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个巨大变化的世纪。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日本溝口雄三先生围绕中国式近代的渊源对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了系统的介绍，并深入的探讨。

绪言/7

 序 章 围绕中国式近代的渊源的讨论/9

一 开端的话/9

二 “私”的主张及其社会背景/13

三 君主观的变化/18

四 天理一人欲、公一私的新关系/22

五 围绕着李卓吾的评价/28

六 围绕着阳明学的评价/36

七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的近代/44

上论 明代后期的思想转换/55

 导 言/55

 第一章 生活于明朝末期的李卓吾/58

 第一节 拒受虚构的“理”/58

自己性命之道——本来和自然——渴望真正的“理”

 第二节 发自自然的“不容已”/74

纲常的立场——“不容已”的论争一无善无迹——异端的自觉

 第三节 透视处于人的本源之中的“理”/98

出家剃发——人间的湿润——“穿衣吃饭”之理——世间法之外的远见

第二章 理观的再生——从“无”向“真”/128

 第一节 破除定理的秩序观/128

王龙溪的无善无恶论一“无”中的“大同”——真是真非

 第二节 导出形而下的“理”/151

李卓吾的无人无己之学——分析出民之“私”——“真空”的形而下的实存

 第三节 “真空”的思想史的意义/169

从“无”向“真空”的轨迹——因自然的转质而发生的朱子的自然法的转换——宋学的乐观主义的破绽

 附节《童心说》及其周围/185

下论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展开/211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继承和屈折/211

 第一节 从“穿衣吃饭”向“公货公色”之理/211

童心说的走向——东林派对无善无恶的批判

 第二节 转换期的思想龃龉和继承/231

两个视点——两个政治构图——排斥中的继承

第二章 《明夷待访录》的历史地位/253

一 绪言/253

二 从民本思想的脱胎/257

三 从君民一元的专制向“富民”分权的专制/261

四 黄宗羲思想在其以后的发展/266

第三章 清代前期新理观的确立——从“克已复礼”解的展开来看/274

 第一节 宋学的人性论的破绽/275

 ——颜元、李塨的克己解

 第二节 提出社会的相关之理/290

 ——戴震的克己解

 第三节 明清思想相继展开的一个纵断面/304

 ——明代后期的克己解

第四章 中国自然法的特质及其展开/322

 第一节 异于欧洲自然法的中国自然法的特质/322

围绕着朱子自然法的亚洲的性格和超越的性格——天理自然中的本来和合当

 第二节 中国自然法的展开状态/335

郭象、朱子、吕坤的自然法——戴震的自然法

 ——围绕着中国自然法在近代的残照和对它的评价

前近代期主要思想家年里表/355

后语/358

译后记/362

序言/367

一/371

二/387

二/396

四/414

五/439

六/467

七/490

八/508

结语/523

“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而言的自我歌颂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自我膨胀到世界一样大，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世界性的概念，这时，“近代”一词甚至成了证明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优越地位的指标。亚洲对此则或由抵抗而屈服，或由赞美而追随，结果是被迫接受了这个概念。由于经过这样的历程，所以对亚洲来说，“近代”一词不得不成为经历种种屈折的概念。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事到如今，既没有必要片面地规定近代是比前近代更进步或更优越的发展阶段而歌颂它，也没有必要否定近代是前近代在发展上的历史性成果。从亚洲的前近代中抽出亚洲固有的近代作为其历史的成果，并使它再生于现代，恐怕这不是无用的吧。我想，这是使世界成为真正的世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各个的自己，在这一点上，无宁说是有用的。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面对本书的校样，我为自己对问题的深入发掘还欠成熟而深感羞愧，不禁想到公开发表还为时过早，但事到如今，唯有希望读者鉴谅本书的拙稚意图，进而批判地超过它。我本人要是力所能及的话，也想这么作。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个巨大变化的世纪。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日中战争，国共内战，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开放政策，以及即将来临的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个剧烈震动的连续。如用一句话来评论这一世纪的中国，可说是，受伤的巨龙好不容易治愈了伤，现在作为再度升起的龙，正在耸身飞向天空。中国的这一复苏的过程，对亚洲来说也是一个恢复权利的过程。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亚洲的大半呻吟于殖民地的枷锁之下；而其后半期，则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半完成独立而建立了新的国家。

接着，亚洲急速地完成了其经济力的发展。领先的是日本，1960年日本的汽车生产量是50万辆，1970年是530万辆，1980年是1100万辆，从1960年到1980年，生产增长了二十倍。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到八十年代，所谓四小龙也接着兴起，完成了惊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和欧美比肩的亚洲经济圈。

现在，终于迎来了中国的登场。1980年，中国电视机的生产量是250万台，到了九年后的1989年是2760万台，产量超过十倍，跃居世界第一位。在钢铁生产量方面，1975年是2500万吨，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93年，则超过生产量下降的美国而迅速接近于产量1亿吨的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只有汽车1993年是100万辆左右，为日本1962—1963年时的水平。但如以日本的例子单纯地、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的话，那么二三十年后预计达到1000万辆是非常可能的。

二十一世纪无疑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的世纪，这是世界上多数经济专家的预测，这个预测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这种变化，不能不给亚洲的世界观、世界的亚洲观带来巨大的变化。五十年代我在大学学完第二外语中国语的时候，在当年毕业的2000多人中，学中国语的仅12人，其它1950多人学法语、德语，30多人学俄语。这就是说，当时大部分学生盯着欧美，以亚洲或中国为学习对象是奇怪的事情。到了六十年代人们开始研究中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开始给亚洲研究者以影响，克服所谓亚洲停滞论，追踪亚洲历史的发展阶段成了共同的课题。但当时这个“历史的发展阶段”的“追踪”，一言以蔽之，不过是要在亚洲历史中寻找出欧洲历史的发展阶段。例如，近代主义者以欧洲近代的价值观为基准，提出来诸如亚洲在何时、何地、如何地产生 “契约观念”以及“个人主义”、“近代的自我”的确立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则就“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的亚洲的特殊性”等展开讨论。这些都是要在亚洲中发现欧洲，认为只有欧洲独占了世界史上的历史价值的普遍性。

