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旅游规划领域堪称经典，全书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旅游规划的基本原理，而第二部分则从区域、目的地、场地等三个不同的尺度出发，介绍了在这些尺度上的规划理论和许多案例。作者还探讨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强调旅游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需要进行合理透彻的旅游规划，这样最终才能得到令各方面满意的结果。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旅游规划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则从区域、目的地、场地三个不同的尺度出发,介绍了在这些尺度上的规划理论和许多案例。此书一经问世便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先后于1988年,1993年和2002年三次再版,被美国国内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高等院校用作教材及参考书，成为世界上旅游规划领域最为畅销的经典读物之一。

在中国，规模比较大的学术翻译工作至今差不多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尤其自晚清曾国藩创立翻译馆译介西学之后，翻译事业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意义更是为众多有识之士所普遍认可。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曾经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行，中国再次敞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学子们也纷纷踏出国门接触西方世界，于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氛围中，很多学术领域的专家都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国际同行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样，不少学科里的学者都开始了带有补课性质的翻译和传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还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存在一个中断的历史过程。相反，它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刚刚起步的。所以，在早期阶段，中国的旅游教育、旅游研究和旅游产业发展，都明显地表现出一边在实践中摸索、一边干脆奉行“拿来主义”的特点。这样，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比较早地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梅特利克、麦金托什、朱卓任等少数比较著名的旅游学者的著作，成了长期影响中国旅游研究基本走向的有限模板。

其实，在西方旅游学术界，在上述一些学者之外和之后，还有一大批重要的学者，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事的是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旅游学研究，并在几十年中形成了丰厚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学作为一门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大批优秀研究人员的目光和热情，从而逐渐培育起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学术队伍，也形成了视角非常丰富的研究领域。人们不仅领教了旅游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推动力量，同时也体会到了旅游对于人类社会精神层面的多重意义，更目睹了旅游在传播文化、沟通思想、建构价值观、引发或抚慰冲突、制造或消除歧视、挑战可持续性以及缓解贫困等方面的作用。面对旅游的这些复杂的、现象层面的问题，人们已经能够比较自觉地动用不同的范式来加以审视，从而构筑了旅游研究当中丰富多彩的理论潮流。比如，在戴恩(Dann)看来，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或动机，而这样一种视角，显然具有韦伯的意义；沿着涂尔干的轨迹，旅游被格莱本(Graburn)、麦肯乃尔(Mac Cannell)等人看成了一种仪式或神话；当人们注意到旅游在社会生活领域所具有的宏观意义乃至微观意义的时候，它既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疗法(Krippendorf)，也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渊薮(Turner and Ash)，从而成了结构功能范式、结构冲突范式乃至女性主义范式共同的审视对象；当人们窥视到旅游的本质并注意到它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对应关系时，则不会否认旅游其实就是一种体验(Cohen；Ryan)，一种昭示着新的经济形态即将到来的典型的个人生活方式；而当人们被旅游交往过程中的程式化要素所迷惑时，则很容易为符号互动理论(Brown)、后结构主义(Culler；Dann；Urry)寻找到一片施展的空间。由此可见，面对旅游这种复杂的现象，不管是哪个传统领域的学者，他们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形成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西方的旅游学术界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旅游学术努力之后，确实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积累。尽管有效的、有机的综合还远没有实现，但利用各种范式审视旅游现象的努力已经卓有成效。这在国外每年出版的大量专著和刊行的大量学术论文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这些已经陆续反映到大学教科书中的前沿性学术成果，在中国的旅游学术界还鲜为人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出版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组织翻译的西方旅游学术著作以及大学教科书，规模实际上十分有限，选题也比较零散，难以从中了解西方旅游研究的全貌。这个事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旅游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曾经向出版界呼吁过，但由于当时旅游教育规模还不够大，旅游学术研究的地位还不够突出，人们对西方旅游学术成果的需求也还不够迫切，所以，出版界并没有对这些建议做出积极的反应。然而时至今日，甚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们突然发现，全国有诸多出版社，都在成系列地翻译出版国外的旅游学术著作，真正有了一种百花齐放的势头。

