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吗？我们该怎样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呢？抗战时期蒋汪关系及所谓的“曲线救国”问题又是如何？汪精卫后来是怎么死的呢？……本书作者以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名扬海内外。现在由他来为你解开种种疑惑……

序／陈铁健(1)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前前后后(1)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始末(27)

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59)

卖国巨奸周佛海(88)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96)

谈谈汪精卫日记(123)

汪精卫叛逃与龙云(128)

抗战时期蒋汪关系及所谓“曲线救国”问题(142)

抗战初期德使陶德曼调停初探(157)

陶希圣脱离汪精卫汉奸集团始末(174)

从周佛海狱中日记看为其减刑内幕(184)

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诱降企图及其失败(195)

侵华日军在湘暴行(211)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

——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227)

汪伪政权研究的成果、现状及特点(236)

抗战时期汪精卫的“和平主义”(257)

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279)

汪精卫脱逃与蒋介石的处置(284)

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302)

我对于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323)

汪精卫是怎么死的(354)

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361)

附录：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370)

卢沟桥事变日志(392)

后记／王竞媛(440)

抗战开始后不久，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一部分主张降日反共的分子，就以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私宅为据点，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即所谓“低调俱乐部”，参加的有周佛海、胡适、熊式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其主要活动，首先是进行反对抗战的宣传，鼓吹“战必大败”、“抗战必亡”的谬论。他们声称：日本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强国，中国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日本虽然会因中国的抗战而造成极大的困难，“但是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觉得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因此，所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唱高调”，是不说“老实话”与不“负责任”的表现。汪精卫甚至叫嚣：抵抗“只是牺牲，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既然抗战就是中华民族的毁灭，那么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惟一之念，就是停止抗战，对日屈膝投降，求得所谓中日“和平”。

其次，汪精卫为了实现破坏抗战的企图，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两党合作，甚至不择手段地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① “利用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之后，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一伙，通过拉拢、收买等各种手段，网罗了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失业的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的组织。这是一个以“低调俱乐部”为核心，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的汉奸团体。总部设在汉口，并在广州、长沙、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没立分会。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③他们一方面通过这个组织出版刊物和图书，宣传其卖国投降主张，同时也以搜集情报为名，暗中与日寇勾结。P4-5

蔡德金先生于1999年5月31日与世长辞，令我无限惋惜。那一年，他只有64岁，正是学术上的盛年。可恶的脑病夺走了他的生命，也终止了他尚未完成的学术事业。如果天假以寿，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著述，充实不无荒寂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殿堂。

德金以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名扬海内外。在汪伪政权史研究领域，他是杰出的开拓者，又是积极的推动者。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举行的汪伪政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他是主要发起者。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联合召开的一次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也由他居间联络促成。开会时，他已病重不能出席，但他的学术热忱，将永远为学界同仁所赞赏。他撰写的《汪伪国民政府纪事》、《汪精卫评传》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评传，以及一系列论文，依然为史学界所看重。

德金之所以被海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绝非偶然。在学术研究上，他是一个"刻苦勤奋、不惧劳碌的人，一个执着追求、坚持不懈的人，一个坚持真理、不媚流俗的人，一个耿介率直、有胆有识的人，一个功底深厚、学风谨严的人。姑举德金追寻和整理周佛海日记一事，以证余所言之不虚。

周佛海是中共创始时期的党员，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位代表之一，时在日本留学。20年代末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与重要幕僚。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出任汪伪政权的财、警、军、政界要职，成为汪伪政权第三号人物。其人小有文才，常以曾国藩私淑弟子自诩。从30年代起每天写日记．至1945年6月因母丧暂停；1947年在狱中恢复，直至同年9月病重始停。周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在抗战后期成为国民党争取的主要对象，共产党在上海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策反。周佛海日记是研究汪精卫如何与日方勾结、脱逃，以及汪伪政权卖国活动、日本侵华罪行的珍贵史料。“文革”前，周佛海日记分藏于上海、南京和北京各主管部门。1980年，德金访问周幼海(周佛海次子，中共地下工作者，时名“周之友”)时获悉，周佛海有日记但不知下落。德金多方查询，得知：“文革”时期，为对刘少奇“历史问题”进行“审查”，罗织罪状，周佛海日记早已调往中央专案组。德金在北京向有关机关查询，而主管人员多已星散。德金毫不泄气，在中央办公厅查到发还簿，始知不久前将日记分别退回原收藏机关。德金又往返于宁、沪，最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现存日记，并经商定，由德金负责整理编注。德金对此倾注大量心血，除标点校勘、编制人员索引、补充汪伪卖国密约外，还要对约一百万字日记中所涉人物、事件、文献、会议等，做详细注释和考订。其中人物近2000人，不少人名鲜为人知，注释难度很大。德金废寝忘食，日夜兼工，历时六载，终将周佛海日记付梓。日本和东南亚学者，看重周日记的出版，尤其推崇德金为此付出的劳动。在编注过程中，德金对汪伪政府成员的后人，以朋友相待，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社会做贡献。德金为他们提供资料，帮助他们修改文稿。他们也以德金为可信赖的人，时相过从。周幼海成为德金的好友，幼海的朋友也成为德金的朋友，都曾专程来京看望德金。

