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新世纪多元文化对话语境中对传统诗学进行重新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的“模糊文艺学”进行学理反思，对西方20世纪各种文学理论与流派合理地吸收，进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诗学理论体系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序/1

引论/1

本原论/37

生活，主客对立的统一与消融/37

意向，主体的指向与客体的超验/51

梦幻，无意识的升腾与创作的灵感/75

神话，远古的诗性呼唤/96

原型，挥之不去的文学“怪”圈/127

表现论/144

音、形、义——文字的三要素/144

结构，开放、空白的艺术/165

互文，生生不息的文本/189

隐喻，所指的滑动/207

象征，此在与彼在的桥梁/249

悖论与反讽，荒谬的真实/265

接受论/313

接受，读者对作者的回应/313

对话，文本与读者的交流/330

意义的叩问，思与诗的对话/349

参考文献/376

后记/384

一 模糊诗学的学科足1立

诗学(poetics)狭义的是指研究诗歌的学问，即诗歌理论或学问，广义的诗学即关于文学的学问或理论，模糊诗学研究的是后者。模糊(fuzzy)这个词，是一个有争议、容易导致非议的词，它常常使人想起含混等贬义，但作为一个学术语词，它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模糊”既是一种状态、一个运动过程，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模糊”从事物的存在状态看，它指事物的一种不确定状态，与精确相对应；从认识发展论的角度看，它是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与清晰相对应；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它是事物之间的关联与整合，与单一、孤立相对应；从事物的发展看它是指事物的运动状态，与静止相对应。模糊诗学(fuzzypoetics)不是“模糊”与“诗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有机的整合。模糊诗学研究的是文学的模糊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诗学，属于诗学的一种。

模糊诗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①恩格斯强调的“亦此亦彼”，揭P1示的正是事物的不清晰、模糊状态。恩格斯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儿批判继承而来的，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①局限于非此即彼论，就看不到具体事物的中介性，“因为中介性包含由第一进展到第二，由此一物出发到别的一些有差别的东西的过程。”②法国作家J．F．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也认为，人类为追求整体与同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概念与感觉的一致，已经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当前知识所追求的不应该再是一种“共识”，即同一性、稳定性、确切性，而应该是差异性、不稳定性、非确切性。利奥塔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强调意见冲突的时候了，“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为正差异之名的荣誉而努力吧!”⑧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此即彼”的否定。

模糊诗学在国内外均属首创的学术命题，具有原创性。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一部学术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西方文论是一个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世纪，也是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这个大讲台上一个“失语”的世纪。当然我们说“失语”是针对西方国家的霸权话语P2

党圣元

和平同志的专著《模糊诗学》即将付梓，他数次索序，我则以自己既没有专门关注过这一问题，又不够给人作序的学术辈分，屡予推辞，然而终不能如愿。之所以如此，我想完全是因为他于2004年在文学研究所做过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我虽然不是他的指导教师，但是由于我在所里分工负责这一工作，便和他有所接触，也相互讨论过一些问题，彼此较为熟悉，而这大约正是他命我作序的主要原因吧。

胡和平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性格则尤为淳厚。在来所的访问学者中，他的年龄最大，但也是最刻苦认真的一位。访学期间除了寒暑假，他基本上都是在所里度过的。平时总是见他背着电脑，拎着一瓶水，去院、所图书馆，去所网络信息中心，或查阅收集文献资料，或撰写文稿，总之从不虚以度日。而在生活方面，他则异常朴素。在访学期间，他一直借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据说睡的还是上铺。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锲而不舍，悉心钻研，终于完成了“模糊诗学”研究计划。据胡和平讲，其对“模糊诗学”的研究兴趣，始于他在职攻读湖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课程班期间，而在文学所访学的一年，则是他集中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阶段。他的这个选题，在若干年前曾经热过一阵子，近年渐趋冷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项研究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了。事实上，数年前的“模糊文艺学”热也只是为这方面的研究开了一个头，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留下了一些理论方面的疑窦，只是由于学界追逐热点过甚，少有恒心之人能“虚一而静”，对此继续钻研下去，而胡和平则能不改初衷，继续研究之，我以为这正体现了他在学术人格方面的一种可贵的品格，确实值得赞扬。他的“模糊诗学”研究从选题、研究框架到写作提纲，得到了金惠敏研究员的精心指导，杜书瀛先生、高建平先生等也审阅过他的提纲，给予过不少鼓励和建议。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作品，看到他辛勤劳动的成果即将面世，我本人以及其他诸位老师都为他感到高兴。

