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畅销书，也是一本影响巨大的自然科学哲学专著。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通俗易懂，充满激情，作者恩斯特·海克尔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一元论哲学观。他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主张人类的进化史应该是宇宙进化史中的一部分，旗帜鲜明地反对“上帝造世说”，推崇真、善、美的一元论理论，此书引起了许多进步的同时代人的共鸣，但也遇到了各方面的非难。

作为一本古典的理论著作，此书的意义是不仅在批判迷信的同时又能给识字不多的读者许多有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在于作者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恩斯特·海克尔是第一位把生态环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学者。

这本1899年出版的《宇宙之谜》讲述的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的“信仰”。恩斯特·海克尔在书中，首次以他优美的文笔和通俗易懂的描述方式为我们系统介绍了他的一元论哲学。

(1)——第一版前言

(1)——第十一版前言

(1)——第一章 宇宙之谜的提出

(23)——第二章 我们的身体构造

(41)——第三章 我们的生命

(57)——第四章 我们的胚胎史

(75)——第五章 我们的种系发生

(95)——第六章 灵魂的本质

(117)——第七章 灵魂发展的阶梯

(139)——第八章 灵魂的胚胎史

(155)——第九章 灵魂的种系发生学

(177)——第十章 灵魂的意识

(197)——第十一章 灵魂不灭论

(221)——第十二章 实体定律

(243)——第十三章 宇宙发展史

(265)——第十四章 自然界的统一性

(289)——第十五章 神与世界

(309)——第十六章 知识与信仰

(325)——第十七章 科学与基督教

(351)——第十八章 我们的一元论宗教

(369)——第十九章 我们的一元论伦理学

(389)——第二十章 宇宙之谜的答案

(405)——结束语

(411)——伊曼努尔·康德的二律背反

(413)——认识论

(415)——心理学在生物学体系中的位置

(417)——灵魂活动进化主要阶段一览表

(419)——一元论和二元论哲学领域中基本原则的对立

(423)——注释

(433)——跋

(441)——1904年以来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的新增文献

(445)——书中主要书名的汉语、德语对照

(477)——书中主要人名的汉语、德语对照

一般认为，那些属于灵魂活动或心理活动的现象都是最重要和最有趣味的现象，同时也是最复杂和最难以解释的现象。由于自然知识本身以及我们面临的哲学研究任务都属灵魂活动，由于人类学和宇宙学同样是获得正确“心理”知识的前提，所以心理学应该视为一门真正研究灵魂学的科学，应该视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换一个角度看心理学，它又是哲学、生理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

对于心理学来说，提出合乎自然规律论证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准确了解人体的知识，尤其要了解灵魂活动的最重要器官——大脑的解剖学知识。

然而许多所谓“心理学家”对心理解剖学基础却是一知半解或者全然不知，所以就出现了以下令人遗憾的事实：没有哪一门科学像心理学那样，充斥着对学科自身基本概念和基本任务的相互矛盾和毫无根据的观点。近30年来，随着解剖学和生理学取得越来越大的发展，随着解剖学和生理学对重要灵魂器官构造与功能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心理学的混乱状况也就越来越严重。研究灵魂的方法

我把人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我也把心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根据这一观点，我从一开始就强调，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应该与研究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同。也就是说，首先是观察和实验，其次是研究其进化史，再其次是形而上学的推论，即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推理尽可能触及自然现象的未知“本质”。然而，为了对这一未知“本质”进行原则的评价，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要清楚了解二元论和一元论理论的对立之处。二元论心理学

关于灵魂活动，我们坚决反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把灵魂与肉体分割成两种互不相干的“本质”，说这两种本质可以彼此独立，无需相互联系。有机躯体是一种会死亡的物质本质，由充满活力的原生质和由其产生的化合物(原生质产物)经过化学反应化合而成；而灵魂则完全不同，它是一种不会死亡的、非物质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原动力，对这种精神力量的神秘活动我们全然不知。这种陈腐的观点纯粹是唯心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唯物主义原则相对立的，同时也是先验的和超自然的，因为它认为，存在着一种无需物质基础就能够起作用的力量。它是建立在这种假设上的：即认为，在自然界之外，或在自然界之上还有一个“精神世界”，一个人类经验所无法感知的非物质世界，一个人的天性所无法感知的非物质的世界。

