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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l

第一章 关于当前就业问题的几点逆向思考／1

 一 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就业问题／l

 二 宏观经济转型与就业问题／4

 三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5

 四 收入差距与就业问题／6

 五 地区差距与就业问题／7

 六 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问题／8

 七 政府放松控制与就业问题／8

 八 非赢利机构与就业问题／9

第二章 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ll

 一 政府最终是为企业服务的／16

 二 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备案制／17

 三 不具有司法权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的财产／18

 四 政府和企业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活动主体／19

 五 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21

 六 政府不是对企业配置资源的主体／22

 七 政府对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就是良好的交易秩序／23

 八 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存在／23

 九 政府对企业利益的收取应以其服务状况为准则／24

 十 政府对企业的挤出效应要有必要的约束／25

第三章 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几个问题／27

 一 个人所得税的收缴体制问题／27

 二 纳税人的责权利对称性问题／29

 三 个人所得税应区别两种不同的所得／30

 四 应区别自然人所得与企业法人所得的不同／31

 五 个人所得税与收入差距的相互适应性问题／32

 六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公平性问题／33

第四章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与出路／35

 一 激励不足与缺乏约束并存／36

 二 职业经理人自身存在的问题／39

 三 自我修炼／43

 四 构造一套职业经理人的评价体系／44

 五 全方位的社会制约／46

第五章 货币资本：路在何方／49

 一 出资人为什么出了问题／50

 二 出资人走出困境的路子何在／56

第六章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问题的解决途径／60

 一 解决农民进城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四大原则／60

 二 农民在进城过程中的自我修炼／72

第七章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心城市发展／80

 一 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标准／80

 二 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建成本／84

 三 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建模式／86

 四 中心城市的新城区开发问题／88

第八章 关于房地产与金融风险的几个问题／92

 一 央行对于房地产产业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92

 二 消除权力参与分配是防范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的关键／95

 三 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是防范房地产泡沫及其引发金融风险的根本／98

 四 保证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稳定增长是防范房地产泡沫及其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101

 五 房地产商的自律是防范房地产泡沫及其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工作／103

第九章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几个关键问题／109

 一 积极稳妥地实现国有股的流通性／109

 二 选择构建股票体制的科学原则／113

 三 应最大限度地淡化股市的行政性／l 16

 四 构建完善的股市体系／120

 五 应完善国有资产进入股市的最基本条件／124

第十章 论技术产业化制度／129

 一 选择良好的技术产业化模式／129

 二 构建良好的技术交易市场／133

 三 实行有效的科技开发政策／138

 四 构建有效的技术产业化融资体系／146

第十一章关于家族企业的几个争论问题／149

 一 家族企业的不同模式／149

 二 家族企业高效发展的充分条件／15l

 三 决定家族企业发展的内在因素／155

 四 家族企业与企业家阶层／156

第十二章 激活国有资本活力／162

 一 国有资产管理需要一个专司机构／165

 二 专司机构的社会定性问题／168

 三 专司机构的责任和权力相对称／172

 四 专司机构与最终所有者的关系／174

 五 寻求专司机构的合理管理模式／175  

 六 专司机构要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178

 七 专司机构与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180

 八 专司机构与国有资产的历史使命／182

第十三章 激活非公经济资本的活力／185

 一 非公经济不是同公有经济相对立的／185

 二 非公经济是必须要长期发展的经济形态／187

 三 充分发挥非公经济资本的作用／189

 四 真正承认非公经济的各种合法收入／190

 五 切实尊重非公经济的各种劳动／191

 六 非公经济的所有者与经营者拥有完整的法律和社会政治地位／193

 七 非公经济要有充分的要素获取市场／195

 八 非公经济应该拥有完整的投资经营范围／196

 九 非公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197

 十 非公经济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自我／199

第十四章 企业创新与核心竞争力／202

第十五章 企业影响政府的轨道选择／242

 一 企业应不应该影响政府／242

 二 企业影响政府的两种轨道／244

 三 中国企业影响政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50

 四 企业影响政府轨道的正确选择／253

关于当前就业问题的几点逆向思考

一 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就业问题

由于当前国内出现了一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因为再就业有困难而上访和上街的现象，一下子使得社会各个方面对再就业问题以及就业问题，形成了极大的关注。社会各界都关注就业问题。这是好的动向，因为在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中，人们确实应该关注就业问题，而且应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保证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地夸大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将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与企业之间的纠纷，都看成是因为就业出了问题。尤其是不能消极地看待就业方面的问题，不能因为就业方面有问题而减缓改革的力度，特别是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我们不应该把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过程中的利益摩擦，混为一谈。我认为，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比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要严重得多，农民寻找就业机会比城市人更难，但是农民并没有上访上街，而是通过自身的顽强努力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因而不能以上访上街为标准评价就业问题。

讲求稳定是对的，但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没有改革，消极地解决稳定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稳定大局的，因而不能离开发展和改革谈稳定压倒一切，不能把改革和稳定对立起来。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问题，这是谁也不愿意出现的问题，但这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有改革，就必然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例如我们应该积极地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创造再就业机会，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下岗问题而放慢改革，或者根本就试图停止改革。如果不注重国有企业改革，因为有下岗问题而放弃改革，那就必然会使未来的就业压力更大，因而改革才是出路。正因为是改革，所以产生利益摩擦是必然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各种利益摩擦，害怕产生利益摩擦是不对的，正确处理利益摩擦才是积极态度。