“模糊诗学”话语的兴起，是引进借鉴“模糊集合理论”的结果。“模糊集合理论”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它为人工智能奠定了科学基础。但在20世纪的下半叶学科交融成了一大趋势。特别是80年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呈现出交叉的特点。也正是在这背景下，语言学界产生了“模糊语言学”，美学领域则有了“模糊美学”，而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模糊学”、“物理学”(熵)的方法被一些学者大胆引进。也曾有人提出了“模糊文艺学”，试图建立文艺学的数学模型。这种努力由于没有处理好学科之间的关系，有点“拉郎配”的意味，其结果不尽如人意。所以当胡和平同志进文学所访学提出要做“模糊诗学”这一题目时，大家对这一课题并不看好，还替他捏着一把汗。一年多过去了，他以自己的执着与勤奋，在这一难题上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发表了系列论文，现在一部约30万字的专著又要问世了。在书中，胡和平对“模糊诗学”的定义、学科定位、学术语境、理论范畴等这些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都做出了自己的界定或阐释。和平同志的《模糊诗学》不同于过去的“模糊文艺学”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它坚持了文学的本体地位，而且更多地吸收了20世纪以来西方当代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继承了历史诗学、文化诗学的精华。

胡和平的《模糊诗学》以专题论述结集，各自成篇，粗看有点松散，但览其纲目，从本原论、表现论、接受论的全书结构上看，又是有机的。它既有诗学外部研究的宏大视域，又有诗学内部研究的发微探幽，从作家、作品到读者，浑然一体。它的学术框架建构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的基础之上。全书由独立的专题文章组成，但又前后关联，自成体系。本原论诸篇中，生活篇论及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意向篇论及了作家的创作意图，梦幻篇是作家的个体无意识，而神话与原型则是创作过程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编中，把艾布拉姆斯的社会和作家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论述了文学的本原，也论述了创作的动机。表现论主要是诗学的内部研究，从文字、文本到结构，这是文学的形式因素，互文、象征、隐喻、反讽、悖论属于诗性手法。接受论部分从读者参与、文本与读者的对话到文学意义的追问，循序渐进。全书以文学的产生一存在一接受为序，它既是一个文学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实现的过程。

诚然，“模糊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理的建构上还有待加强。任何一门新的学科的创立，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理论范畴，并有大量的实践为支撑。真正建构起“模糊诗学”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于学界的认可和同行的探讨与交流。在这方面，和平同志的《模糊诗学》可以说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后面的路更长，也更艰苦。就《模糊诗学》一书而言，其理论性、系统性有也待于进一步加强，个别论述还可进一步推敲和斟酌。在行文上，如果能佐以经典的实例，将会更加血肉丰满，可读性也会大大增强。另外，研究模糊诗学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源泉，而这一方面和平同志的《模糊诗学》似乎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期望和平同志今后在这方面有更新的开拓。

学问无先后，学术无门户，理论无禁区。只要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值此《模糊诗学》付梓之际，谨以此与和平同志共勉。

是为序。

2005年5月于京北寓所

又是阳春三月，江南草长的季节。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带着行装，搭乘北上的列车，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学。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而操童子业，心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明白。又记得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我回到了母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找到了二十年前的同窗，时任湖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的赵炎秋教授，请他给我们上课，我说我想再读书。也许是我的虔诚感动了赵炎秋先生，他满口应承。另一位当年同窗果安教授问我，“你年轻的时候干什么去了?”是啊，年轻的时候干什么去了?大学毕业后，在职教的讲坛上一站就是二十多年，职业教育无学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校的升格，我所在的单位进入了高校行列，才深感自己已经落伍，这就是我“老夫聊发少年狂”、重背书包上学堂的直接原因。年老而学，效果自然不如年轻时的学习。“秉烛夜游”总比不学的好，现在很多的“退”而不“休”的人在上老年大学，高考放开年龄，花甲老人还参考哩，我也算他们中的一员吧。