对中国的旅游学术界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幸事，一件喜事。这迎合了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在当今这个学术转型期的迫切需要。就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而言，直追西方学术研究的前沿并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学术平台以便能切实地解决中国的旅游实际问题，自然是学界同仁的共同目标。不过，似乎可以说，直到今天，在国内从事旅游学术研究的队伍当中，真正全面了解国外研究状况的学者为数还相当有限。也有一些优秀的学者，虽然对西方旅游学术研究比较熟悉，但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很少有精力将自己的西学心得系统地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一些零星的转述，这样也就会大大影响其价值和效果。所以，对于很多研究人员来说，他们还是希望直接阅读原著或译文。更何况，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而言，必须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不可能仅仅靠几个人的努力。虽然今天我们已经营造了一个全民学外语的环境，但真正能够将外语用于学术研究的人也还是很有限。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外语的实际水平，还在于接触外文文献的机会非常有限。另外，就我国目前的旅游高等教育的现状而言，如果能快速地将西方学术成果转化为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滋养品，对于解决目前存在的大学旅游教学内容20年一贯制的问题，恐怕是再迫切不过的了。所以，系统地翻译国外一些优秀的旅游学术著作，对于中国旅游学科的发展确实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旅游管理精品教材译丛》，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问世的。这套丛书，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筛选，在这个过程中，编选人员本着“立足管理、教材为主；注重名家、品质优先”的选题原则，既充分考虑了目前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也考虑了我国旅游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学科特点和需求指向。因此，希望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可以适应目前我国大学旅游教育要求的成系列的精品教材。

目前，国家教育部将旅游学这个学科以“旅游管理”这个二级学科的名义列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之下，从而框定了旅游管理专业大学本科教育的管理学性质。在这个框架之下，至少在目前阶段，旅游研究的主体会很自然地被引导到企业和产业管理领域，人才的专业和层次定位相应地也应当遵循这样一个框架来加以确定。从这一点来说，目前国内对“旅游管理”的相关外文教材的介绍就显得很不充分了。基于这种理解，本套丛书主要是围绕“旅游管理”的领域进行选题。这样，不仅可以满足目前大学旅游教育对国外教材的迫切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引导国内高等旅游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规范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各个学校早日摆脱各自的原始专业胎记，还给学生一个名实相符的专业身份。

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也不难发现，流行于市面的书籍，鱼目混珠者有之，金玉其外者有之，满纸荒唐言者有之，抄袭拼凑者也有之。这种情况虽然中国为甚，但国外也不乏其例。所以，本套教材的遴选，经过了非常谨慎和精细的反复征求意见的过程。在这个精品教材系列当中，很多教材出自名家之手，如菲利普·科特勒的《旅游市场营销》 (第三版)、克莱尔·A.冈恩的《旅游规划：理论与案例》(第四版)、罗伯特·C.刘易斯的《饭店业营销领导：原理与实践》(第三版)等，这些作者的名字在西方旅游学术界都是非常叫得响的，而他们的这些著作也确实富有特色，框架宏大、体系完整、阐述充分、案例丰富，足可以让国内读者耳目一新。即使是一些名气不大的作者，他们的人选著作也经过了国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检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如《旅游经济学》(第二版)、《饭店业人力资源管理》(第二版)、《饭店管理与经营》(第三版)等，都属于这样的作品。还有一些教材，编者出于填补空白的初衷将其纳入到丛书当中，意在推进相关教材的建设。比如，《旅游吸引物管理》、《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职业导游员：导游职业发展动态》等图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被选中的。这些著作也多为精品之作，原创性很强，对国内的旅游教学与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当然，译介西学向来都是为了给本土研究注入一些新鲜的养分，推开一扇窗口，洞开一个门户，以便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快速地发展起来并与世界接轨。因其是教材译丛，我们不应当期望从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方法。要完全了解西方旅游学术前沿，理解西方旅游学者的学术精神，仅靠翻译几本教材是难以达到的，必须靠全面介绍西方旅游学者的经典著作才得窥全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依然带有普及的性质，它的花果主要会落在大学教育园地当中。当然，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也算教材的编辑策划和翻译人员对中国旅游学科和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尽了一份职责。

是为序。

 谢彦君

  2004年7月

  于东北财经大学书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