这个完全独立于物质躯体世界之外的假想“精神世界”，这座建立在二元论世界观基础上的纯臆想大厦完全是一种杜撰的、幻想的东西，与其相关的神秘的“灵魂不灭”信仰也同样如此，我在后面还要讨论它为什么在科学上无法成立(参阅本书第十一章)。如果这种杜撰的东西最终被解释成为正确的，那么，其相关的现象就肯定不会受实体定律的制约，于是就会在至高无上的宇宙基本规律中出现这种惟一的例外，而这种例外在有机生物的历史中肯定很晚才会出现，因为它只同人和高级动物的“灵魂”有关。二元论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即“自由意志”教条，同样是与宇宙实体定律完全不相容的。一元论心理学

我们所代表的关于灵魂活动的自然观点认为，灵魂活动是生命现象的总和。它同其他一切生命现象一样是同某一物质基础有关的。我们将所有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暂且称为心理原生质。没有这种物质基础心理活动是难以想像的，因为经过化学分析它处处都被证实是一个生物体，属于原生质生物系列，即一种蛋白质的碳水化合物，所有生命的过程都发源于此。在拥有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高级动物那里，这种心理原生质经过分离后会产生一种神经原生质——一种神经物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是实验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因为科学经验教导我们，没有哪种力量可以不要物质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世界”是存在于大自然之外或大自然之上的。  同其他所有自然现象一样，灵魂活动的现象也要受到至高无上的、统治一切的宇宙实体定律的制约，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任何超越这一至高无上宇宙基本规律的惟一例外(参阅第十二章)。单细胞的原生质生物、植物，低级动物也同样包括在内，它们低级灵魂活动的过程——应激性、反射动作、敏感性以及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现象，都是直接由其细胞原生质的生理过程、由其物理和化学的变化所决定的。这些变化的原因，部分属于遗传，部分属于适应。我们也必须坚持，高级动物和人类的高级灵魂活动现象也同样如此，如：表象和概念的形成，理智和意识的奇妙现象。根据种系发生学理论，后者是从前者进化而来的，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把过去独立的生物功能更高程度地融合或集中、联想或统一，将高级动物和人类的灵魂活动提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P99-P102

今天的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

  伊林·费撤尔

恩斯特·海克尔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自然科学家，曾经多年担任德国耶拿大学动物学系正教授。1899年，他出版了《宇宙之谜》这部著作。该书出版后，很快得到了多次再版，同时被译成了多种语言。该书在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度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素夫·麦克·卡贝在《我们为什么感谢恩斯特·海克尔》(莱比锡，1914年出版，第二卷，第244页)一书中写道：“我看到这本书在(英国)奥克尼群岛普通渔夫们手中传阅，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矿工中传阅，在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城市里传阅，在澳大利亚牧羊人甚至新西兰的毛利人中间传阅。还从来没有哪一本严肃的英语书得到过如此广泛的传阅。从伦敦到旧金山到悉尼的社会各阶层都以同样巨大的兴趣在阅读、在讨论该书……还没有哪一本英语书能像《宇宙之谜》这样，在对迷信进行有力批判的同时，又能为没有太多文化的读者提供如此之多的科学教益。”上述评价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可算是基本上准确表述了当时的盛况。

