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之年》是布鲁克斯的第一部小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写成，讲述的是1666年一个村庄暴发瘟疫，村民自觉地与他人隔离的故事。她的第二部小说《马奇》（March）荣获了2006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小说根据奥尔科特1868年的小说《小妇人》的故事写成，从中抽出那个最后才露面的父亲马奇，展开情节，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马奇在南方种植园中的经历。至于获奖理由，布鲁克斯认为澳裔身份带给她独立的视角是个优势。

1665年，英国德比郡的一个村庄发生了鼠疫，为不使疾病外传，村民们在教区长的号召下封锁了村庄。在为时一年的灾难中，全村人口被病魔夺去了三分之二。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尽展全书，惊心动魄。小说透过丧失了所有亲人的乡村女子安娜的视角，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瘟疫魔掌下的那段历史及各色人物。小说字里行间闪烁着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辉，也隐喻着更为广义的人性的征战。

一六六六年叶落

苹果采摘时

一六六五年春

 一圈圈的玫瑰花瓣

 他老人家雷鸣般的声音

 死鼠

 女巫的标志

 血液中的毒素

 宽广的绿色监狱

 如此迅速地归于尘土

 忘川之果

 死人的坟墓

 矿区自治会

 拥挤的亡灵

 大焚烧

 疫灭

一六六六年叶落

苹果采摘时

尾声

 垄沟般的波浪

作者后记

我曾经喜欢这个季节。木柴堆在门口，木头汁液的气味仍在述说着森林。干草已经垛起，在下午的斜阳下金光灿灿。苹果骨碌碌滚进地窖的箱子。气味、景象和声音都在说这一年的年景不赖：降雪的时候宝宝们会衣食无馁。我曾经喜欢在一年当中的这个季节漫步于苹果园，喜欢那种当我的脚踩在落果上时，脚下所感觉到的弹性。还有那烂苹果和湿木头所散发出的浓郁的甜味。而今年，干草垛却举目难见，木柴堆也寥寥无几，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了。

昨天他们送来了苹果，给教区长地窖的一大车苹果。当然是采晚了：我在不少果子上都看见棕褐色的霉斑。我就此与送货人聊了两句，可他告诉我，能得到这些苹果，我们就算是运气很不错了，我想，他的话是对的。采摘苹果的人已经没几个了。人手那么少，啥也甭想干。而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走起路来就像是半睡半醒。我们全都疲倦了。

我拣了一个新鲜的好苹果，把它切成片，切得像纸一般薄，端到他静静坐着的那个昏暗的房间。他的手放在《圣经》上，但是书却没有打开。他不再把书打开。我问他，他是否愿意让我给他读一段。他扭过头来，注视着我，我吃了一惊。这是这些天来他头一次看我。我都忘记他的眼睛可以做什么了——忘记当他在布道坛上向下凝视、把我们一一抓住的时候，他的眼睛可以使我们做什么了。他的一双眼睛与以前一样，但是他的面孔却变得那么厉害，瘦而憔悴，每一道纹路都刀刻般深陷。三年前他来这里时，整个村子的人都笑他年轻，一想到要听这么一个小嫩瓜布道，都感觉好笑。但是要是他们现在看见他，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即使仍能记得怎么笑。

“你读不了，安娜。”

“我当然读得了，教区长。蒙佩利昂夫人教过我。”

当我提到她的名字时，他畏缩了，把头扭了过去。我很后悔。近些日子他懒得拢扎头发，从我所站的位置，他那长长坠落的黑发遮挡住了他的面庞，所以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但是他再次说话时，他的声音却很沉静。“她教你了?她教你了?”他喃喃道，“啊，那么也许有一天我倒要听你读一读，看她教得怎么样。不过今天就算了，谢谢你，安娜。今天就算了。好了，没你事了。”

当主人要仆人退下时，仆人是无权留下的。但是我却留了下来，把枕头弄鼓，放上一条披肩。他不会让我生火。他不会让我给他哪怕这么一小点小小的舒适。最后，当我终于鼓捣完我假装干的事情后，我离开了他。P3-4

