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一方面要闯关夺隘,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取得他们对红军的支持。在短暂的时间里,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感人至深的故事。
《长征史记》是一部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这本著作不仅真实地描述了长征的整个过程,而且全面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有关长征的各种问题,解答了各种有关长征的“历史之谜”,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长征、一个完整的长征,一个常说常新的长征。书中采用以传统观点贯穿全书的编撰方式,用较系统的线索、简洁的笔触,来展示这段艰难辉煌的历史全貌。同时将近年来通过发掘新材料、新史实而得的新观点用“史鉴记事”、“一家之言”的形式进行链接,展示给读者。并将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以“人物小记”形式记录下来。
《长征史记》是一部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这本著作不仅真实地描述了长征的整个过程,而且全面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有关长征的各种问题,解答了各种有关长征的“历史之谜”,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长征、一个完整的长征,一个常说常新的长征。书中采用以传统观点贯穿全书的编撰方式,用较系统的线索、简洁的笔触,来展示这段艰难辉煌的历史全貌。同时将近年来通过发掘新材料、新史实而得的新观点用“史鉴记事”、“一家之言”的形式进行链接,展示给读者。并将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以“人物小记”形式记录下来。
圣地被难 被动转移
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但博古、李德却根本不顾,仍命中央红军进行建宁保卫战。林彪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广昌保卫战的教训,给中革军委写信说:根据敌军的行动计划,“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我军主力“宁可多走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上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并说:“我主力兵团可以取得胜利的仗不应放过,对于得不偿失的仗,对于胜利条件不大足的仗,则不应以主力进入战斗”。应切忌“过去那样以主力逼近敌人,与敌对峙”的方法,消耗兵力和弹药,陷于被动。还说:“地形条件对于作战有很大的决定意义,战胜敌人时的兵力对比的多少不成为重要因素,在山地战为尤然。如地形条件适宜和战术运用巧妙等,是能以少胜众的,至少能消灭敌之一部。”这无疑是个正确的建议。但是,博古、李德却拒绝采纳,仍然命令东方集团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同敌人拼消耗。
5月16日,东方军团遭受较大伤亡,被迫放弃建宁城,向宁化地区转移。至此,中央苏区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至建宁、泰宁、明溪(今归化)、水安、连城,南迄筠门岭,均被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等地后,蒋介石即命“围剿”中央苏区的各路部队加紧筑垒、修路,巩固占领区,并拟集中5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
六七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形势日趋恶化。
在广昌失守之后,红军要在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已经很小。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也估计到了。5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报告共产国际。6月,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同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经过近1O个月的反“围剿”作战,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中央苏区的生产已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十分困难。可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企图通过主力红军的顽强抵抗和发展游击战争,来求得战略上的变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中央红军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防御作战,使部队又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8月5日,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8月底9月初,红一、红九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不仅没有制敌,反而为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9月8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中央红军第二十一师以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团和由赣江独立团改编的第六十三团为基础正式编成。21日,又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将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合编为中央红军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黄□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一师政治邗主任。第八军团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师司令部代理。其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由龙冈向古龙冈方向推进之敌,为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争取时间。在此期间,中革军委还决定成立教导师,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
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中央红军完全丧失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 P13-14
2006年10月,是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
70年前的今天,一群无畏的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艰难地穿行在从南到北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部辉煌的史诗——万里长征。
长征是艰难的,因为它源于革命事业的挫折和失败。
长征是无畏的,因为它坦然地选择了磨难和牺牲。
长征是壮丽的,因为它承载了最为无私的理想。
长征是永恒的,因为它缔造的奇迹和精神依然在传诵。
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打开了新局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都反复和充分证明了一个历史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长征途中,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克服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全党全军和军民之间实现了革命大团结。
在同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殊死搏斗中,各路红军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红军将士政治上同心同德,生活上互相帮助,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刻,总是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红军十分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所到之处,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坚强的团结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伟大的团结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使之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巨大力量。
长征途中,红军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世所罕见的。但是,千难万险压不倒红军将士。没有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不是在战略转移开始时就有的概念,而是随着战略转移的进行发展而来的。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转移之初称这次战略转移为“西进”、“西征”。
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但这里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为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经中断,而中央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
