字的出现、幻觉的描写等，都使小说充满神秘色彩。同时，小说也结合了哥特式小说的某些因素，如隐藏的罪恶、阴暗变态的恶棍式人物等等。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阵晓兰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