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我国企业家政治心态的道德心理分析，对企业家与官员的错位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文章结合现实，对企业家行为选择的道德意义以及企业家行为的道德责任也作了探讨。特别是对企业家的所谓“原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们深入研究企业家的责任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体是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的企业家阶层和以创造精神财富为主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家“短命现象”相当严重，即“能人”变“罪人”的现象相当普遍，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企业家成长环境问题的探讨。由于政府对企业有过多干预，以政治行政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家，甚至给企业家以行政级别，结果使经济行为带上了政治的框框。中国企业家的“短命”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对企业家的成长问题研究在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企业家行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通常意义上的不可实证性叉导致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很大。在经济学的语境中，经济学家会认为企业家行为是一种纯粹自利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而在伦理学的研究语境中，企业家行为就可能是一种富有道德意涵、能够作出价值判断的道德行为；而在政治学家看来，企业家行为很有可能是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政治行为，如此等等。总之，在不同的学科研究中，有可能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赋予不同的研究意义。

从伦理学层面对企业家行为作定向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因为通常人们认为企业家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不需要伦理学这种“空洞”的说教。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道理，但是有道理并不见得就正确。在一个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确实需要有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过去有限的几个学科领域，很难说有多大的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需要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的突破。其实，人们对伦理学常常存有误解。这不能怪那些存有误解的人，而只能怪伦理学自身。在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时代，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就是同宗共源的。在亚氏看来，伦理学是关于生活美德的智慧；经济学是关于如何实现生活美德或人生完善之目的的技术知识；而政治学则是关于人们如何形成良好美德，过上幸福优裕生活的知识。这一研究的优秀文化传统经亚当·斯密、罗尔斯等著名学者得以继承与发展。由此，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也许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应该关注的问题。谁能说企业家或者说企业家行为就与伦理和政治无关呢?特别在我们国家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学的问题似乎更加蕴涵有道德和政治的意义。况且，伦理学本身所包含的对生活的批‘判与建构功能，可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经济问题的实质。对企业家行为作伦理定向研究，强调的正是这种批判与建设性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为批评而批评，为评价而评价。不可否认，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淡化了，伦理学所内含的批判功能也正在“丧失”。例如，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就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量，他们没有考虑到人类的这些伦理考量其实是能够影响人类自身的行为的。因此，这本著作的研究恰恰就弥补了经济学研究的不足，应该说是拓宽了关于企业家行为的研究领域，为我们了解企业家，规范企业家行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域。

著作以企业家这一经济行为主体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经济学语境与经济学之外语境中的企业家这一行为主体的比较研究，作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企业家”这一争论了数百年至今仍充满分歧和困惑的理论问题。由于经济、政治、宗教、历史传统乃至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学者对“企业家”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作为单个的企业家个体也可能由于不同的个人经历、人格特征、社会地位、家世背景乃至年龄等等方面的差异而表现各异，个人价值观的不同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作为企业家的行为。要给企业家作一个抽象的富有普遍意义的定义是很难的，本文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试图融合各种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创新与勇气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企业家行为既是企业家个体心理活动的结果，又是企业家心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外在表现。企业家的动机、价值观、性格、态度等等这些企业家行为的道德心理学基础，是影响企业家行为的深层道德心理因素，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而极有意义的理论探讨。我反对那种过分注重心理因素的唯心理论或心理主义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对企业家行为作心理学特别是道德心理学方面的分析是有创造性的研究，因为企业家行为毕竟是基于一个深刻的道德心理学事实，而这正是我们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未予以足够重视的。对作为“私人”领域的企业家行为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政府领导行为进行经济、政治、伦理等多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是相通的。作者通过分析关于企业家行为的“经济人”假设、“道德人”假设和“政治人”假设等三个假设，提出企业家是一个“经济人”、“道德人”与“政治人”相融合的完整的统一体的观点，并认为企业家的动机是由趋利动机、求善动机和寻权动机等组成的动机体系的观点，对于解释企业家以及企业家行为都是有创新意义的，也能够合理地解释我国某些现实中令人困惑的问题。特别是，作者对我国企业家政治心态的道德心理分析，对企业家与官员的错位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文章结合现实，对企业家行为选择的道德意义以及企业家行为的道德责任也作了探讨。特别是对企业家的所谓“原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们深入研究企业家的责任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作者结合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企业家行为与社会变迁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企业家行为要依从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制度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伦理的影响又极其深刻。这样，企业家既要突破制度的羁绊，又要服从于制度，因为企业家不能选择制度，而只能在制度的限度内行为。当然，制度等社会环境因素也需要企业家作为行为主体的内化和契合。作者认为，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规范企业家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似乎过于悲观。从文章来看，作者想调和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研究路径，但还是明显地表现出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对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把握略显不足，二者结合得不够紧密，有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但这些都不影响这一课题的学术价值与理论创新。

我和两位作者亦师亦友，他们都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当年分别就企业伦理和经济伦理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研究选题，且获得了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荣誉。我们对于一些共同的问题有过交流和探讨，对于他们的学业我是满意的；作为同事，我们共事多年，也曾就一些现实问题争论过，而且他们也曾在中南大学开过企业伦理与经济伦理方面的课程，有较充分的准备和较扎实的理论修养。因此，对于他们合作的这一成果，我表示衷心地祝贺。我期待着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是为序。

李建华

 2004年6月28日于三思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