一

一说起澳大利亚文学，我国读者便自然而然会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和他经典的意识流之作《暴风眼》，以及借助影视传播而大大走红的情感小说《荆棘鸟》及其作者——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在我国读者心目中，散发着南国淳朴气息的澳大利亚文学，显然已逐渐走出了英国文学的阴影，独树一帜，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点。出生并成长在澳洲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越写越精，正在形成独立的气候。

本书作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正是这样一位颇具代表性的澳大利亚文学后起之秀。

布鲁克斯一九五五年生于悉尼。一九七九年从悉尼大学毕业后，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为《华尔街日报》工作。在长达十一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中，对联合国、波黑、索马里、中东、两伊战争、巴勒斯坦、海湾战争、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阿以和平进程等国际热点进行采访和报道，多次获奖。她写有两部深受好评的非虚构作品：《欲望的九个部分：伊斯兰妇女的隐蔽世界》(Nine Parts of Desire：The Hidden World of Islamic Women)，该书是她根据自己在中东穆斯林妇女中的见闻写成，被译成了十七种文字；以及童年回忆《国外通信：从澳洲到世界的笔友旅程》(FOreign COrrespondence：A Penpal’s Journey from Down Under to All Over)，该书获娜塔·B．基布尔妇女写作奖。除本小说外，布鲁克斯二○○五年还出版了一部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历史小说《马奇》(March)，该小说二○○六年获普利策奖。

《奇迹之年》是布鲁克斯所写的第一部小说类文学作品，二○○一年刚刚问世便好评如潮。英国《卫报》称作者把“记者对细节的积累与自己天生的叙述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苛刻的美国《人物》周刊则赞誉：“《奇迹之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总之，小说出手不凡，一炮打响，从此确立了布鲁克斯在当今世界文坛的地位。

现在布鲁克斯与丈夫托尼．霍维茨以及他们的儿子一起，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乡间，一面从事创作，一面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生院做研究，她还是《纽约客》和《华盛顿邮报》的自由撰稿人。

二

《奇迹之年》为什么会受到评论界如此的青睐呢?美国《纽约时报书评》说得好，除了生动的情节外，她“给了读者想从历史小说中得到的东西：瞥见那段陌生历史的同时，使我们得以看到自己的影像”。

虽然人类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花样翻新的疫病却依旧不断困扰着我们，非典、禽流感、艾滋病，仍然是尚未完全攻克的医学难题，面对自然界正在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们多多少少仍然与三百多年前瘟疫村的居民们一样，面临着道德上的选择。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也许，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所在吧。

小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写成。一六六五年，继号称“黑死病”的伦敦大瘟疫之后，德比郡一个以铅矿开采、农耕养殖为业的村庄又爆发了瘟疫，其实当时各地的瘟疫均为鼠疫，限于那个时代的医学水平，人们尚无“鼠疫”这一概念。为了不把疫病外传他处，村民们在教区长的号召下，封锁了村庄，自行消化所有的危险与困难。在长达整整一年的灾难当中，全村被病魔夺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伊姆村富于牺牲精神的主动自我封锁，是英国历史上的惟一一例，说它是空前绝后的义举，一点都不为过度溢美。

再看大瘟疫中首都伦敦的情况，这场瘟疫使伦敦的四十六万居民死掉了七万人。当年的政府官员塞缪尔．皮普斯在自己著名的日记中有过形象的描述：“我们彼此像狗一样残忍。”瘟疫患者的房子被封起来，把守着，没人给里面的病人送吃喝。屋里传出病人的凄惨叫喊。房子上画着大红十字，写着“让上帝去怜悯吧”的字样。  两相对照，伊姆村村民们的自我牺牲和同舟共济，堪称难能可贵。

难能可贵诚然难能可贵，然而，作者对这种不计代价的牺牲似乎并不完全认同，尤其是那位提出此项倡议的教区长，用损害集体利益来换取天下称赞，这种做法多多少少显得有些虚伪，难逃沽名钓誉之嫌。从书中对瘟疫过去之后村里一片凋零景象的描写，以及教区长本人随之产生的心理迷茫与信仰怀疑，都不难看出作者的这一观点。而作者更为欣赏的则显然是主人公安娜和教区长妻子埃莉诺面对灾难时的积极应对态度，认为她们的送医送药和守护病人，才是稳定人心、共渡灾难的关键性因素。推而论之，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在当代的天灾人祸中，空喊大口号，动员公众牺牲小我，倒不如踏踏实实做些行之有效的实事。这个道理，在我们举国上下成功抗击非典和抵御禽流感的战役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明白。