德金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刚直不阿，坚守良知，不说不痛不痒的话。我们第一次见面约在80年代末，而在此之前，他写-的文章和著作，我已大都读过，可谓神交已久。刚一见面，便觉得彼此是可以信赖、可以交心、可以无话不说的人。他对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绝不盲从。在学术上，他更反对把史学变成政治的附庸，曲解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对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评价，长期流行这样的观点，说是蒋汪二人合演双簧，分别是公开和暗藏的“投降派”．其依据是某大人物曾说国民党内除汪精卫外，还有张精卫、李精卫2云。其实，那种说法只是在党派斗争中的叫骂之辞，只具政治宣传意味而当不得真凭实据的。德金以不可辩驳的史实，论证蒋抗战、汪卖国，不可混为一谈。1995年我在刊物和研讨会上发表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及其统帅蒋介石，不仅实行抗战而且抗战到底。抗日战争史研究，不能重弹几十年以前的老调：你说他“不打日本”，他说你“游而不击”；一部中华民族的抗日抗争史，中国人自己不承认，外国人便难以承认，结果是自我否定，人亦否定，以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竟少有甚至没有中国战场应有的地位。德金对此由衷地表示赞同。同年9月，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到台北出席两岸学者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会、观光都在一起，谈学术、谈社会、谈人生、谈政治，海阔天空，无话不谈。1998年，为纪念黎澍先生逝世十周年，我发表《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缅怀黎夫子的道德文章。德金在病中打来电话，说黎夫子的事迹感人之深，他一向倡导的“历史学不能成为政治奴婢”的原则，我辈尤应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我和德金之所以成为挚友，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上道义上的心灵相通。

德金爱护他的学生们的种种事迹，在他去世后一直盛传不衰。传道、授业、解惑，古今良师莫不如此。德金手把手教学生选定课题、访人查档、甄别史料，乃至修改文稿、联系出版……事无巨细，都替学生想到做到。学生们说，蔡先生使他们感受最深的是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那一场举世惊骇的剧变中，德金为了保护学生，不惜在大会上面对学校领导人拍案而起；在学生们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时刻，他四处奔走搜寻，把能够找到的学生全部留在自己家中食宿，待危机过后才让他们离去。他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善举，博得学生们和同人们的一致赞颂，却引来某上司的恶意整治。德金从容面对一切，宁可不当博士生导师，也绝不向邪恶低头。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宁折不弯的勇者。

当今的时代，呼唤学术上的智者和勇者。在我心目中，已逝的师友黎澍、李新、陈旭麓、李时岳、胡滨、蔡德金诸先生，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坛上的智者和勇者。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们和后之来者，应当继承下来，努力向前推进。

2005年3月20日，写于北京东城

亮马河畔水南斋

这篇后记原来我是请德金的开门弟子常凯教授写的，但当他看到陈铁健先生写的序以后，给我来电话说：陈老师的序写得非常感人，将我想说的话都表达了。陈老师是长辈，我是晚辈，他写了序再由我来写后记恐怕不合适，您不仅是蔡老师的夫人，而且这本文集主要是您主持整理的，后记还是由您来写为更好。我想想他说得有一定道理，那就我写吧。

在整理文章的过程中，《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这篇文章是给“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和汪伪政权两岸学术座谈会”写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是否放在文集里?我有些犹豫，我征求了德金几位学生的意见，他们肯定地说应该放在里面，因为这是蔡老师最后想说的话。后来，我也同意了他们的想法。这是德金第二次手术后，身体已经很虚弱，在病榻上口述，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在这篇文稿中他提出了“要用抗战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问题一直是他很关心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工作者，他还是一位战乱苦难的承受者和见证者。1938年10月，他的家乡河南信阳沦陷前夕，他的母亲就挑着两个箩筐，一头是放了家用什物，一头是放着不到三岁的德金，带着他的两个姐姐，随姥姥家一起难逃至湖南郴州，在郴州整整度过了六个年头的难民生活。到了1944年8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衡阳，郴州也就危险了，于是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动荡生活，在1944年底离开了郴州，随着难民潮向武汉方向行进。一路上为了避开日本鬼子的刺刀和空袭，他们昼伏夜行，借宿于庙宇或村落，当他们走到离衡阳不远的一个村庄时，只见遍地尸体，井里、河里也是，惨不忍睹，偌大的一个村庄，竟无一个活人。到晚上从山上下来了两个村里人，告知全村原有二百多口人，被鬼子杀害了一半，活着的全跑到山上躲起来了；并告知此处不能久留，这里是鬼子出没的地方，让他们尽快离开。