1834年2月16日，恩斯特·海克尔生于德国的波茨坦。他出身于一个公职人员家庭，父亲指定他要学医。1857年，恩斯特·海克尔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大学学医期间，他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了动物学。1861年，他在耶拿通过了大学教师资格考试，一年后，年仅28岁的海克尔被任命为耶拿大学动物学副教授，三年后成为正教授。海克尔是查理·达尔文进化论的最早拥护者之一。他以优美的文笔并正确运用歌德的自然观，使其在对自然界进化观点表述时达到了一种诗歌的意境。达尔文本人也十分赞扬海克尔在建立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过程中，在科学实验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如果这本书(指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的出版早于我的《人类起源》，我就很可能无法写完我的这部著作了，因为所有我所能想到的结论，都已被这位学者证实了。在许多领域，他的知识远比我的丰富。”

当时，不仅在科学家中间，而且在社会上都引发了是否承认达尔文进化论的斗争。在那些保守的国家，例如在皇权统治下的德国，神学家和宗教作家都非常热衷于这场斗争。今天，我们可以把美国原教旨主义神学家攻击公立学校中达尔文进化论的报道看成是有违时代发展的事件；在欧洲，宗教课教员几乎已无法想像当时还会存在着这样的斗争，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已是另外一种情况。海克尔与达尔文的命运相同，同样遭到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使其人身和学术的纯洁都受到了伤害。而当海克尔在1899年应艾米尔·施特劳斯出版社的建议(他的继承人是阿尔弗雷德·克吕纳)，把《宇宙之谜》编写成一本通俗读物时，这场斗争的性质便出现了质的变化，因为《宇宙之谜》不仅宣扬达尔文学说，而且还宣扬达尔文学说与基督教教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艾米尔·杜·鲍伊斯-雷蒙在1880年提出了宇宙的七大谜题，在海克尔看来，这“七大宇宙之谜”基本上只剩下了两个：实体(物质和力的)问题和进化问题，但他确信，这两个问题由于进化论、物理学以及自然哲学的进步已经成功地得到了“解答”。至于“意志自由”这一谜题则纯属教条，是建立在“赤裸裸伪造”基础上的，因而“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鉴于当时神学研究的状况，海克尔认为有必要在原则上确立无神论的地位。他将其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称为“一元论”，从而有别于所谓“伦理学的唯物主义”。他在《宇宙之谜》书中简要勾勒出了一种“一元论的宗教”，他对此的解释是，这纯粹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一种亲和伦理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海克尔与卡尔·考茨基同样认为，一元论学说是从自然欲望规律中派生出来的，这一点在“高等哺乳动物”中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必须把同样合法的利己主义欲望和利他主义欲望协调起来。前者对保护独立的个体，后者则对保护物种是不可或缺的。海克尔明确表示，弄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拥有了足够的知识来确定人的行为。此外，他认为，所有高度发达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承认这样一条“黄金规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元论的伦理学在该问题上与其他宗教相同，但对基督教伦理中超出此范围的要求，如对敌人要爱，海克尔则认为，这是“令人担心”的。海克尔始终关注普通人可以实现的日常道德，他也喜欢用“统计法”来进行研究，如“在组织起来的人群中，有多少人把利他主义的理想行为变成了其对立的行为，变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完全利己主义的‘现实政策’”。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对社会舆论起到了重大的分化作用，1906年成立了“一元论者协会”，协会的名誉主席由海克尔担任。一年后，新教一方成立了“开普勒协会”(约翰·开普勒，Johannes Keplel，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创建“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三定律”，即开普勒定律——译者注)，而此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与海克尔及其“一元论者协会”进行斗争。1900年，在《宇宙之谜》出版一年后，神学家弗利德里西·罗夫斯出版了一本《反海克尔》的书。他在书中声称，该书“像毒剂一样侵蚀着我们的人民，它支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信念，说他们搞空洞的唯物主义并对基督教教义作出愚蠢的推论只是为了维护‘科学’所教导的东西”(第4页)。

虽然有很多来自教会方面反对海克尔的论战性的文章，但也有很多来信和出版物表达了对海克尔的支持。海克尔收到了5000多封表示感谢的读者来信，他亲自回复了其中的1000多封。在众多热情的读者中很多人是社会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在他1908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要求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是无条件的唯物主义者，他觉得无条件的唯物主义这一点已经在海克尔这里得到了确认，他说：“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诋毁海克尔……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数不胜数。御用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看一看这些干枯的僵死的经验哲学的木乃伊是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平生第一次)，这倒是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柏林，1952年出版，第340页；译文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译者注)

