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录了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罗亭》与《父与子》两部长篇小说。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家在塑造他心爱的主人公时，以他所熟悉的贵族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斯坦凯维奇、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等人为原型，融合了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共性特征。而《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

从“多余人”到“平民知识分子”………译者

罗亭…………………………………………(1)

父与子………………………………………(165)

一

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天的早晨。明净的天空中悬着一轮红日，田野上的露水还闪烁着微光，从刚刚苏醒过来的峡谷里飘来一阵阵草木的清香。湿漉漉的林子里，树叶在悄声絮语，早起的小鸟儿们发出欢快的啁啾声。在一座坡势平缓、上下布满刚开花的黑麦的山冈上，现出一个小小的村落。一位年轻女子正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向村子走去。她身穿一件薄纱白长裙，戴一顶圆草帽，手里撑着把阳伞。一个哥萨克侍童远远地跟随在她身后。

她走起路来不慌不忙，像是在尽情享受散步的乐趣。小路两边高高的黑麦在随风伏仰，涌动着起伏的麦浪。麦浪泛着时而嫩绿时而鲜红的光，发出悦耳的沙沙声。空中不时传来云雀响亮的啼鸣。这位年轻女子是从离村落还不到一俄里远的小镇到村里去的，她叫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利平娜，是个寡妇，没孩子，很有钱，和自己退伍的兄弟帝俄骑兵大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一块儿生活。她兄弟还没结婚，帮她管理庄园。

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走到村口，在村口最边上一间又矮又破的农舍前停下来，把侍童叫到身边，要他进屋问一问女主人身体怎么样。小伙子很快就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身体赢弱的白胡子农夫。

“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问道。

“还活着……”老头回答。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当然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走进农舍。农舍里狭小闷热，烟雾缭绕……火炕上似有个什么人不安地动弹起来，发出阵阵呻吟声。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环顾一周，在昏暗中辨认出一个围着条纹围巾的老太婆，一张满是皱纹的暗黄色的脸。老太婆身上一件沉甸甸的厚呢大衣一直盖到胸口，老人无力地摊开一双枯瘦如柴的手臂，发出沉重的喘息声。

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向老太婆俯下身来，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热得烫手。

“你感觉怎么样，玛特廖娜?”她向躺着的病人问道。

“唉!”老太婆看了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一眼，哼唧道。“不好，不好哇，亲爱的!死的时刻快到了，亲爱的!”

“上天会怜悯你的，玛特廖娜。说不定，你转眼就没事了。我叫人带给你的药吃了没有?”

“吃了。”站在门口的老头子替她回答道。

老太婆只是郁闷地叹了口气，没出声。她没昕清在问她什么。

亚历山德拉·帕芙洛芙娜便转身对老头说：“除你之外，她身边就再没人了?”

“有个小女孩——是她孙女，只是一有空就跑得不见人影儿。怎么也坐不住。屁股上像是长了刺儿，连给奶奶倒口水都犯懒。至于我嘛，也老得不中用了：我还能怎么样?”

“要不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P1-4

多余人”到“平民知识分子”

——译本序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883年)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尤其是长篇小说，为19世纪中叶的俄国社会写下了一部完整的艺术编年史，同时也为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份“绝妙的遗产”(高尔基语)。

屠格涅夫出身于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退伍军人，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芙娜·卢托维诺娃是个女地主。母亲很有文化教养但又极为严厉而且任性，独揽家政的她要求下人对其绝对服从。和母亲一样专制暴虐的农奴主们的所作所为，给青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了深刻而阴暗的记忆，并导致他对奴役和农奴制的强烈憎恨。

屠格涅夫早年在家乡和莫斯科完成中学教育，后考入莫斯科大学，继而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言专业。1838年就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古典语文学和哲学。1841年回国后，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结识，他尊称别林斯基为自己的“导师”，并说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自己的“全部信仰”。1843年秋，屠格涅夫结识在彼得堡巡回演出的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并成为终身挚友，晚年他长期侨居国外的原因即在于此。

屠格涅夫是以诗人身份走上文坛的。别林斯基对屠格涅夫早期几部长诗《巴拉莎》(1843)、《对话》(1845)、《地主》(1846)评价很高，并预言长诗的作者有着辉煌的前程。但真正奠定屠格涅夫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他的《猎人笔记》。1852年，．屠格涅夫为果戈理逝世写了悼念文章，被当局以“违反审查条例”为名逮捕关押，但实际原因是因为他写了具有强烈反农奴制倾向的《猎人笔记》。关于自己的创作，屠格涅夫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无法和我所痛恨的一切呼吸同一种空气，这或许是因为我的个性缺乏为此而应有的耐性和坚强吧。为了从最远的地方更有力地打击我的敌人，我必须远离他。在我看来，这个敌人有着明确的形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我用这一名称指代和凝聚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曾发誓永远不和他妥协……这就是我的汉尼拔誓言；而且，那时发出同样誓言的还不光是我一个人。”(《文学与生活回忆录(1869年一1874年)》)在俄国，早在18世纪，落后的农奴制就被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当做一种社会的恶来加以否定和抨击，到屠格涅夫时代，知识分子更是把它当做可能会给俄国带来灾难的一种令人羞耻的社会病。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大胆揭露了农奴制的丑恶，尽情讴歌了俄国农民的善良、纯真和美好的心灵。《木木》是《猎人笔记》中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创作于1852年作家被拘禁期间。小说中的女地主形象，即以其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芙娜为原型，可见作家对农奴制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称赞《猎人笔记》是一部“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也称《猎人笔记》是一部“把生活中显著的丑和庄严的美赤裸裸地显示出来”的作品。