我研究中国是从阅读李贽的文献开始的，在连续一二年的阅读中，发觉容肇祖以来的李贽评价——即女性解放、肯定欲望、合理的精神、反儒教等——都非常偏向于“欧洲的近代”。当然，李贽并不是没有这一侧面，但只提出来近似于“欧洲近代”这一部分而予以评价的研究方法，完全无视了李贽思想的固有的历史价值。1969年，我先提出位于李贽思想末流的戴震思想，发表了《孟子字义疏证的历史的考察》一文(本书，下论第三章第一、二节)，继而在1971年发表了《生活于明朝末期的李卓吾》一文(本书，上论)。依据“欧洲近代”史观的人士，其结论不能不说这个“近代”，在明末清初遭到了挫折(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学左派所重视的这些所谓“近代”的倾向，随着阳明学的告终，在清代就完全消灭了)；对此，我要论证的是，实际上在中国思想中存在ST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而且在人类史上，在这个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和欧洲思想史的展开之间，能够发现也可称为人类的普遍性的共同性。

本书在日本是1980年出版的，也就是说，本书的内容反映了我在七十年代的思想。

我在七十——八十年代，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并以它为世界史的或人类普遍原则的这种欧洲一元论的思想方法；而主张多元的世界观，这就是所有的民族各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在有着长久历史的民族的历史中，必定有自己独特的同时也遵循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展开，这个观念不久就成了我的信念而逐年加强。这个信念，是我从自宋代到近代的文献中得到的。

我对中国所持的这种多元的世界观，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以和我相同的观点推进研究的人士开始发表他们的看法，同时在年轻人之中又逐渐增加共鸣者，到了现在，中国有它的独自的近代的展开这种看法，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之间几乎已成了常识。

在这个八十——九十年代，如上所述，四小龙与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实际上，如果假想一个以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中国为中心，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华侨在内的所谓华人经济圈，可以说在现时点已经具备了足以和欧洲经济圈、美洲经济圈比肩的力量。

在这样的现时点，我特别想到的是，今后日本的中国学不会是只以主张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文化上的展开和价值就算完成任务了。

现在的世界已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原理所覆盖。上述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大大得益于引进这个市场原理，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是由于灵活地利用市场原理，以低价高质的工业产品向世界市场输出而实现的。但现在，日本正是由于这个市场原理使民俗文化的传统受到侵蚀。例如，为了抵消由于汽车出口而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不得不实行农产品的自由化，终于依据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实行大米进口。由于日本的水稻种植在这以前一直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能维持大米的高价，但今后由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中国等的低价大米的进入国内市场，日本的农业在今后二三十年间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农村，随着水稻种植而保存下来的稻作文化习俗——共同体的扶助、村社节日、季节礼仪、民俗祭祀等——也将归于消亡。

随着这种看得见的民俗文化的破坏而令人担忧的，是人间道德纽带于无形之中的破坏：根据以利己为动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市场原理，人的利他心等道德观念渐渐受到侵蚀，人间之爱正在从人类中消失。

我因此而考虑，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学的课题应是，批判世界经济发展之中的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抵制利己的和追求利润的原理，以及如何把中国思想中形成深厚传统而蕴积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而提示于世界人类。

我对中国依据市场原理而完成的经济发展没有异议，岂只如此，我还支持把现在的开放政策作为“第二次革命”。例如我正期待着中国制造的汽车奔驰于世界各地的那一天。但另一方面，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57亿增加到84亿；再以泰国为例，五十年前占国土80％的森林，现在减少到30％，地球的自然环境正以飞快的速度被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协调这一课题也一年比一年更为紧迫。

以上所述，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之保护、在人类规模上的道德主义之再生、人类与自然的协调等课题，据我的观察，能够对它们提示解决方向的大概就是欧洲古代、中世的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的深厚传统。

我们应该一方面利用市场原理来完成经济发展，一方面再度检讨由这个市场原理产生的欧洲的近代原理，并且再度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层的传统中所蕴藏的中国的原理，从而面向为回答二十一世纪的课题而构筑新的原理。

在迎接二十世纪结束的现在，我衷心希望中国知识界的众位先生们理解，我们外国的中国学家研究中国，决不仅仅是出自个人兴趣和对中国的爱好，而是以完成人类的课题为目的的。请和我们共同分担这个责任吧!本书如能成为共同分担之一助，对我来说，则是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

溝口先生此书体大思精，胜义迭出，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译者辁才浅学，不免有误解、误译之处，切望著者及读者不吝指正。

译稿竣事于一九九五年七月，但在被译为现代日语的大量古典的复原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即常用、常见的一般古典固然不成问题，而一些善本、孤本、罕见本的明人文集及禅僧语录等则颇不易借到，无法复原。译者正为此而彷徨之际，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先生以最近才收到的、著者所赠的本书台湾译本见示(一九九四年出版，林右崇先生译，内容与译者所据之一九八。年六月东京大学出版会初印本不尽相同，台译本无论李卓吾一章而有论王廷相及东林党人两章，其它枝节方面亦有所不同)，展开翻阅，则译者所觅之古典原文尽在其中，欣喜过望，遂据以录入本译稿。谨此声明，以示不敢掠美，兼向林右崇先生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