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了苏俄文学的汉译文化，共分上下两卷，具体涉及其概貌、契机及其在中国文化形象的流变，资料翔实。更以对中国革命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翻译现象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典范”意义，及其在建构“真理话语”、想像革命与革命文学图景方面所起到的引导与规范作用。

本书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俄苏汉译文学的概貌、契机及其在中国文化形象的流变，进行了资料翔实的梳理和勾勒，更以对中国革命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翻译现象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典范”意义，及其在建构“真理话语”、想像革命与革命文学图景方面所起到的引导与规范作用。

上卷 苏联文学翻译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苏共文艺政策和理论的翻译

第三节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

第四节 鲁迅、曹靖华与苏联文学

第五节 其他重要苏联作家作品的翻译

夏衍、杨骚、周扬等人译柯伦泰“恋爱之路”三部曲

蒋光慈、戴望舒和杜衡译利别金斯基《一周间》

傅东华译富曼诺夫《夏伯阳》

贺非、金人译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郑伯华译A·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董秋斯、蔡咏裳译革拉特可夫《士敏土》

周立波译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

梅益译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叶水夫译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下卷 俄罗斯古典文学翻译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瞿秋白、飕夫、吕荧、戈宝权、余振等人对普希金的翻译及其接受

第三节 鲁迅对果戈理《死魂灵》的翻译及其影响

第四节 陆蠡、丽尼、巴金对屠格涅夫六大名著的重译及有关虚无主义和“多余人”的话题

第五节 韦丛芜、耿济之、李霁野、邵荃麟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

第六节 郭沫若、高植、董秋斯、周扬等人对托尔斯泰的翻译及其“从新估价运动”

第七节 赵景深、满涛、焦菊隐、芳信等人对契诃夫的翻译及其传播

后记

契诃夫的作品传人中国虽然较早，但其影响不能不说相对滞后，鲁迅是个例外，在四十年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契诃夫对鲁迅的影响，郭沫若为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曾专门著文，认为“鲁迅与契诃夫的极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他感觉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但对于鲁迅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人们似乎是在经历了五四狂飙突进的理想时期和革命的亢奋年代以后，就像张爱玲所言，在经过了人生“飞扬”的，“放恣”的一面以后，落在地上，踩到了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这“平实的生活”，认识了这“人生的素朴的底子”以后，才开始真正理解和接受契诃夫的。

巴金自述他对契诃夫由隔膜到热爱的过程很有代表性，二十岁时巴金第一次接触契诃夫的作品，但他“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三十年代当他怀着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的热情，拿起笔要呼唤和自己一样的青年人起来斗争，去“征服生活”的时候，他再读契诃夫，虽然自以为“有点了解契诃夫了”，但仍强烈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不一样”，有时候竟会“读得厌烦起来，害怕起来”，窒闷得“忍不住丢开书大叫一声”，那时，他也多少把契诃夫看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直到四十年代，巴金说当他“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卑鄙’的层层包围”以后，他才“不能不想到契诃夫，不能不爱契诃夫”，是“长时期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他理解了从契诃夫那颗“真正的仁爱的心”中发出来的忧虑、关心和警告，也懂得了高尔基对契诃夫评价的意义：“契诃夫首先谴责的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产生他们的社会制度；他悲悼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祖国的命运。”这也正是巴金对自己作品主题一再进行阐释的观点。对契诃夫的热爱和师法，使巴金的创作生活，从四十年代起发生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憩园》里，作者对同样是大家庭的败家子杨老三就不像《家》中的克安、克定那样充满仇恨和厌恶，而是像契诃夫那样，怀有着一颗“仁爱”的心，温和而诚恳地倾诉着自己的忧虑、关心和警告。最明显的当然是《第四病室》，这部中篇简直可以说直接化用了契诃夫《第六病室》的主题和象征方式。《寒夜》则表明巴金已经掌握了契诃夫写实主义的精髓，标志着他师法契诃夫，从热情奔放的“青春型”激情抒发，转变到深刻冷静地揭示人生世相和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物”日常琐事的悲剧命运，已经达到了圆熟的艺术境界。可以说，巴金后期对契诃夫的体悟直接驱动了他后期小说的突破和深化。张天翼、沙汀、师陀等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小说家的成熟与深沉也是与他们自觉地汲取契诃夫的创作经验分不开的。