在就业问题上，我们应该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使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找就业机会。农民的就业并没有过多地依赖政府，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也并没有完全依赖于政府，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现在有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有种倾向，就是更多地要求政府为自己解决就业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向两个方面寻找就业机会，一个是向政府要，一个是向市场要，当能够从政府手中比较容易地获得就业机会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向市场要了，因为向市场要就业机会，是要付出更大艰辛的。但是，当人们向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必然会推动经济的真正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引导人们向市场要就业机会。我们不能形成这样一种倾向：谈判能力强的阶层可以比较容易地从政府手中获得就业机会，而谈判能力差的阶层则无法从政府手中获得就业机会。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不好的倾向，即：大家都向政府要就业机会，而不是向市场要就业机会，因为向市场要就业机会要比向政府要就业机会困难得多，但实际上只有向市场要就业机会，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高效发展。每当我看到那些个体人员在烈日下和寒风中为自己的生活而辛苦劳作时，我就为他们的自我努力精神而感动，但我们有的人却把他们当作非社会主义成分，他们不是不愿意到有社会主义基础的国有企业来就业，而是我们没有为他们提供到国有企业就业的机会，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应调整自己的观念了。

政府对就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能把再就业数量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指标，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使各地政府排斥外地人员在本地区就业。评价政府对于就业问题的贡献的标准，应该是对就业机会的创造，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应做的事情，是评价政府政绩的指标，至于哪些地区的人能够就业，则是就业者之间的选择和竞争问题。我们应该防止有的地方因为就业压力加大而清理外地人员及民工倾向的出现。任何地方政府，无论何种原因，清理外地人员及民工的倾向都是不对的。

在评价目前的就业形势中，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就业机会的增加比前些年降低了，但是在这里要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就业的人数的增长速度似乎减缓了，但是隐形就业的人数却在增加。在现实生活中，有隐形失业的问题，也有隐形就业的问题，例如非单位就业，非组织就业的现象就是隐形就业，而这种非单位就业、非组织就业的现象已经很多。家庭雇用保姆，个人雇用秘书等，都并未在公开就业人数中显示出来，属于隐形就业。个人健康顾问、个人法律顾问、个人投资顾问等现在已经很多。P1-3

我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

我最早接触经济学，是在1972年。不过，那个时候所接触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当时我在西安师范政教科上学，政教科主要开设了两门课程：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开始我很喜欢哲学，但后来又非常喜欢政治经济学。当然，那个时候还处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政治经济学也带有“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充分体现了极“左”的内容，例如包含．了大量的消灭市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内容。 “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左”思潮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中。我记得当时能看到的有关政治经济的书籍，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几乎没有别的书籍。直到1973年，我才在书店里看到了于光远老先生主编的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常识，例如有商品、货币等内容。到了1974年，我在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徐禾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论》一、二、三卷的内容做了框架性的介绍，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进人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向导。由上述可以看出，从1972～1974年在西安师范政教科的学习中，我只是学了一些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且还具有僵化和教条的特征，是具有极“左”性质的政治经济学。

1974年西安师范政教科毕业后，在工作中我仍然迷恋经济学，而且因为工作上的方便，可以在图书馆中找到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翻译过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封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名著，例如凯恩斯、熊彼特的一些著作，因而，我在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看这些书。但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上“梁效”的声音是主流，我这样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有什么判断力，因而我对这些书中的思想往往不知所措，我记得当时我的脑子里几乎是有关经济学的一锅浆糊，好像是各种学说的半生不熟的大杂烩。

我真正学习经济学，是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之后。当然，因为各种原因，我的本科学习并未完成，1979年就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到1982年研究生毕生。对于我未读完本科就考取研究生，当时看来似乎是件好事，但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因为这并不利于为日后的研究打好学术基础，有些事情是不宜提倡走捷径的。但总的来说，我在西北大学的几年学习中，还是较为扎实地学习了经济学。当然，那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经济学教学的内容并未完全改革开放，因而骨干课程仍然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只是批判性地介绍一些西方经济学，所以我所系统学习的，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仅仅是以《资本论》为框架的政治经济学。这当然无法满足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因而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又只好再度求学，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使我从西部的偏远省城，进入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使我的学习及视野，有了转折性的改变，因而应该说，我真正地进入经济学界，是来北京上博士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中，我先是系统研读了东欧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的名著，后来又系统地研读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及微观经济学。并且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中，总算形成了自我判断问题的能力，并且有了一些分析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

198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虽然工作单位有过几次调整，但主要都是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而且教学及研究一直围绕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展开，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而有所进步。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的进步。我所出版的著作及发表的论文，几乎都体现着当时的改革开放的状况，与当时的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相联系。当然，我的教学与研究既有成绩，也有缺点，甚至对我这个人也有很大的争议，包括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个叛逆者，研究成果一文不值。但我从来不计较这些，我只是求得自己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能对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对得起学生，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因此，我信奉这样的原则：勤奋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因为此次出版本论文集，编辑方要求作者写一个小的自序，所以写了上述这些内容。我没有自卖自夸的意图，只是想告诉读者一个信息：我只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

魏 杰

写于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