尽管海克尔的反对者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海克尔本人对所有社会福利问题虽说也有充分的理解，但他的思想全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生物学的观点去看待人和社会的。这种生物主义使他具有一定的种族主义成见。例如，他在《自然创造史》一书中，把人分为“鬈发型”和“直发型”两种不同种类，而且非常严肃地断言：“鬈发型”人种要比大多数“直发型”人种“处于低得多的进化阶段，更接近于猿猴”。他甚至认为“印度日耳曼种族——在思维的发展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种”。根据海克尔的观点，人的种族之间的差异要远远超过熊、狼和猫等动物之间的差异。他甚至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动物世界“生存竞争”的观点运用到人的历史上，最终认为，“中欧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将成功地把所有已被同化的种族排除掉，也许只有蒙古人种除外。他们(主要指印第安人、毛利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等)中的大部分是被所谓的“文明福祉”所消化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直接的斗争和通婚受到同化的。同样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作祟，海克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了帝国主义的言论。例如，他要求占领伦敦，由荷兰和德意志帝国瓜分比利时，吞并法国的东北部、波兰和俄国的巴尔干地区的省份以及刚果和不列颠大英帝国的大部分殖民地!这种直接由“生物学”衍生出来的伦理学从根本上支持了(自认为是的)军事强权的做法。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被用来为帝国主义的扩张辩护。

与此如出一辙的是海克尔对社会主义的直率看法。他在1878年写道：“社会主义要求所有的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同等的义务、同等的商品和同等的享受。而进化论却恰恰证明，这种要求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对所有的公民而言，人类的国家组织机构与动物王国的关系一样，其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同样没有相同的物品和享受。对所有的个体而言，从生命伊始，他们的生存条件就不同，甚至还包括遗传的特性，即‘天赋’或多或少也都不一样。既然如此，他们的生活使命及其结果又怎么可能都一样呢。”(《自由科学与自由学说》，莱比锡，1908年出版，第67页)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海克尔在这里强加给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所谓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设想的)只是为所有个体天赋极不相同的人的发展提供相同的(就是说同样好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条件，不是否定或压制个体之间的差异，只是批评妨碍其发展的不同的和不公正的条件。特别是不能从现实的(自然的)差异中论证出人身的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合理性。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海克尔生物社会学的片面性，妨碍了他在批评威廉皇帝的政治局势时得出民主的结论。他虽然激烈批评了“王冠与圣坛”的结盟、“政府”实施的官僚统制，但海克尔提不出自己明确的、民主的(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尽管他在1914年发表的沙文主义的歪论还没有使他受到当时大多数德国教授们的孤立，但却显示了他在批评帝国主义时令人不安的软弱。尽管他的一些言论很具攻击性，但他在1914年的“突变”却更清楚表明了他在政治判断上的不稳定性。例如他在《生命的奇迹》一文中写道：“先进的文明国家(大多数德国国家法专家将威廉皇帝统治下的德国也称之为‘文明国家’)引进了‘义务兵役制’，现在国家要求它的每位公民服从命令为国捐躯，或是在因某些政治原因引发的战争中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的生命(为福音书中说的‘爱你们的敌人’做了恰当的诠释)。而这个先进的文明国家却不能保证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实现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和自由精神发展的手段，甚至不能保证维持他和他家庭生存的‘劳动权利’。” (莱比锡，1928年出版，第93页)可以看出，海克尔对于当时的社会弊端还是一清二楚的，但他显然不了解“义务兵役制”是民主政体的衍生现象。不是兵役法成为战争的起因，而是因为开明的舆论和议会对政府实施的民主监督不力才是战争的起因。

