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讳》是是欧茨最新的论文和随笔。欧茨在这里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家给予了公允、客观的评价，择介了许多美国、英国的当代作家或艺术家，还评论了勃朗特、海明威等经典作家作品以及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等等，这本书出色地融会了作家的亲身创作体验和文学教授的丰富学养、独到眼光与评价风范，兼具文学评论和文化评论的特点。

欧茨新近出版的这部文论、随笔收入38篇文章，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不是好人”，讨论的大都是一些有争议的作家，欧茨对他们给予了公允、客观的评价；第二部分：“当代作家与我们自己”，择介了许多美国、英国的当代作家或艺术家，是中国读者了解现当代英语文学的宝贵资料；第三部分：“致敬”，评论了勃朗特、海明威等经典作家作品以及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画家贝卢茨等，表达欧茨对他们的敬意之情；第四部分：“故地重游”，是欧茨重温某些作品后的新感受。

本书出色地融会了作家的亲身创作体验和文学教授的丰富学养、独到眼光与评价风范，兼具文学评论和文化评论的特点。专业读者和一般读者都能饶有兴趣地读下来。

文集总序／一位世界性的杰出作家

露卷序／作家视角的精彩批评

作者前言／潜流上的圈圈涟漪

第一部分：“不是好人”

未经删改的西尔维亚·普拉斯

“重现”威利·斯塔克

威拉·凯瑟手笔

无情的海史密斯

《渴望惩罚》：理查德·耶茨

“不是好人”：穆瑞尔·斯帕克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和我们

爱尔兰挽歌

“我们贬了值的梦想”：E．L．多克特罗

“生存的绝望”

浮世艺术家

黑色洛杉矶：迈克尔·康纳利

癣带

进化热

“新式回忆录”：艾丽斯·西伯德的《幸运》

财产

艺术程序：大卫·洛奇

幽灵：希拉里·曼特尔

短篇小说：一个濒危的物种

缤纷世界：短篇小说

虚构现实主义者：帕特·巴克

为爱痴狂

业余爱好者

危机传记

第三部分：致敬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不幸的混血女”

厄内斯特·海明威

“你们是我的我们”

回忆罗伯特·洛威尔

“谁都不了解的”巴尔塔斯

拳坛内外

穆罕默德·阿里：“最伟大的人”

第四部分：故地重游

吸血鬼的秘密

重读《亚美利卡纳》

重温《他们》

重读《人间乐园》

论《自我封闭》的创作

个人的作品，公众的出卖

朝圣瓦尔登湖：1962，2003

1963年2月，当一个名叫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的30岁的美国诗人因与约克郡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婚姻破裂而在伦敦自杀的时候，谁能预料到普拉斯会一“死”惊人，很快成为最知名也最有争议性的用英语写作的战后诗人；而在这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已有很多有名望的人物，如西尔多·罗斯科，玛丽安娜·摩尔，伊丽莎白·毕肖普，罗伯特·洛威尔，理查德·威尔伯，艾伦·金斯伯格，安妮·塞克斯顿，约翰·伯里曼，梅·思维逊，阿德里尼·利赤和w．H．奥登与T．S．艾略特。在普拉斯夭亡的时候，除了发表在英美杂志上的一些极为勇敢的诗歌，她已经出版了一卷诗集《巨人》(1960)，但反响平平，并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塞林格风格的《钟形罩瓶》(The Bell Jar，她死前一个月在伦敦问世，署的是笔名维多利亚·卢卡斯)；她的更有力度的第二卷诗集《爱丽尔》直到1965年才出版，那个时候，普拉斯死后的名望使这本书获得广泛关注和最高赞誉，最终使它成为20世纪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销量最好的诗集之一。泰德·休斯整理和编辑的普拉斯的《诗集》(1982)获得普利策奖。

1958年4月，普拉斯在她的日记里坦言：“我注定会获得成功。”然而，普拉斯怎么也不会预见到她的成就几乎完全是死后拥有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普拉斯没有立下遗嘱就冲动地了却残生，她的大量珍贵作品以及两个孩子福利达和尼科拉斯都遗留给了已分居的丈夫休斯和他的掌握实权的妹妹沃林；而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这两个人是绝望的普拉斯心目中的仇人。作为她的文学作品的法定继承人，休斯有权出版他希望出版的作品或将作品大刀阔斧地“编辑”(即删改)之后再出版，就像《西尔维亚·普拉斯》(1982)一样；或者，如果他愿意，把它们“丢失”甚至毁掉，休斯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普拉斯最后三年写的两本日记就是被如此处理的。作为长期分居的丈夫，休斯从普拉斯的日记中去除了他认为的“下流东西”和“亲昵行为”，正像他从《爱丽尔》中删掉了“那些较具有个人挑衅性的诗”一样，理由是他不想让孩子们再受苦痛的侵扰。这本新版的日记集，选自西尔维亚·普拉斯合集中的23份原始手稿的副本，是由卡伦·V．库基尔——史密斯大学稀有图书博物馆馆长的助手——汇编而成的，未作任何删节和修改。这表明，最想摆脱苦痛、最想遮人耳目的正是泰德·休斯本人。