“万里长征”一词的首次使用则是在1935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名义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里首次提出和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1936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时, “向前代草”的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也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万里长征”。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再次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了“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概念。9月12日,中共中央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又提出了“二万余里的长征”的概念。肖锋在1935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肖锋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他说“我们长征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女Ⅱ果连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说:“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1935年11月,先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综上所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专指中央红军的。这时,受当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等概念还没有被统一和广泛使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这样,“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为宣传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先后出版。“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也逐渐成为红军1934年至1936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长征”是指包括中央根据地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内的4支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围剿而进行的军事战略转移。“长征”从1934年10月12日中央根据地红军战略转移始,至1936年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止,历时两年余,累计行程达6万余里。
1934年10月12日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组成的野战军团,及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组成的两个野战纵队,从瑞金等地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历时一年余,长驱25000里,纵横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今属四川、西藏)、甘肃、陕西11个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过苗、侗、布依、壮、彝、羌、回、裕固、藏10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途中渡过的主要河流有贡水(雩都河)、桃江(信丰河)、章水(池江)、钟水、潇水、灌江、湘江、清水江、余庆河、瓮安河、乌江、赤水河、北盘江、牛栏江、普渡河、金沙江、大渡河、小金川、梭磨河、黑河、白龙江、渭河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越城岭、天南山、佛顶山、大娄山、乌蒙山、梁王山、拱王山、小相岭、大相岭、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岷山、秦岭、六盘山等20座。沿途共进行380多次战斗,著名的有湘江战役、强渡乌江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战役、腊子口战斗等,冲破国民党军29个纵队(军)另3个师的围追堵截。攻占了湖南的宜章、临武、道县、江华、通道5县,贵州的黎平、剑河、施秉、镇远、余庆、黄平、台拱(今台江)、瓮安、湄潭、遵义、桐梓、习水、广顺、定番(今惠水)、长寨(长顺)、紫云、贞安、安龙、兴仁、兴义20县;云南的扎西、(威信县属)、曲靖、马龙、马甸、嵩明、禄劝、武定、元谋、宣威、东川(今会泽)10县、四川的德昌、冕宁、越西、芦山、宝兴、天全、懋功(今小金)7县;西康的泸定、甘肃的通渭等44座县城。
1934年11月11日,红二十五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16日从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到达延川县,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历时10个月,途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4省,行程10000里,成为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霉。
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先后从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撤出川陕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二次会师,历时1年多,行程近10000里,途经四JJI、西康、青海、甘肃4省;经占四川省的平武、江油、彰明、北川、茂县、汶川、理番(今理县)、懋功(今小金)、松潘、宝兴、芦山、天全、雅安、名山、邛崃、大邑、荥经、汉源18县;西康省的道孚、雅江、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丹巴、理化、康定、泸定9县;青海省的班玛、久治(两地均在建国后设县);甘肃的岷县、漳县、武山、临潭、陇西、渭源、临桃、通渭、定西、庄浪、静宁、会宁12县,共计39个县市。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5座(红桥山、梦笔山、夹金山、折多山、巴郎山)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三过纵深500公里的水草地,渡过的主要河流有涪江、岷江、抚边河、达维河、小金川、大金川、嘎曲河、班佑河、包座河、鲜水河、雅砻江、白龙江、洮河、渭河等14条。进行的大小战斗战役80余次,主要有土门战役、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邛崃大邑战役、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康定道孚炉霍战役和包座、百丈、雅江战斗等,攻占县城2l座。
红军第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地区出发,到1936年10月2l、22日在宁夏平锋镇、甘肃将台堡同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历时近1年,行程近10000公里,途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9省,经过92县,进行了陇南战役和澧水、沅江渡河战斗、得章坝、来宾铺、普渡河与六甲等100多次战斗,冲破国民党政府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追堵截。攻占湖南省的辰溪、溆浦、新化、会同、黔阳、晃县6县;贵州省的玉屏、江口、石阡、瓮安、平越、修文、黔西、大定、毕节、盘县10县;云南的寻旬、富民、楚雄、镇南、祥云、宾川、盐兴、牟定、姚安、盐丰、鹤庆、丽江、中旬13县;西康省的德荣、白玉、定乡、理化、稻城5县;甘肃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县等38座县城。
从1934年的lO月12日始到1936年的10月21日止,三大主力红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踏遍千山万水,历经艰难险阻,经过数百次的战斗,打破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中心的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政治上作出的正确决策的结果,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团结互助、先人后己、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的结果,是关心群众、爱护人民、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爱护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是长征的根本保证。长征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的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坚强战斗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史记》是一部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这本著作不仅真实地描述了长征的整个过程,而且全面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有关长征的各种问题,解答了各种有关长征的“历史之谜”,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长征、一个完整的长征,一个常说常新的长征。
《长征史记》采用以传统观点贯穿全书的编撰方式,用较系统的线索、简洁的笔触,来展示这段艰难辉煌的历史全貌。同时将近年来通过发掘新材料、新史实而得的新观点用“史鉴记事”、“一家之言”的形式进行链接,展示给读者。并将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以“人物小记”形式记录下来。
为了立体地展示长征的历史画面,本书从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军长征图片》一书中选取了相关图片,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