奥劳夫·克鲁尔1960年在为东柏林再版的《宇宙之谜》写的那篇令人赞赏的序言中，淡化了海克尔思想中的矛盾，即他一方面拥有社会批判观点和无神论——唯物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也具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奥劳夫·克鲁尔在序言中对海克尔的种族主义论点以及他在1914年发表的沙文主义言论介绍得很少。淡化的理由一方面可能出于这样的意图：能够把海克尔尊崇为一位“可继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先驱；另外，他还想掩饰以下的事实，即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也有可能成为具有最反动政治思想的人。列宁认为，只要接受了(当然是指辩证的)唯物主义就获得了“进步的”政治立场的保证，而海克尔及其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可以被视为是对这种“接受”的背离。因此，奥劳夫·克鲁尔有必要对其作者的政治软弱性加以淡化，或者将其归咎于海克尔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妨碍了他把生物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它的出版年代，即1899年，对德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历史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本书参与的那场斗争业已过去。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尔特和鲁道夫·布特曼等人早已把对自然的认识和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皮尔·台哈特·蒂·卡丁甚至试图找出进化论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某种联系——这当然会受到教会方面长时间的批判。除去几个北美的原教旨主义者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哪位基督徒把达尔文的观点当成“无神论”而加以批判了，圣经的世界和基督教的信仰亦早已分道扬镳。

海克尔的书以及该书引起的那场论战已成为“历史”，而作者的最大功绩是他看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至今已——或者说至今才——得到普遍的承认，尽管其答案已经不再可信。他需要克服那些“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非自然的和过时的对立”，他认为有必要把伦理、司法和国家制度提高到自然科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自然科学，即涵盖了整个自然界进化的学说，应该成为保障人类可靠的和平共处及进步文化世界观的牢固基础。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人的劳动和生命的自然科学知识时，才能正确理解“社会躯体的构造和生命”，也就是说，国家的躯体和生命，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代表”掌握了这些无价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基本常识，那就不会每天在报纸上读到如此连篇累牍、骇人听闻的充满着社会学中谬误和政治上调侃的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议院的报告和政府的法令是不会起什么好作用的。

海克尔认为，在中学阶段也应该开展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至少作为语言和文学教育的一种补充。此外，海克尔还钟情于自然的美，他要求培养学生画素描和水彩画的能力，这也是他一辈子的爱好，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从“结合生态学和生命规律学”的表述分类学开始。生态学在海克尔那里有了新的概念，成了生物学的一部分，是研究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尽管海克尔没有对我们今天的生态学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但生态意识符合他提出的人和自然休戚与共的观点以及他对人是自然界主宰论点的批判。他认为，这一论点是从天主教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根据达尔文学说，我们先是从灵长类动物，后是从一系列后期哺乳动物中进化过来的，它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生理学家向我们证明，动物也拥有与我们一样的神经系统和感官，也与我们一样能感觉到喜悦和痛苦。没有哪位具有同情心的一元论自然科学家会像某位虔诚的基督徒——作为仁慈上帝的子民——在其人类特殊论自大狂的状态下，肆无忌惮地虐待动物”。工业体系及其扩张带来的不是一般的虐待，而是整个动物品种的灭绝。随着动植物品种灭绝的加速，生态系统受到各类危害的程度增大了，抵御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则降低了。引进单一经济(如，在1845—1848年引进土豆的单一种植后在爱尔兰出现的大饥荒)造成了巨大的危险，有可能会因为某种害虫的出现而使整个社会面对死亡的威胁。

然而，海克尔还没有真正认清生态系统的致命危机，因为他过分陶醉于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之中了，在整个19世纪，受到这种乐观主义激励的尤其是这样一些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于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进化论与人类近乎无限进步的信念融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只要回顾一下我们的“猿人祖先”，我们就应该为已经走过的道路感到自豪，并从中获得走向未来更高层次进步的信心。而今天，这种观点已经无法令人信服。人们已经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对科技进步的一种矛盾的心态，而海克尔当时对此却几乎毫无戒心，尽管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主题词“生态学”，并以此作为对人类生存自然条件局限性的一种批判性的反省。