P343-344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祈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与周发祥、连燕堂、张中良、赵稀方、李宪瑜几位老师和师兄一起，从事杨义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现在想想，当初全凭着兴趣和读着翻译小说长大的自信闯入这块还只显露出“冰山一角”的领域，的确是不知深浅。

不过，私下还是会庆幸我们这些大多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人来搞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研究，多少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因为我们正逢翻译研究范式，从文学翻译(translating)，向翻译文学(translation)的转变，也就是说从以原著为中心，把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译文对原著的传译上，到译品跨文化传统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多元语境与传统中的历史渗透；从单一文本的内部研究转向翻译生产或整个文学与文化的历史流变及社会因素影响的外部研究。这就使一个相对生疏的领域与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因缘。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译品，那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本就应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早期新文学史家也是这样算的。最早研究新文学史的胡适1922年为祝贺《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而写的《最近之五十年》，把严复、林纾的翻译作为这一时段文学史的四个段落之一。他的这一划分影响甚大，决定了写作新文学史晚清部分都不会落下谈谈翻译文学的实绩，但以后就断了线，论到新文学三十年时反倒不涉及这一块了，顶多把翻译文学作为影响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因素来考察，而不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翻译文学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和发展，也确实始终与新文学的产生及发展紧密相连。这样说，并不带有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割地”的意思，面对这一介于三个学科之间的领域，的确感到学科划分的人为性。如果我们读读最初的译本，而不是现在经过一再修改完善，趋于成熟的定本，会强烈感觉到在原著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实在难以等同，但现在各大学的中文系都是把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来上的。据讲，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过去都曾设置中外文互选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西洋文学史上的就是西文系的课，教师是外国人，致使中文系学生把时间都花在这门课上还常常不及格，最终不得不把世界文学史改为中文系的课，让学生阅读翻译的名著。可见，现在中文系外国文学史课程教学是与现实妥协的结果，但当初如果称作“翻译文学”似乎更贴切些。闻一多还曾经提出过中外文合为文学系的主张，因为历史学系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系包括中西哲学，政治学系包括中西政治制度和思想，那么，为什么文学就非要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系，为什么就不能也作为一个系，包括中外文学呢?

似乎扯得太远了，作为中外文学分立体制下中文专业出身的人做翻译文学研究，我很清楚自己学养的不足与局限，所以，我关注的焦点不在从原著到译品这一维度所产生的问题，而是已经被翻译过来的译作如何被选择、被阐释以及适应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变化发展，不断被重译，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及其影响。为此，我力求找全译作的不同版本和有关期刊，希望能够通过比较和梳理，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俄汉译文学做出相对恰切的描述，为真正能够跨语际的研究做一点准备的工作。

在付梓之际，我不能不感念唐锼先生，他用毕生精力和心血积累的丰富藏书，使我受惠无穷。叶水夫、梅益、刘麟先生，金人的家属和董之林等，为我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热情的帮助。还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燕芬、李淑英及郭开玲等不辞辛苦帮我查找资料。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任教的河南大学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还有严家炎、王信、钱理群、陈平原、刘增杰、关爱和、解志熙、孙郁、刘勇等先生为这本书的写作和阶段性成果的发表给予的鼓励和肯定，前面提到的共同从事同一课题研究的杨义、周发祥、连燕堂、张中良、赵稀芳、李宪瑜等先生的切磋和指教，都使我受益不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培元和匡钊先生为此书的出版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编辑，谨在此铭记我深深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