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妇何碧秋因丈夫被打告到乡、县、市公安局，再起诉至法院，不屈不挠打官司“讨个说法”，最终获胜。此事被拍成电影并获世界大奖轰动全国，人们从此叫她“秋菊”。本小说由秋菊打官司、秋菊开会、秋菊打假、秋菊杀人四部组成。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文笔凝练老到，极具张力，人物个性独异，新颖奇特。小说好看，耐读而又发人深省，堪称一部直面当下社会现实、观照历史变革进程的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

村妇何碧秋因丈夫被打告到乡、县、市公安局，再起诉至法院，不屈不挠打官司“讨个说法”，最终获胜。此事被拍成电影并获世界大奖轰动全国，人们从此叫她“秋菊”。“秋菊”意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利用进京开会之机，为本村一桩久拖不决的山林纠纷到处奔走上访，使弄权作恶者中箭落马。此后一位神秘人物不期而至，将“秋菊”带入精心设置的“打假”迷局。历经失踪、绑架等惊险风波，“秋菊”从蛛丝马迹中看穿破绽，再度揭开一个催人泪下的幕后故事。不久“秋菊”去银行办事，碰见一位顾客与一名银行职员为取一笔巨款发生争执，谁知这桩平常口舌纠纷竟使银行职员停职、离岗直至逼疯送进精神病院。“秋菊”作为现场唯一目击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捍卫事实，结局却出人意料：“秋菊”手中没有刀，却让一对贪婪的高官夫妇人头落地。

小说由秋菊打官司、秋菊开会、秋菊打假、秋菊杀人四部组成。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文笔凝练老到，极具张力，人物个性独异，新颖奇特。小说好看，耐读而又发人深省，堪称一部直面当下社会现实、观照历史变革进程的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为写此书，作者倾尽心力，耗时15年。

第一部分：为菊打官司

第二部分：秋菊开会

第三部分：秋菊打假

第四部分：秋菊杀人

附录：英文版序 陈源斌

 致意大利翻译家弗龙佐的一封信 陈源斌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掇，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村长家在村东头。也不过两进排厢，一个院子。屋瓦是小瓦，屋墙是青砖实砌，院墙也是青砖实砌。门槛是用青石做的。院子里一口水井，上面一棚落光叶子的葡萄架。对面一地盆花都是枯枝杆儿，拴着一条狗。何碧秋绕过那狗，看见村长坐堂屋里呷酒。她说：“你打了他，现在旁证也有了，医生诊断也有了，是个什么说法呢?”村长一哼：“说法?”何碧秋说：“你打他，踢他胸口，倒罢了。你还踢他下身，这是要人命，不该有个说法?”村长慢慢举杯，何碧秋说：“那你就别怪我了。”

村长问：“你怎么我?”何碧秋说：“请政府讲理。”村长笑道：“我打他又不为私。我是村长，政府不帮我，下次听谁吆喝这村的事?”何碧秋说：“只怕如意算盘。”村长说：“好。到乡里的路你认得吧：过了摆渡口，再走一二十里，就是了。也辛苦你了。”何碧秋见他张狂，便不再哕嗦，回头收拾动身。

走了一里多路，到摆渡口了。望见岸边等渡的人已跳在船上。船工弯腰解桩上的缆绳，听见声音，虚抓绳头，等着。等何碧秋上船，说：“站稳咧。”收了绳子，换竹篙将船缓缓撑进一片白水里去。

过渡的这几个人或站或坐，都袖着手，东西放在舱里。这些人七嘴八舌让船工说，船工笑道：“你们是想东北方向的路快修好了，不坐我的船了吧?”又说：“不过是土公路，大半截又在人家地盘，一个弯儿绕十万八千里，仍不如走渡口节省。”这些人议论道：“我们王桥村，亘古就属安徽，只因造了这座水库，把路都隔断了，反被江苏抱在怀里。出个门，比登天还难，还不如划归江苏省呢。”说了一阵，船工目光落见何碧秋，问：“这位面生呀?”有认得的便替她说：“她就是万家的。”船工明白了：“怪不得你脸上有事，是你要告王长柱吧?老话讲居家莫讼，怎就到了这一步?”

何碧秋说：“村长管一村人，就像一大家子，当家的管下人，打，骂，都可以的。可他要人的命，就不合体统了。这又罢了，我登门问，他连个说法都没有。”船工听着点头：“这是他王长柱不对了。”

说话间，船身摇晃起来。船已近库汉中央，脸上觉有东西蹭擦。在岸上是很平静的，到这儿有风了。那风贴水而起，逐渐大起来，风也变冷了，刺得面皮绷紧。风搅得库水涌动，浪花乱翻开来。船工说：“有水便生风，有风便有浪，过了这段深涧，会平静的。”把竹篙收好，拽出双桨来摇。风扯出了响声，脚下舱板不停颠荡。人嘴里的词儿倏地少了，只有零星几句，声腔不很匀足。憋一口气，慢慢散出去，把一颗心徐徐放落。桨急船紧，风势果然过了，却早近这边岸来。船渐行渐稳，船工收了桨，再换篙撑起来。