达尔文的学说在今天也已不再是“科学界的终极准则”。对基因结构的解读，对基因的控制功能的认识，以及对生物进化中质的飞跃的了解，极大地丰富和细化了达尔文的学说。人们对进化事实的本身已不可能再怀疑，而围绕是否贯彻这一见解的争论早已成为历史。

我在1899年秋出版了《宇宙之谜》。这本书凝聚了我多年的关于“一元论”哲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力。在首批大型版本出版后，很快又发行了廉价的小型大众通俗版本，在8年的时间里总共销售了23万册，而英文版在英国和北美的销售数量也大致相当。这本书在法国和意大利，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已经有了18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注：截至1918年8月，已经有了24种文字的译本。德文原版出了3版，总印数达到了34万册。)

这本《宇宙之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广大知识界日益需要一个清晰、统一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的获得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勤奋的专门研究惊人地增长，所有相互关联的单项知识领域的分工增大。而当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观察者感到自己已经快深深陷入特别精细的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时，他在另一方面就会更加急切地需要有一种统一的理论，一种有关所有知识领域的通论。这样一门真实的哲学应该建立在牢固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实验科学普遍成果批判性综合的基础上。任何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科学素养的人都能享有使用这种真正“自然哲学”的权利，它不是某个享有优惠特权的学者阶层的特殊财产。

早在该书出版后的第一年，就已经有许多杂志以及几十种较大的单行本发表了100多篇各不相同的书评。1900年秋，我的一位优秀的学生，海因里希·施密特博士(耶拿)在其出版的单行本《围绕宇宙之谜的斗争》(波恩，第2版，1900年)中作了全面的归纳和批判对比。当《宇宙之谜》的英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出版发行并在许多国家畅销后，批判此书的文章也在不断增加。今天，各种书评总数已经达到了几百篇，其中大多数是非常尖锐的攻击。

我的许多反对者，把我在阿尔登堡演说中提出的、在《宇宙之谜》的解答中论述的一元论当成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幸。因为“一元论”恰恰是19世纪结束时期的现代自然科学统一世界观的一种表述。我在这里作为个人信念提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绝大多数有思想的当代自然科学家——当然指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科学家——以相同的或近似的方式表达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思想。因为，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庞大车间中，还有许多不善于独立思考的计件工人，他们虽然在他们自己的小特殊领域中工作得非常出色，但对事业的巨大整体却毫无兴趣。即使在那些著名的、成绩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中这类人也不是少数，他们对于取得某种清晰的世界观抱无所谓的态度，只注重寻找新的事实，而不是新的概念。如果听天由命，根本放弃对科学世界-观的追求，就毫不迟疑地会陷入某种“信仰”，同这种人当然就再也无法进行讨论了。

我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各行各业受过教育的男人和女人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谈话。这些谈话使我认识到，如今一元论的拥护者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宇宙之谜》出版后的8年中，我收到几千封表示赞同的信，这些信件印证了我的看法。特别在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然科学家和自然科学爱好者中的情况更是如此：这些人中肯定有超过半数的人，甚至可能超过3／4的人，完全站在我的《宇宙之谜》的立场上。我的反对者反对这一点，指出只有极少数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公开表示赞成我的“观点”。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第一，许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然科学家感到根本不需要把他们思想深处的信念告诉别人，对此无可非议。第二，许多优秀的学者(其中许多人是我的好朋友)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必须把科学的最高的、最珍贵的研究成果给自己留着，而不是把它赠与“人民”，因为它们有可能被滥用。这是一种科学神秘观，我无法同意这种观点，而且早已受到莱辛的痛斥。此外，今天的自然科学研究光辉已经照亮了一切阴暗的角落，它的实际运用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所以我认为那些限制自然哲学思想发展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绝大多数信仰一元论的人，迫于外界的压力，隐藏了他们真实的世界观，并按此来行事。在德国的两个最大和影响力最强的州，即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反动势力在高级精神生活领域中不断得到加强，教育部门受到正统教士的控制，那些对传统信仰形式稍有偏离的牧师会被革去教职，那些想把进化论引进学校教育的教师会被剥夺教学岗位。谁又能要求这些可怜和诚实的人为了自己的世界观而牺牲自己的终身职位呢？这种牺牲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人们只能对这种限制成千上万名教育和文明使者并在许多方面造成意志消沉的信仰强制，感到深深的惋惜。遗憾的是，这种状况暂时还无法改变！

