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兄弟、奥利弗·斯通、迈克·利、肯·罗奇、李安、佩德罗·阿尔莫多瓦……20位世界著名导演讲述第一次执导电影时的幕后故事！采访者为英国第四频道年轻的编导兼制片人斯蒂芬·罗温斯坦，在他的成功引导下，这些知名导演敞开心扉，畅谈往事：电影剧本创作、筹集资金、挑选演员、电影的拍摄过程到最后剪辑，以及销售和放映等。当他们面临无数个将要解决的问题时，他们是如何在抉择与煎熬中逐步成长的呢……

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经历——电影导演也不例外。

本书记录了20位世界著名导演第一次执导电影时的幕后故事。其中有科恩兄弟、奥利弗·斯通、迈克·利、肯·罗奇、李安、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贝特朗·塔维尼埃、安东尼·明格拉、米拉·奈尔等。本书的采访者为英国第四频道年轻的编导兼制片人斯蒂芬·罗温斯坦，在他的成功引导下，这些知名导演敞开心扉，畅谈往事。访谈几乎涉及了电影业的方方面面，例如：电影剧本创作、筹集资金、挑选演员、电影的拍摄过程到最后剪辑，以及销售和放映等。尽管每位导演讲述的故事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执导时的兴奋与担忧。面临无数个将要解决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在抉择与煎熬中逐步成长的。相信广大读者会着迷于这些生动而精彩的访谈。

前言

科恩兄弟：《血迷宫》／1

汤姆·迪西罗：《旧欢如梦》／23

阿利森·安德斯：《公路休息站》／43

凯文·史密斯：《疯狂店员》／67

斯蒂芬·弗雷斯：《警探》／95

肯·罗奇：《苦命母牛》／113

迈克·利：《荒凉时分》／131

贝特朗·塔维尼埃：《圣保罗的钟表匠》／15l

巴里·莱文森：《餐馆》／171

奥利弗·斯通：《萨尔瓦多》／187

尼尔·乔丹：《天使》／197 

安东尼·明格拉：《真实地、疯狂地、深深地》／211

米拉·奈尔：《早安孟买》／237

迈克·菲吉斯：《狂暴周一》／263

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烈女传》／285

史蒂夫·布斯塞米：《绿阴驿站》／305

加里·奥尔德曼：《切勿吞食》／325

李安：《推手》／341

P．J．霍根：《穆丽尔的婚礼》／361

詹姆斯·曼戈尔德：《爱你的心》／387

创作完剧本和筹措好资金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乔尔：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

您曾想过会失败吗?

乔尔：是的。在我们尚未筹措到开始拍摄必需的金额时，我们都认为这将是一件为期很长的事情，我们最终将获得成功。我们也做好了很可能没法进行下去的准备。您认为第一次制作电影的人需要对正在做的事情有一种疯狂的信仰，因为如果他们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就不会去尝试了？

乔尔：当然，我们无法预见的事情正是我们能努力下去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如果我们那时就知道了现在明白的事情，或者是知道了在电影制作结束后明白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不会做那样的尝试了，至少不会用那种方法进行尝试。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过程充满困难。这就是我们很难向人们推荐这种方法的原因。

伊桑：是的。对某事表现狂热意味着你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其中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我们在影片制作结束后曾开玩笑说，我们制作成功是因为我们已经负债累累，还钱的惟一途径就是把电影制作出来。

乔尔：最后我们债台高筑，所得的钱仅够生存和维持电影的拍摄。不把电影拍摄出来，让这部电影赚钱，我们就不可能有收益，就不可能还钱。所以我们都有点玩命了。这对我们来说还算比较轻松一点，对那些年纪大些又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做这样的事就比较困难了。我们没有孩子，那时我们自己还是孩子。我们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可以这样去赌一把。靠做广告或视频带之类的东西赚钱的人都会有我们这样一年半载的经历，他们把已经失去的收入都计算在了里面。想想啊，“上帝”，我们都经历了些什么!

伊桑：回想那个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和我们同龄的人在电影业获得了正式工作，挣着一份工资。他们不需要做我们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自然会失去一些东西，有得必有失嘛。

筹措到了资金，您是怎样为拍摄做准备的?

乔尔：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用了马克·斯利夫曼，他是和我一起去上学的，也是我纽约大学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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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这本书的灵感起源于我以前写的一个剧本，几年前把它拍摄成电影《线索》(The key)。拍摄该片的第一天，大约早晨5点半，我在埃克塞斯郡一家海滨旅馆醒来，感到莫名的心慌。两小时后，我将面对50多位技术人员和演员，他们都在等我分配任务。那时我想我一定是疯了，否则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但是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实际上，我的紧张很快就烟消云散。拍摄过程非常愉快，这部影片后来在伦敦上映。