这时的德金已经九岁了，他亲眼见到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血腥罪行，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脑海中无法抹去。1993年他带着学生重走了这一路线，进行调查访问，在衡阳、岳阳党史办同志的帮助下，走了很多村庄，访问了村里的老人，召开了座谈会。遗憾的是由于几十年的沧桑变化，再也无法找到他记忆中的一些村庄了。但经过调查访问，查看档案资料，了解到像这样惨不忍睹的大屠杀在这片土地上比比皆是。《侵华日军在湘暴行》就是这次查访后写成的。他只是想用血的事实提醒大家：日本侵华战争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不幸，我们不能忘记。在那篇发言稿中他还指出：“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既有国家级的靖国神社，又有州、道、府、县，甚至小村落，为战死的侵略者树立碑文，用以教育他们的年轻人。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日本再发动战争，仍然会有很多年轻人参战。这是危险的因素。日本若不反省、不悔悟，早晚还会发动战争。”“抗战时我们有无数壮烈的保卫战，其情其景，惊天地，泣鬼神，是活生生的教材”，我们要记住在这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再现抗战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对抗战史的学术研究我是外行，但我清楚地了解到要做真正的学问，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德金从1977年选择这个课题开始，除阅读有关的史学著作外，还一直埋头于查阅材料，在北京的图书馆、报库，一整天一整天地看缩微胶卷，一页一页地翻闭有关报纸、刊物，每天带两个烧饼就算一顿中午饭，几年如一日。1978年11月，他首次南行，前往南京、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各档案部门查阅资料，访问当事人。经过几年的努力，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德金和李惠贤合编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由于他的勤奋，也由于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们为德金提供资料，探讨切磋各种问题，使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讨逆集》的出版是对德金最好的纪念。我想它的出版一定会给九泉之下的他带来一个惊喜，因为在他生前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为自己出一本论文集。1997年8月24日，他突然病倒，这天他刚刚将手头的《周佛海》一书的清样校对完毕，该书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中的一本，由出版社临时请他写的。为了救急，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30万字的书稿，而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走向深渊》的著述，他真的是太累了。当时虽然已是8月下旬，但那年的北京特别的闷热，家人以为他中暑了，后来根据检查确诊为患有脑胶质瘤，立即进行了手术。术后感觉还不错，德金坚持写作，相继完成了《我对于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卢沟桥事变日志》两篇文章，又继续准备出版《周佛海日记全编》，作注释并写完此书的前言。其实这时已经发现他脑内的肿瘤正在继续生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动了第二次手术，术后身体已经很虚弱，由他发起并积极参与筹划的两岸学术座谈会也未能亲自参加，请北师大法政所副所长刘小林先生赴会代为宣读了他的发言稿。

在德金生病期间，有不少日本和国内以及台湾地区的朋友，还有他的学生来看望他，借此，我真诚地向各位致意并表示我深深的感谢。

德金去世以后，他的朋友、学生都很关心他留下的文章结集出版的事，特别是杨天石先生，在参加德金告别仪式时就向我提及为德金出版论文集的事宜，并为联系出版社作了不少努力，虽然没有成，但这份情谊是宝贵的。去年陈铁健先生为论文集联系了出版社，为文集拟名并亲自题签，后来又慨然应允写序。他们这样做，我想一方面是出于对德金的友谊，另一方面也是对德金学术努力的肯定。在此我深表感谢。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和该书的责任编辑，他们为文集的出版，作了精心细致的工作。

另外要说明，其中有两篇文章是由德金和他的学生合写的。《抗战初期德使陶德曼调停初探》是和杨立宪合写的，《侵华日军在湘暴行》是和耿光连合写的。

德金的学生李松林(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利、李静荣都参与了该书的整理和校对工作，还有王士花也帮我做了许多工作，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另外，他的学生们都很关心这本文集的出版，并给予不同形式的帮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王竞媛2005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