如果我的一元论经常被怀疑为“唯物主义”的，这只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在我的一般实体概念中，物质与力，物质与能量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有“僵死的、原状的物质”，我认为没有无感觉的实体。如果不能假定感觉能力与运动的能力都是实体的一种不可分割的属性，同广延的和充满空间的物质(有质物质与以太)一样，那么就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化学现象(例如亲和力)和最简单的物理现象(例如物质引力)。如果以开明的神学观点把“上帝”看作是一切力与能的总和，人们还可能认为，我的一元论与最纯粹的一神论相似。

另外，就宗教而论，我的许多反对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看成是宗教的敌人，显然是不对的。1892年，我在阿尔登堡演说中试图论证“一元论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纽带”的问题时，我是非常严肃的。同样，在《宇宙之谜》的第十八章《我们的一元论宗教》、第十九章《我们的一元论伦理学》中，我想在现代进化论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给予论证，这也是我充分的信念。一元论宗教和一元论伦理学与所有其他信仰形式的区别仅在于，我们只把纯理性当作牢固的基础，我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经验以及理性信仰(科学的假设)基础上的。而与此相反的是，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所谓的“启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反自然认识和纯理性的那些超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属于辽阔杜撰的幻想领域或非理性的信仰，即“迷信”范围。

因为我要圆满写完这本书，那么从这一方面观察一下基督教，尽管是暂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不得不在《宇宙之谜》的第十七章里，对“当代自然认识与基督教世界观之间不断增长的对立”作出一般的概括。我必须把理性的新信仰与启示的旧信仰加以比较。而我的那些反对者因此便认定我是不折不扣的“基督教的敌人”，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我还是一直认同基督教纯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尤其是伦理的基本法则或日“黄金规则”的，这些内容也构成了一元论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它尽管不是新的发明(同我在本书第十九章已经提出过的一样)，却是基督教最崇高的功勋，它与其他的宗教相比，更强调对他人的爱和自我否定的戒律，并将这些升华为最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在将近两千年的过程中，真正的基督教——虽然被它的“教会”和信徒们作了各种各样的歪曲的伦理价值结出了多方面的果实，经受住了考验，与高度发达的文明生活的各种设施融合在一起，而真正的基督教将来也会成为其主要的基础。

但是那些教条的基督教价值则不同，它把盲目信奉那些千奇百怪的东方传说视为主要义务，信奉奇迹和神鬼的童话，信奉那些超自然现象的宗教传说，而这些东西在纯理性的光辉照耀下都是不能成立的。这座教条的基督教理论大厦在19世纪的过程中已经土崩瓦解。对教会历史尖锐的批评告诉我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教义是建立在不同年代和不同价值观的传统基础之上的。东方考古学证明，《圣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源自巴比伦，早在摩西之前，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已在巴比伦生根。对“耶稣生平”批判性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基督教三位一体信仰中的这位伟大的理想人物，并不是什么“上帝之子”，而是一位道德完美、操行高尚的人(假定在历史上的确有过这么一位人物，但这位人物已经被卡尔特霍夫、普鲁莫斯以及其他批判神学家成功地否定了)。进步的宇宙学和天文学摧毁了古代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图，现代生物学则颠覆了基督教人类中心论的人类说。最后，进化论为我们证明了，人类只是一种晚期的、由灵长类祖先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中的一个分支，而每一个人的灵魂与其他脊椎动物的灵魂一样是不可能不灭的。