当我的制片人建议我在影片放映的同时写一篇报道时，我想起了当初的忧虑，于是决定写关于第一次拍片的感受。但是报纸没登那篇文章。然而后来我警觉到自己经历的考验与折磨，必定是每个导演所经历过的，不论他是多么成功，多么权威，都会经历像我那天早上的惶恐。我觉得如果制作一部影片的经历值得一写，那么因那些处女作引起轰动而在电影界开始他们事业的导演的经历同样值得记录。我的第二部电影《屏住呼吸的男人》发行后，我征集了一些经常看电影的朋友的意见，并把我想找一些著名导演就他们早期作品进行采访一事，咨询了费伯出版公司(Faber＆Faber)的电影编辑瓦特·唐那荷。我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讲述导演拍摄电影时的内幕故事；二是了解导演的性格和拍片过程中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让读者看到人性化的导演；三是把导演的巧妙构思、拍摄手法等真实有趣的东西呈现给广大读者和想要从事电影制作的人。

瓦特对于我的想法立刻给予了肯定。下一步就是列出接受采访的导演名单。我曾多次被问起采访了哪些导演，为什么是他们，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首先，我采访的是那些早期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导演，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出优秀的影片。其次，我想借助一些有代表性的导演的经历去揭示形形色色的电影界，包括主流的好莱坞电影、在各阶段的美国独立制片电影、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英国电视和电影、欧洲以及亚洲电影等。最后，我想通过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导演(包括那些从表演、编剧、广告、电视制作、戏剧或电影学校出身的人)的交谈，展示他们的多面性。在列这个名单时我也考虑了时间，我给自己的采访时间规定为6个月，而我确实也做到了。跟瓦特草拟了一份名单之后，我发出了传真解释我写书的构想和采访邀请。几个礼拜焦虑地等待，终于有了答复，有的表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也有些由于过于忙碌，无法接受访问，极少是完全没有回音的。大多数人都一致赞同，包括一些大牌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由于太忙而无法接受我对他影片《决斗》的采访，但他让我在新书里写上他认为我的这个构想“很好”。

当我采访欧洲和美国的导演时，我受到了同样的欢迎。每个人似乎都被这个简单的主题吸引，认为这是给新手导演传授经验和心得的一个很好途径，同时也可以和普通大众分享他们的早期经历。由于希望去除一般与导演访谈时，被公关人员披上的装饰外衣，我蓄意在问题中涵盖最简单、也最让人感兴趣的部分：此外，也有一些针对个人的特定问题和最具策略性、一般化的问题。得到的结果非常具有启发性，同时又令人难以预料。当美国独立制片导演汤姆·迪西罗第一次看了对他的采访手稿后，他给我发了份传真，在我就他的处女作《旧欢如梦》采访时问的问题“你在拍摄期间的睡眠怎样”上画了一个圈，并在空白处写道：“以前从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然而这是拍摄任何影片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如你怎样赚钱，你的电影素材是什么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一样重要。”

在我跟其他导演的接触中，我所采用的个人化切点，也同样产生了预想不到的结果。凯文·史密斯说他拍摄《疯狂店员》时最糟糕的就是胖了很多， 因为拍摄场地是在一家便利店，所以在那儿整天吃东西。一史蒂夫·布斯塞米说他曾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往身上浇冷水，因为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失去了信心。“我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说。这简直和我当初拍第一部影片时的惶恐不安如出一辙。李安仔细地回忆了他当年拍摄《推手》之前所经受的痛苦。当我问他如何度过这几年，他说他不写剧本的时候，会为妻子和孩子做饭。“厨房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天地。”他补充道。

有很多次我都惊讶于他们的坦率。即使是被认为一向沉默寡言的英国导演也谈了很多。当我采访斯蒂芬·弗雷斯问及他的处女作《警探》时，他说回顾早期作品的拍摄过程宛如经受了一次心理治疗，而且能使他弄明白以前一直困扰他的一些事情。他笑着说：“你知道你打开了一瓶葡萄酒。”

不管这样的采访能否用心理治疗来描述，但的确许多导演都很乐意回顾他们的早期电影。尽管离开拍巴尔的摩第四部曲《飞扬的年代》只有4天，巴里·莱文森平静地坐在他的办公室，支走助手，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在拍摄《餐馆》时的沉浮。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与加里·奥尔德曼谈论他的《切勿吞食》，结果延长到5个小时。和他一起在比佛利山庄的一家沙龙理发时，他向我讲述了英国电影业的不景气，以及他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而被拒之门外。在采访安东尼·明格拉时，他也谈了很多关于电影制作的本质，特别提到了英国和美国电影业的现状。我们见面后有一个多小时我都忘了开采访录音机，后来不得不至少安排了3次对他进行采访。之后回顾起来，我的感觉就是导演们喜欢谈论他们的作品，而并非为了推销。