作者在一次回答提问时，曾明确表示了这部小说借古喻今的用意。“……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一些本来一辈子都不会展示勇气的普通人，展现出了自己的英雄品质。然而，令人难过的是，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种盲目复仇的渴望，从而导致了对穆斯林、对锡克教徒、对埃及科尔特人的杀害。我想，这就是我在小说中描写对戈迪姑侄动私刑时所反映出来的人们那种总是责怪‘其他人’的本能吧。爱，恨，恐惧。想要活下去，并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活下去。莫非，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一个美丽的秋天城市里，与在十七世纪那个偏远的村庄里，有何不同吗?我不这样认为。有一点我始终坚信不疑：人心依旧是同样的人心，不论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质环境发生了多大变化。”

作者以上的这段话，准确体现了她贯穿于这整部小说的核心思想：对人类理性的呼吁。

三

要想较好地理解这部小说，我们应该弄清故事所发生年代的时代坐标。

离现在整整三百四十年的一六六六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东方，华夏神州，大清王朝江山初定，号称康熙大帝的玄烨龙椅还未坐热；南亚次大陆，英国东印度公司凭借金钱与坚船利炮，击败了葡萄牙人，从莫卧儿帝国获得了贸易特权，兴致勃勃地贩运起了绸缎布匹、香料、靛青和硝石，源远流长的恒河文明开始一点一点遭到蚕食；以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文明盛极而衰，在与基督教的强势文明经过数百年的碰撞后，已初显疲态；在大洋彼岸的美洲，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制订出了“游戏规则”，正在忙着一面与印第安土著周旋，一面开垦那里的处女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裹挟着挥舞国王旗帜的军队，开始了他们南美洲的征服之旅，曾经辉煌的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土崩瓦解；南太平洋的澳洲，尚是蛮荒一片，后来探测它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当时还未出世；非洲的黑奴贸易方兴未艾；欧洲大陆，黑暗的中世纪已然寿终正寝，文艺复兴的号角唤醒了整个旧世界，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但是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称雄，则是一百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故事所发生的英国，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王政复辟一扫克伦威尔清教徒政府统治下人们严谨生活的阴霾；热情，动荡，充满了希望与不安；一个名叫艾萨克·牛顿的二十三岁青年，到乡下躲避瘟疫，从苹果的坠落中得到启示，发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万有引力，从此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新篇章；为了促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查理二世创立了皇家学会；复显微镜的发明和对细菌的发现，开始揭示疾病传染之谜。这是科学的黎明时代，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启蒙运动开始的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欧洲启蒙运动，它的本质就是弘扬科学与理性，破除迷信与神秘主义。这一思想成为了小说的焦点所在。

小说中较为保守的村民，甚至包括具有英雄与圣徒情结的男主人公迈克尔·蒙佩利昂教区长，都把瘟疫归因于神秘力量；或认为是上帝的震怒，或相信是魔鬼在作祟。而女主人公安娜和教区长的妻子埃莉诺，则遍寻医书，煎制草药，帮助大家强身健体，对疫病积极应对。科学还是迷信，这一点，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被石头绊了一下后产生的联想，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我思忖着，不论是布道坛上的教区长，还是农舍里头脑简单的洛蒂，都试图把瘟疫归之于看不见的手?为什么瘟疫要么是上帝降下的对信仰的考验，要么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的邪恶?我们坚信其中之一，将男一个斥为迷信。但是也许两样都是假的呢，所谓半斤八两。也许瘟疫既不归属上帝，也不归属魔鬼，而仅仅是大自然中的一样东西，就像是我们脚指头绊上的石头。……这时我忽然明白，硪们所有的人都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思索这些我们最后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上。我们总思考上帝，思考他为什么折磨我们，如果我们把思考这些事情的时间，拿一部分出来，多想想瘟疫是如何传播、如何毒害我们血液的，那么，我们离拯救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更近了一步。”(选自《拥挤的亡灵》)