19世纪50年代，屠格涅夫创作出一系列描写贵族知识分子的中长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罗亭》(1856)、《阿霞》(1858)、《贵族之家》(1859)。针对《阿霞》，当时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一文，指出俄国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引起屠格涅夫的不满，并由此导致他和《现代人》杂志的决裂。但在这之前，屠格涅夫和《现代人》杂志的关系一直都十分密切。1853年他被获准重返彼得堡时，《现代人》杂志曾举办盛大宴会对他表示欢迎。但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政治思想上接近自由主义阵营的屠格涅夫与隶属于民主主义阵营的《现代人》在农奴制废除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加速了二者之间的决裂。1860年10月，屠格涅夫正式和《现代人》杂志断交。此后，他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父与子》(1862)都发表于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俄国导报》上。1862年以后，俄国反动势力日益嚣张，屠格涅夫也对俄国变革失去信心。此后他长期定居国外，与法国杰出作家都德、左拉、莫泊桑、福楼拜等交往甚密，同时在把俄国文学介绍给西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70年代屠格涅夫定居巴黎，与侨居国外的民粹派拉夫罗夫、洛巴金、克鲁泡特金有密切交往。屠格涅夫虽然并不同意民粹派的政治纲领，但对其英勇斗志十分赞赏。他不但帮助民粹派作家发表作品，还出钱资助其出版物《前进》。70年代屠格涅夫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如《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普宁与巴布宁》，它们都带有回忆的性质。在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中，民粹派运动得到了生动的表现，作家正确地指出俄国农村的贫困破产和进步青年对人民的热爱是导致其“到民间去”这一伟大运动的根本原因。1878年到1882年间，作家共创作了82篇散文诗，结集为《散文诗》，它体现了作家一生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执著探索。《散文诗》大多带有强烈的哲理性和总结一生创作的意味。其中，有对往事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有情致隽永的小故事，也有诗意盎然的抒情独自；有的篇章带有感伤悲观的情调，更多的仍然充满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以及对生活、祖国和人民的前途的信心，如《门槛》、《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俄罗斯语言》、《麻雀》等。1883年8月22日，长期患脊椎癌的屠格涅夫因医治无效逝世于巴黎近郊。遵照其遗嘱，他被安葬于彼得堡城郊的墓地。作家生前深爱的俄国青年们满怀激情在葬礼上散发传单，表达自己的哀思。他们说：“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作品深邃的含义为俄国革命服务；他热爱青年，号召我们为神圣的事业忘我地工作。”

屠格涅夫一生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 《罗亭》 (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6)。屠格涅夫是一位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作家，他的每部长篇小说都深刻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成为俄国社会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本书所选的《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屠格涅夫创作《罗亭》时所在的坐落在其故乡斯巴斯克耶庄园的凉亭，也被称为“罗亭之亭”。小说的同名主人公罗亭是一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贵族知识分子，曾在莫斯科大学和柏林先后攻读哲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罗亭意外地出现在女地主达丽娅·拉松斯卡娅的庄园。在庄园的客厅里，罗亭以其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严密的逻辑、蓬勃的热情，在辩论中战胜了当地最刁钻古怪的皮加索夫，征服了所有在场的客人，．也点燃了达丽娅·拉松斯卡娅的女儿——年轻的娜塔丽娅胸中追求真理的火焰。天真纯洁的娜塔丽娅为罗亭宣扬的崇高理想所折服，并真挚地爱上了他。娜塔丽娅情窦初开，决心牺牲个人的一切，跟随罗亭离家出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但两入的恋情遭到庄园女主人达丽娅·拉松斯卡娅的反对。在男女主人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幽会中，罗亭却在爱情所面临的压力面前屈服了。罗亭在爱情上的退缩和懦弱令娜塔丽娅很失望。此后，罗亭离开拉松斯卡娅庄园，四处漂泊，想要致力于改革社会的实际事业，但却到处碰壁，屡遭失败。在小说新版的最后一段里，作家为男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悲壮的结局：1848年7月26日午后，罗亭在法国革命失败的关头，高举红旗，英勇地倒在起义者固守的街垒之上。