感谢我所在单位湖南冶金学院的领导，能理解我一个老教师的求学情结。支持我在46岁时攻读硕士课程，50岁时访学一年。没有这几年的学习，也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如果说学院的领导的理解给了我这些年的学习机会，而正是导师们的悉心教导把我引入学术之路。我对模糊诗学的兴趣与研究，始于我的硕士课程班。我的《论文学语言的模糊性》一文就是在导师赖力行教授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作业，也是我的关于模糊诗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研究生课程班历时两年多，正是导师们的精心教导，使我取得了一些成绩。导师们布置的作业，我都尽力完成，几乎每门课程的作业，都成为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论文。

《模糊诗学》则是我在社科院文学所访学时向导师交的一份作业。感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的金惠敏博士收下了我这个老学生，从全书的框架到每篇的内容，金老师都给予悉心的指点，并把自己的藏书借我阅读。金老师是文学所最年轻的研究员，而我则是文学所最老的学生，“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金老师学贯中西，而我才疏学浅，诚恐有辱师门，书中的谬误，概由我个人负责。感谢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博士生导师党圣元教授，我是他亲自招进的学生，课题“模糊诗学”的研究也自始至终得到过他的指导，拙著出版之际，他在百忙中拨冗作序。“转益多师是吾师”，模糊诗学研究的选题对于我这样半路出家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题目、难题目。作这个题目，我得到过许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选题时，得到过赵炎秋老师的指导，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力宏教授千里之外给我寄来了他的大作供我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杜书瀛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高建平研究员等老师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指教，中南大学文学院长欧阳友权教授也给予过我指导。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鼓励和指导，也很难有今天的拙著问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编辑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我与妻子都是七八级大学生，年轻时，我不能成为成功女人后面的男人，也埋怨妻子不能成为成功男人后面的女人，其结果是谁也不能进步。直到儿子上高中离开了家，我们俩才从家中“解放”出来。妻子比我觉悟得早，率先读研，也是在她的影响下，我才开始振作。她似乎永远要走在我的前面，我在国内访学，她又要开始国外访学。儿子在北京读书，竞赛、“杀鸡”(考GRE)，考托(托福)，一路前行。在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我的危机最大，毕业的学校最差，学历最低，随时有可能被“淘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已经有了少壮不努力的教训，不能再次失去这老而再学的机会。“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谢妻子，感谢儿子。他们为我营造了一个上进、竞争的家庭氛围，也给予了我理解和支持。如今湖南工业大学正在筹建当中，对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搭乘这班列车，我已经没有了退路。惟有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对模糊诗学的兴趣，产生于几年前，但书稿的潜心撰写却是到北京以后。访问学者，学习弹性很大，一切都靠自律。京城的繁华，闹市的喧嚣，足以诱人，但我这个老学生自知学习机会难得，倍加珍惜。“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社科院不能安排住宿，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租了一个床位，在静园我们10个人共处一室，其中两个访问学者，我是最大的，50岁，年龄小的是几个住校考研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还有三个在读的硕士研究生，老少一堂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我因为是后来者自然是睡上铺，为了防止从床上掉下来，我用绳子捆扎床边。住房内只能睡觉不能看书，每天就到教室找座位，早上6点起床等待教室开门，晚上10点半教室关门被赶回宿舍。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这样我又回到了20多年前。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除了每周一两次到社科院借书查资料，与导师见面，其余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子日：“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我只能以勤补拙，每天的阅读写作都是十几个小时。L年的时间读了约40本书，完成了这部约30万字的书稿，发表了多篇文章。

模糊诗学是一个原创的学术命题，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不是一本书几篇文章能解决问题的，更何况是才疏学浅、名不见经传的我。知其难而勉为之，一是为了抛砖引玉，就此问题求教于大家，二是把这一年系统的读书作一个专题的总结，算是对老师、对单位领导一个交代。拙作中的一些篇什，也曾整理成论文，在一些学术刊物发表过，这次付梓考虑到其完整性，经责任编辑同意也就没有剔除了。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印刷业发达的今天能够得“千古”二字的文章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拙作刊行只能说是敝帚自珍，对这些年自己求学路上的蹒跚学步的一种纪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写作从来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出版则是这个过程的遗憾的休止。借用一句流行歌词，“春去春又回来，花谢花会再开”。无论模糊诗学还是我个人的求学之路，这里都只是起点不是终点。

胡和平

乙酉年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