这本《未经删节的日记》极为详细地记录了普拉斯在史密斯大学和她在剑桥纽翰姆学院的学习生活；她与泰德·休斯的婚姻；她在马萨诸塞州诺萨姆敦和波士顿两年的教书和创作经历。除1960年到1962年的附录和其他一些生活片断之外，最为生动的部分是描述1962年1月普拉斯的第二个孩子尼科拉斯出生。1959年11月，日记突然中断，当时由于普拉斯怀疑休斯不忠，两人的婚姻出现危机，他们准备回到英国居住。1959年日记的最后一篇颇令人费解，那是一首典型的普拉斯的诗：“倒霉的日子，倒霉的时间。精神状态对于T作最为重要。崇高的诗和奇妙的故事，源自快乐的心境和创作的欲望。”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富有魔力，其中许多是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动荡的星期中写成的。这些最令人难忘的诗读起来像是用锋利的手术刀在北冰洋的冰上雕刻出来的。她的语言紧凑而新颖，她的诗布局简约。她的一些诗，比如《莱斯伯斯》、《穆尼科·曼尼昆斯》、《残疾》、《爸爸》(普拉斯最臭的一首诗)和《边缘》(普拉斯最后一首诗，写于1963年2月)以及具有先见性的《死亡公司》，这些诗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一种恶意的童谣的力量。对于普拉斯来说，“鲜血四溅就是诗歌”，读者可能对诗人的私生活知之甚少，然而会觉得普拉斯摇曳不定的感情很真实：受伤，迷惑，愤怒，恬淡寡欢，痛苦的隐退。像她最伟大的前辈艾米莉·狄更生一样，普拉斯深知诗的真理最宜于问接表述，用词愈少愈妙。

P3-4

我一直都把随笔、评论以及难以归类的散文作品看作是一种简约的故事形式。尽管貌似中肯客观，但是真正精彩的这类文章常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抒情色彩。当然，这些难以界定的文体明显需要艺术策略：细节选择得当、重点突出、基调明确。我的两个朋友，西恩斯亚·欧瑞科和约翰·厄普代克，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非虚构作品不如虚构作品(西恩斯亚·欧瑞科在《艺术与激情》中说，“随笔似乎游离于文学创作之外，只关乎琐碎之事。”约翰·厄普代克在《拥抱海岸》中说，“写批评文章之于小说和诗歌创作正如同徜徉海岸之于航行大海。”)而我则认为，非虚构作品虽然看似欠缺深入的思考和文学创作，可实际上却和虚构作品一样具有艺术的魅力。在随笔或评论中，讲述故事的活力，是潜在的，但决非缺失的。

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音乐，而音乐创造一种“情绪”。字面上探讨的也许只是潜流之上的一圈圈涟漪。

我的小说中几乎不用我“自己的”声音说话，也许只有一本名叫《我将带你去那儿》的小说除外。在该书中我也只是偶尔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但是，在非虚构作品中，我总是用我“自己的”声音说话，因为在我看来，非虚构作品像是志趣相投的人们就非个人问题进行对话。我个人十分看重文学作为与想象中或期待中的知音进行文学创作的作用。我经常在读到令我激动的作品时，想与别人分享我的感受。我几乎总是兴趣盎然。数年前，我发现如果某作家的作品让我心烦意乱、火冒三丈或情绪低落，这就表明我的想法很可能受到挑战、于是感到威胁，那么就有必要重读该书了。(读D．H．劳伦斯的作品，我就是这种感觉，后来我又花了几年的时间重读他的作品。)年轻时我通常为报刊杂志写书评，几乎分给我的什么书我都写。《纽约时报书评》(该报在数十年间拥有多么优秀的编辑啊!)、《星期六文学评论》(不知是否有人记得这份十分精彩、辛勤耕耘的文学杂志，还有那两位定期撰稿人格温维尔·希柯斯和约翰·西亚迪?)和《底特律新闻》(它是我为之写评论而不是评论性随笔的几家报纸之一)这些都是我经常为之写书评的杂志。但是近些年来，我婉拒了许多邀我写书评的报刊杂志。我希望尽可能地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批评家，至少就我自己的标准而言。

作为一个批评家，我的原则是唤起人们对值得关注的作家和作品的注意，尽可能避免消极评价，除非对于某位作家早期的优秀作品的积极评价能够抵消对其进行的消极评价。(在这本评论集中，出于道德上的原因，我坚决不选“消极的”评论。在我看来，它们不值得再版，或者当初根本就不值得写。回首往事，我们在文中对他人评头论足，真是心胸太狭窄了!如果能悄然原谅别人的不足，岂不更好。于是，随着未入选文章的增多，我开始感到我可能对自己过分挑剔，删除了许多或许读者会感兴趣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都是批评多于褒奖。在我的许多“自我审查”过的评论文章中，我只选了三篇，其中有两篇是评论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和理查德·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另一篇是评价安妮塔·布鲁克娜的中篇小说，别的评论家对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大加赞赏。)因为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伦理道德的准则，所以我们与作品及其作者(尽管我们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应如此。当然，宣称“喜欢一切”的批评家一定随和得毫无个性可言，因此他的评沦令人怀疑。但是，也有一类评论家，尽管不喜欢某一作品，却不公开地进行批评，这些人也令人尊敬。在美国，我们用得着警告人们不要买某本书吗?

虽然我结集出版了数年来的评论文章，却从来没有将许多报纸在其晦涩难懂的“文艺”版经常登的那种文章结集出版。1962到1968年呆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的这段时间，我定期为底特律新闻报写评论。我写的评论数不胜数，篇幅短小，成为过眼烟云，正如该报的其他版面的新闻那样。在这些消失在岁月长河里的文章之中，有一篇最近又浮出了水面，是评论唐·德里洛的处女作《亚美利卡纳》(1971)。现将其收入本集中，一方面是出于自豪，更多的是出于欣慰，因为我在很久以前就具有一个批评家的眼力，对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一部晦涩难懂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