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家在塑造他心爱的主人公时，以他所熟悉的贵族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斯坦凯维奇、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等人为原型，融合了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共性特征。罗亭身上可以说概括地表现了当时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他们英勇地投身于反专制、反农奴制的斗争，虽屡遭迫害仍矢志不移。书中主人公罗亭熟谙西欧哲学，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见识超人，具有雄辩的口才。他热爱真理，具有理性主义信仰，相信教育和科学的启蒙作用，鄙视利己主义的庸人哲学，宣扬伟大的人生目的。但作为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员，他脱离俄国人民和俄国现实，再加上腐败落后的俄国社会未能给有志于社会变革的贵族青年以机会，因此导致他们在生活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成为社会中的“多余人”。正是时代的缺陷导致罗亭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鲜明特征。但正是罗亭这样的多余人，用热情勇敢的话语在一代青年人的心田里播下了启蒙的种子，激发他们从事变．革社会的实际行动和斗争。正如高尔基所说：“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罗亭最后的献身壮举也表明他不甘于无所作为。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另外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同时它也是一部成功的社会政治小说。小说前面有献给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的题辞，以此表明作家对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崛起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即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社会上激烈的思想斗争。故事发生于1859年5月。莫斯科医科大学学生巴扎洛夫应同学阿尔卡季之邀，到他父亲的庄园玛丽伊诺村做客，并受到阿尔卡季的父亲尼古拉·彼得洛维奇的热情款待。但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彼得洛维奇却对客人很不以为然，认为他是个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于是，在善于批判一切的平民知识分子和顽固守旧的贵族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题涉及俄国人民、社会制度、科学与艺术等问题。此后，在省城的一次舞会上，巴扎洛夫结识了年轻美貌的女贵族奥丁佐娃，对其一见钟情，但他的求爱却被当即拒绝。一天早晨，失恋的巴扎洛夫在灌木丛里偶遇年轻美丽的费涅奇卡——尼古拉的情人——捧着一大把鲜花，便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她，这一切被躲在灌木丛后的帕维尔全看在眼里。帕维尔自己对费涅奇卡觊觎已久，因为他觉得她长得有点像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恋人，因此，便提出要和巴扎洛夫决斗。帕维尔在决斗中受了轻伤。巴扎洛夫则于决斗次日即动身回家，到故乡帮助父亲为乡亲们看病。时隔不久，他在一次医疗中不幸感染病毒，危在旦夕。奥丁佐娃得知此事，前来吻别了行将死去的情人的前额。就这样，巴扎洛夫在“许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做，生命就已经结束了”的叹息声中郁郁而终。他死后，他的父亲向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此后，尼古拉和费涅奇卡正式完婚；帕维尔移居国外；阿尔卡季娶了卡嘉；奥丁佐娃则嫁给了一个法学家；而巴扎洛夫则孤零零地躺在坟墓里，只有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不时前来探望一下……

巴扎洛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他的主要特征是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支柱贵族阶级的原则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对当时的贵族及其原则的否定是进步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否定旧制度上，他比罗亭更加决绝、更加偏激、更加激烈。他要为新制度的建立“清理地基”。但巴扎洛夫提不出正面方案，不知道该拿什么来取代旧的制度和原则。在他身上体现出深刻的矛盾。比如，为了否定贵族阶级的闲情逸致，他把一切艺术和文学都加以否定，而单纯肯定科学的价值。他否定贵族式的爱情，但自己也禁受不起爱情的诱惑，以致于屈服在奥丁佐娃的石榴裙下。他热爱劳动，勇于实践，但却不适当地把科学和文化对立起来，片面地夸大了科学的作用。作家对于新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缺乏理解，因此给巴扎洛夫安排了一个过早去世的结局。事实上屠格涅夫的政治立场和巴扎洛夫们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的，屠格涅夫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反对自下而上的激烈变革。书中其他人物如帕维尔则是自由派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作家对他崇拜外国文化特点的描写稍稍带有讽刺的意味。

《父与子》一问世就引起全社会和文学界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着书中主人公巴扎洛夫这一形象展开的。以卡特科夫为首的保守派极力否定巴扎洛夫这一形象，说他的活动有害而且危险，是“破坏社会基础的”。就是在革命民主派阵营里对小说的评论也形成了两种观点。《现代人》评论家安东诺维奇指责巴扎洛夫形象是对年轻一代民主主义者的“诽谤”；《俄国言论》的编辑皮萨列夫则认为巴扎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主人公一样，都是时代需要的“新人”的形象。实际上，小说当时引起的争论，时至今日也未完全止息。这说明屠格涅夫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农奴制改革及其所伴随的一系列问题。

屠格涅夫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他善于不露痕迹地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他认为作家首先应当是个隐蔽的心理学家。他笔下的自然风景描写紧密结合具体场景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含义深刻，富有诗意。诸如此类的特点，读者自然不难在阅读中感受到。

本书根据莫斯科1964年版《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译出。

译者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