这些人扯起原先的话头。船工道：“我说：在娘家青枝绿叶，嫁人后面黄饥瘦。不提它倒也罢了，一提它泪水直流。”猜了一阵，猜不准。看何碧秋脸上心事，疑想是她。船工说：“努。”将手举起。众人看他手中的竹篙，水淋淋的，不觉恍然，又有些不解瘾。这时船已傍岸，说笑几句，跳下船，各自赶路。

乡里不是原先模样了，多了一条细沙路，路边挨排栽着树，边上尽是住户，放足眼光才从这头望到那头。住户的房子三层两层一层高矮不等。何碧秋从一座大门口张见一幢六层楼，以为是乡政府，进门问了，却是乡办工厂。转弯抹角，到一个僻静旮旯，才找准了。见乡政府比早先添加了两排平房。她进一个门，说几句，有人把她领到西头一间，说：“这是李公安员，你不妨跟他细说。”

李公安员小四十年纪，眉眼平常，辨认不准忠厚奸滑。见他正捧着一只凹腰茶杯看报，此时转头迎过来说：“王长柱?他是托你捎信让我去喝酒吧?你回去说，他要不改酒桌上的蛮气，我再也不去。”何碧秋说：“我是来告他的。”李公安员诧异道：“哦?”看过旁证，看过医生诊断，皱眉说：“怎么是区医院证明?还是外省的?”何碧秋说：“我们王桥，往本省的路都被水隔住，只好去江苏呀。”

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李公安员听罢，收好旁证和诊断书，看看手表，说：“食堂开饭了，你在这吃吧。”何碧秋说：“不客气。”李公安员说：“不是我请客。我可以帮你买饭菜票，食堂里碗筷现成，能借用的。”何碧秋说：“不了。我一路过来，看见不少饭店。”李公安员说：“饭店里的饭菜，斩人呢。”何碧秋说：“我问讨两家面食摊，一碗面条五毛六毛，贵也贵不到哪里去。”李公安员便站起身来：“我下午有个会。明天我去处理这件事，你在家等着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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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诉讼》这部小说，是在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况下写成的。

1990年底，我正在数百里外的农村深入生活，忽然得到消息：我在省城居住的简易宿舍楼深夜失火，一幢楼全部烧毁。我以最快速度赶回省城，面对的是一片残烟未尽的废墟，包括手稿、藏书(7只书橱)在内的所有家产，均荡然无存。全家人只好凄惶寄居在临时安置的小旅馆单人房间里，连吃饭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没有。

面对骤然降临的天灾，我的内心突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详宁静，竟然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写作冲动。

失火的第二天，当我在小旅馆房间里摊开纸笔写这部小说时，恰好一位当时分管宣传文化的省领导来慰问受灾人员，看到我一声不吭地憋在房间里埋头写小说，她吓了一跳，以为我头脑受刺激出了毛病。

实际上，我当时非常冷静，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说。为此，我选用了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农妇状告村长，告到乡、县、市公安部门，又诉诸法院再上诉二审获胜。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述视角，从而激荡波澜，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汤原汁的社会风貌，将人物写得既鲜活独异又普通真实。与此同时，除了追求叙述语言的质量和感觉之外，还注意使用了“讨个说法”之类的生活用语——10天以后，这部小说顺利完成，取名《万家诉讼》。

就在写作此稿期间，我收到了《中国作家》编辑赵虹寄来的一封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约稿信，她并不知道我遭遇火灾的事，却在信中让我写一部“既高瞻远瞩，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并且新鲜、独特、与众不同”、“最好是当代、现实生活题材，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中篇小说。没过两天，赵虹又来信要求“即使不惊心动魄，总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或者长叹、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时间内，她一共来了整整10封催稿信(后来，我把这10封信连同信封邮戳一起复印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杂志，信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95年5期“小说书简”栏目)。

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刚完成的《万家诉讼》寄给了赵虹。《中国作家》随即在第3期头条位置予以刊发。

稍后，《小说月报》8期头条和《新华文摘》8期转载了这部小说。《中国文学》则将其翻译成了英、法两种文字。《人民日报》和《作家报》分别发表了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评论。

至此，应该说这部小说总算有了一些反响。不过，我已经够满意了，对它并没有更高的期望，至于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更是意料之外的事。

1991年5月，我参加了在北京21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中国作家》第3期，来组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北影厂等三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万家诉讼》，颇感兴趣，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随后，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但是对方告诉我，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均未能公映，在这种情况下，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结果，这次合作没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过了3个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说准备将《万家诉讼》改拍电影。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当时，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先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接着，他买了20本杂志，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梦醒时分》的巩俐。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临时作出决定，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后来，在剧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转告我，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碧”“秋”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这部电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后定名为《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公映不久，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此外，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称号。

张艺谋在《当代电视》1992年10期上，这样评价了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使《万家诉讼》这部小说走向了更多的读者：《万家诉讼》被威尼斯大学教授弗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台湾一家资深出版社也以非常优厚的稿酬，出版了我的小说集《秋菊打官司》繁体字版本。

也许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中的“讨个说法”，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

2000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