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客观严谨的学术立场，在法国自然主义思想背景下，来描述、梳理中国当代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包括其发生的原因、其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本书也从文类和语言等形式立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予以学术分析和理论研究。另外，本书的一个突出特色是贯通性地运用实证性方法论来客观、精确地整理和归纳发生于中国二十世纪晚期的那股重要文学思潮和创作．例如针对这种思潮发生的内外上下原因，本书予以周密论证；再如对典型性文本所做的语言学分析，严谨、细致而专业。很值得大家一看!

刘锡庆

“新时期”以降，研究当代文学的思潮或现象——特别是小说——的学者、评论家们，想要给这些小说准确地命名，也就是说给它们戴上一顶很合尺寸的“帽子”，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所谓“伤痕小说”，就是借用卢新华的一个短篇《伤痕》来为那些表现“文革”浩劫带给人们心灵创伤的悲剧性小说命名的。什么叫“伤痕小说”呀?回头去看，这种完全以小说题材或内容特点去给某类作品戴“帽子”的做法，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颇为可笑。接着，“反思”、“改革”、“寻根”等小说名目相继问世，其命名办法和这类似——也是以这种“题材归类”的惯性思维去给这些作品“定性正名”。除此之外，真的没有揭示出这类小说任何更为本质性的东西。

这就说明：要给一种新写法、新现象的小说戴顶合适“帽子”，确实不易。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不打紧。到了王蒙一气儿抛出由人物内心“端点放射，四面开花”的《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等七篇“集束手榴弹”时，文学界遭遇到了为这类“十七年期间”从所未见的新小说准确命名的惶惑不安和手忙脚乱!一开始，计某等人跳出来嚷嚷“看不懂”；而评论家阎纲则果断声言：“小说出现了新写法!”至于这“新写法”新在何处，如何称谓，那看法可就“热闹”了：有说叫“意识流小说”的；有说这不妥，只能叫做“东方意识流” (即“穿马褂的意识流”)的；有说应该叫“心理分析小说”的；也有说可以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至于到底该如何“正名”才好，到现在也其说不一。说真的，这一回还不算真的尴尬，而只是场“闹剧”而已。因为，后来才搞清：“五四时期”弗洛伊德的理论和作品在我国已有所译介；且施蛰存、穆时英等也有作品在先——只是我们此后“闭关锁国”的时间过长，大家都多少有点无知而已。  真正的尴尬或麻烦，我认为是接踵而来的诸如《烦恼人生》(池莉)，《风景》(方方)，《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刘震云)，特别是王安忆、苏童、莫言、刘恒这一批反映“现实”、回到“故事”、写法“似曾相识”又“跑调走味”的众多小说——这种不同于旧有小说写法而采用了新写法的作品一问世，就很快轰动文坛：众多读者反响热烈；多数评论家却狐疑难断；朝野上下往往会掀起轩然大波!

为什么?就因为它偏离、冒犯了根深蒂固、历来正宗、无比神圣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教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师，这些作品的发表都是我所亲历亲见的；问世以后文坛的争鸣今天回忆起来也恍若昨日，但我自始至终竞未发一言。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理不清头绪，想不明白个中究竟。按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还是应该较为熟悉的—因为至少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现实主义就取得了中国主流文学的显赫地位；建国后更成了惟一受宠的强势文学。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这辈人了解现实主义几乎是以对其他种种“流派”的一律无知或少知为其沉重代价的!现在，我们眼里的“现实主义小说”竟然变成了这样，使人不禁要问：这还是那个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吗?这还能再叫现实主义吗?

拿不准、说不清，只好沉默了。

自己沉默、沉思着。别人呢?

当时，还记得评论界大体上对这些作品提出了这样几点疑意，认为它：

第一，违背了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理应直面现实，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或描绘出生活的本来面貌，展现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点或发展方向，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生活，促进社会生活更好地发展前进。而这些小说，却只是写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追求所谓写出平民生活的“原汁原味”，亦即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表面现象”，因而未能全面地，特别是本质、能动地反映生活，是有悖于现实主义的基本(或根本)精神的。

第二，背弃了题材、人物等典型化的原则。这些小说所写的事件都是些鸡毛蒜皮；所写的人物都是些芸芸众生——这就从根本上悖离了现实主义创作中最重要的典型化原则，不再像恩格斯所特意强调的那样：“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应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庸碌无为、猥琐不堪的小人物(作品主人公)，净是些终日只会围着吃喝拉撒睡打转儿的凡夫俗子，他们不再是时代英雄，也不再是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第三，它不再给人以理想的照耀。虽然最早的批判现实主义只列“方程式”而不直接写出结论，但其倾向性与作者们的爱憎还是很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它十分强调正确而先进的革命理想的指引与照耀；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所谓“二革结合”的创作方法，更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呢?大都处身底层，卑微无闻，胸无壮志，只知务实，这样反贵族化、反崇高化的小人物，是不能给读者以理想的鼓舞和正面的引导的。

无需再多列举、征引了。这些小说的确不像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种现实主义。

当然，那些评论家们也觉出了“不像”——于是他们为其命名日：“新写实”小说。“新”，是对着过去的“旧”说的；“现实主义”，过去也称为“写实主义”。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但，这个问题真的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吗?

那么请问：这顶“帽子”戴得究竟是对不对，好不好呢?

不仅是我，我想恐怕还有许多人对此都采取了存疑的态度。

这样，一直到了于启宏博士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作为答辩委员之一，通读了他的这篇论文并受到了极大启示。我认为：

他采用了新的思维、新的视点，去重新关照、阐发，即重新解读这一批(或这一类)小说，把它纳入了“自然主义”小说的范畴，这是很具眼力，很有胆识，很见新意的!

在答辩的时候，有的答辩委员也提出了不少质疑的问题，他．也做了相应的回答；而我是对他的论文给予较高评价的一个。

我总以为：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搅得很乱，它已成了一个能装所有东西的“大筐”，想理清它已实属不易，故再戴这个“帽子”宜格外慎重；再说，现在中国本土的创作，已和世界文学的种种思潮、流派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关系亦纠结不清，许多作品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都不再单纯；而所谓研究，总要占有充分材料，分析综合梳理，引出固有结论，周严说理论证，以符合规律，揭示真理，勇于出新。

于启宏博士的这篇博士论文，弃旧出新，广征博引，周严论述，予以实证，发人所未发，成一家之言，我以为是很值得大家认真一读的。

这次他的大作能在修改充实后以《实证与诗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正式出版，不仅他十分欣喜，我也极为高兴!这样，他的成果就可以走向更多的读者；他自己也可以收到更多读者批评的反馈——作为学人，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付梓之际，他托我做序，我想了想，还是愉快地应承了。老师嘛，学生的事儿什么时候也是重要的。是为序。

2005年2月26日于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