随着访谈的进行，我逐渐发现不同类别导演的不同经历都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把它们串联起来，而那些向往电影制作的人和广大读者肯定对它感兴趣。比如说在演艺界流传着“一事如意，事事顺利”的说法，而对于电影导演来说，什么时候你能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电影界变幻无常，也许你当初被认为是个童星，然而却要默默地等待多年，直到幸运再次降临到你头上。P．J．霍根和詹姆斯·曼戈尔德在20岁时都是一所著名影视学校的明星毕业生，他们除了偶尔拍几部片子，很多年来一直苦苦地等待，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制作人，但是又不知如何从怀才不遇的炼狱飞跃到星光高照的天堂。李安也是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明星学生，演艺公司因他出色的毕业作品而为他设宴，并保证他会成名。然而他的艰难经历告诉他尽管人们可能奉承你，但没人愿意帮你谋生。你只能依靠自己。你第一次成功是由于什么，这往往非常重要。如果李安当初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为了谋生而拍中国功夫片，他将永远失去加入严谨之独立制片界的机会。同样，贝特朗·塔维尼埃在20世纪60年代初制作了很多他现在看来纯粹模仿、缺乏想像力的电影短片，后来他当时的妻子建议他在拍摄真正的故事片之前要“多体验生活”。他说这是最好的建议。

当塔维尼埃在30多岁之际终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圣保罗的钟表匠》时，他发现了电影界的基本公式：没有人会给你肯定的答复。当他表明他想当导演时，那些原先愿意请他做预告片的制片商却将他拒之门外。“他们的行为真是可耻!”他现在这样说。也许是可耻，但是在电影业，一切都可能发生。这些访谈中所谈的另一话题是这些导演们以前也经常会碰壁。即使像汤姆·迪西罗和奥利弗·斯通这样与众不同的人也感叹时光的流逝之快，艺术家的生命短暂，生命中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尽管很悲观，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奋斗。我所遇到过的所有的导演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他们坚持下去是因为别无选择。P．J．霍根说除了做导演， 惟一可选择的就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李安说他一生中能做的就只有两件事：烹饪和导演。做导演比烹饪收入高一点，所以他就做导演了。尽管这有点不那么真实，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区别成功与否不是仅靠才能或运气。有时候你无能为力，愿意去做任何事，在你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有一天终于有人给了你机会。

那些人就是制片厂、发行人、电视台、投资方。他们能给导演机会，但在这之前他们往往要验证导演的实际能力。所以那些一心想成为导演的人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只有他们实际导演过了，才有机会真正成为导演。这次采访中，我发现很多导演当时对电影技术知道得很少，这使我很惊讶。科恩兄弟坦言当他们到德克萨斯拍《血迷宫》时，他们第一次接触专业的设备。幸好当时别人也都不懂。同样，乔丹也承认他在拍处女作《天使》时，对摄影技术一窍不通，几乎全部依赖他的摄影师克里斯·门杰斯。而阿利森·安德斯甚至说她直到现在还是对摄影不在行，所以每次跑进摄影棚休息时，助手们都会教她怎样打灯光。许多我所采访的导演在执导生平第一部电影时，技术上其实是相当粗糙的，完全依靠直觉。有趣的是，这表示第一部作品需要的不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拍摄技术，而是展现个别的独特性——如何呈现自己的印记，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上展露头角。李安认为，早期的电影一直是在说“看我”，“我在这儿”，只有当你拍了几部电影之后，你才会尝试着使影片表达的内容更为细腻，并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这真是鲜明的对照。如果你从未拍过电影，要说服观众来支持你是很难的一件事，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你当时也是最自由的。正如斯蒂芬·弗雷斯这样说道：“当你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你肯定非常有创见。”“没人会对你评头论足，因为，你才是导演。”

新生导演们所享有的自由是所有导演都非常羡慕的。因为一旦有了名气，就不能辜负你的名声、巨额的投资，以及与大明星合作的压力。这就意味着你很容易会选择远离风险，因而会沿袭你以往拍片的一贯风格。而一位真正成功的导演需要不断重新塑造自己。导演决不能沿袭以前的风格而没有创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正如尼尔·乔丹所说：“每部影片都需要一双新的眼睛去审视。”也就是说，为了不辜负已拥有的声誉，惟一的方法就是当自己从没做过。

我这次采访的很多导演都说他们对待每部电影都像当初拍第一部电影一样。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说他刚开始拍片时，对技术手法毫无兴趣，但现在却被从什么角度去拍摄、使用什么镜头所困扰。尽管他的名字被标志性地出现在他的每部作品中，他却说他幻想换个名字，重新开始，这样他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就像以前一样。最后，对于这些访谈，我还有一些话说，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采访地点有在办公室、餐馆、公寓、饭店、剧院，甚至有一次在花园。我得承认这不像是采访，反而更像聊天。我不想一本正经地去问他们，这会让他们很难受。我只想了解是什么激发他们去工作以及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获得成功的。很可惜我这本书不能附上有声磁带，不然的话，读者就能听到P．J．霍根那柔和低调的声音，我们在谈论他的《穆丽尔的婚礼》时你不时地可以感受到他那种自嘲的幽默；也可以听到科恩兄弟你一句我一句，不时发出阵阵大笑；史蒂夫·布斯塞米那长岛人的典型的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李安的柔柔的纽约华人的口音；加里·奥尔德曼特有的伦敦东南部工人阶层和大西洋彼岸慢吞吞说话的混合口音，还有贝特朗·塔维尼埃那精彩的法式英语，以及巴里·莱文森那东海岸的快速急躁的说话方式。我真的希望这些导演的声音能录制在我的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