当代科学与基督教奇迹信仰之间的根本对立，不仅由许多历史学和哲学权威们的公正研究所证实，而且也为那些最著名基督教神学家们自己的批判研究所证实。我只想指出那些从事了划、时代研究的人们：德国人大卫·施特劳斯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当代的阿尔贝特·卡尔特霍夫，法国人恩斯特·勒南，英国人斯图尔特·罗斯(1844—1906)。罗斯在1896年以萨拉丁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的文章《在圣经研究基础上对犹太—基督宗教大厦的批判探讨》。因为在我的遭到强烈攻击的第十七章中曾多次提到这位权威，所以我也受到了神学家们最严厉的指责。我无法判断这种指责的合理程度，因为我对这类特殊神学还比较陌生。我只能回答说，首先，萨拉丁无疑是一位非常博学的神学家；其次，他对《圣经》坦率直接的批评。尤其对这本“上帝之言”中的无数谬误和自相矛盾提出了明确的证据，照亮了公正健康的人类理智。如果要更进一步了解曾遭诋毁的萨拉丁(我本人与他没有丝毫的私人关系)，可以读一下最近出版的纪念文章《纪念萨拉丁——一位思想领域里的骑士，一位反对谎言、迷信和愚昧的勇敢斗士》(汉堡，阿尔图斯霍夫出版社，1907)。二元论形而上学家以及那些虔诚的神学家对这位真理的勇敢信奉者和启蒙的真诚推动者，进行了无耻的诽谤、卑鄙的诬陷和人身的攻击，达到了与我当时所经历的完全相同的程度：1900年，弗利德里希·保尔森、弗利德里希·罗夫斯，最近的约翰内斯·莱因克、埃贝哈德·登纳特以及其他迷信的卫道士们，为了反对我的一元论和我在《宇宙之谜》中发表的观点对我进行了肆意的攻击。不过，今天对这些卑鄙的攻击给予反击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基督教启示的狂热卫道士们，对于我们建立在自然认识基础上的统一世界观，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严肃科学的批驳。我们期待不久前成立的“开普勒协会”能够这么做，因为，该协会是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元论者协会”而成立的。据说，其真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圣经》。

毫无疑问，在《圣经》故事中有许多(并非所有的)传说和故事，它们同其他宗教以及古典时期的神话和故事一样，具有高度的伦理价值和教育价值。尤其是《圣经》中的那些幻想形象对艺术、诗歌、音乐以及造型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感谢《圣经》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而美好的创作。而且，对于我们的情感来说，这种理想世界鼓舞和慰藉我们的这个尚不圆满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这一理想形象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如果把这种理想形象奉为现实的真理，而且对其承认与否事关祸福，如果将其当作科学的基础或者甚至当作前提，那么，科学就会滑向神秘主义的邪道，倒入迷信的怀抱。

而那些杜撰的理想形象，一旦被确认为是超自然力的“启示”，被现实的理性滥用来为政治和世俗目的服务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这样一来，腐朽但却超越世俗实力的强大宗教势力就会得到发展，一贯利用国家来达到其私利的可怕的教会统治同样会得到发展。教会的统一组织越发达、越专横。它对文明国家的危害就越大。我们首先便可从罗马天主教或教皇集权主义的历史中，从最庞大和最成功的教会统治历史中，得到这类教训。

反击此类对文明威胁的最强大的武器，始终是对人民进行启蒙和教育。通向这一目标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毫无偏见的自然认识，尤其是其最近获得的辉煌成果：进化论。如果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响起一个响亮的口号：“欧洲人民，保护你们最神圣的财富！”那么，从一元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对此的理解只能是捍卫理性、反对迷信。我们的一元论在歌德的思想里同时是一种最纯粹的一神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宇宙之谜》的再版(作为一种真诚的、公开的“纯理性的信仰”)能在广泛的领域，为提高广大人民的优化教育，为促进对我们理想之神，即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崇敬，作出贡献！

恩斯特·海克尔

 1908年12月2日于耶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