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正因为主人公秉承了这样的认识，她才得以最终超越自己。灾难之中，亲人一个个离她而去，可她却始终都在给其他人送去“生”，以此实现着自己的生命意义。所以，整部小说也不妨看做安娜的成长历程，从一个目不识丁、懵懵懂懂做女佣的村姑；到在灾难中痛不欲生、迷茫困惑的怨妇；最后凤凰涅槃，终成正果，变成悬壶济世的活菩萨，尽管她皈依的是科学，放弃的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她最后这样坦言道：“我告诉艾哈迈德·贝伊，我不能说自己仍然有信仰。也许，有的是希望。我俩一致认为，不妨暂且如此。”(选自《垄沟般的波浪》)

作者认为，人物性格在重大事件中发生巨变，是可信并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她本人在中东和非洲采访时，这种人格的巨变就屡见不鲜。她见到过厄立特里亚普普通通的村妇在独立战争中当起了排长，也见到过反萨达姆起义失败后，库尔德妇女带领全家人越过地雷重重的山卡。“这些妇女以前大都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直到战争或饥馑之类的危机突然把她们抛入动荡之中。这时，她们往往会一下子发现，自己不得不迈出旧有的角色，承担起极具挑战性的责任。”

当然了，安娜实际上是作者依据启蒙运动理念，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人物。历史上该村的教区长确实有过一名女佣，并活过了大瘟疫。作者之所以把这个女佣当做小说女主角，赋予了种种人格魅力，是因为这样做，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时，既可保持一个普通村民的平民视角，也较容易与决策者士绅阶层发生联系。这是一个聪明的设计。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位女作家，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要比男性人物栩栩如生得多。无论是充满爱心的安娜和埃莉诺，还是美丽、开朗、敢作敢当的阿尼丝·戈迪，甚至主人公阴险狡诈、走火入魔的继母阿芙拉，都展示出了男人所不具备的决心和人格力量。依译者浅见，这些女性人物中塑造得最为可爱、最为感人的一个恐怕还不能完全说是主人公安娜，而似乎更应该是慈悲为怀的埃莉诺。埃莉诺出身豪门，却绝无富家女的骄矜，为了赎自己少年时误入歧途的一桩“罪孽”，她心甘情愿地与丈夫蒙佩利昂过着一种打肿脸充胖子、不行“人道”的婚姻生活。当然，埃莉诺最为宝贵的品质其实是尊重生命，她认为人无贵贱之分，自然而然地把女佣安娜视为了平起平坐的知心朋友，同时，她并不像当时的士绅们那样，把接受教育看做上流社会的独享特权，而是有教无类，努力教会了很有潜质的安娜读书写字，这才使得安娜有了后面所表现出的悟性与发展。而这一点，恰恰反映了当时怀有人文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启蒙运动的典型特点和积极意义所在。

小说的人物刻画也很有特色，正面人物也好，反面人物也好，全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好人不乏瑕疵，比如看似天作之合的蒙佩利昂夫妇，婚姻方面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再比如安娜那小小的嫉妒之心，以及她在霸道的父亲面前吓得尿了裤子；坏人也有值得同情之处，比如安娜的父亲，横行霸道、敢于大埋活人的无赖乔赛亚·邦特，少年时竞也曾有过一段洒满辛酸泪的屈辱经历；至于普罗大众，那些普通的村民，更是既善良又愚昧，他们世世代代习惯于服从，在瘟疫到来时毫无怨言地把灾难留给自己；但他们也贪图小利，贵格会信徒威克福德一家刚刚家破人亡，那些强悍的采矿人便觊觎起孤儿小梅里惟一赖以生存的采矿权；更典型的则是村民们把装神弄鬼的阿芙拉关入粪坑(从而导致了尔后的冤冤相报)、对广行善事但却特立独行的戈迪姑侄不近人情的残酷迫害，这一切皆暴露出了大众的盲从行为和阴暗心理层面，绝非“一时冲动”所能解释。全书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村民们既同情，又谴责，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心态。正所谓人人皆非圣贤，人人都有七情六欲。然而，正因为如此，书中林林总总的人物，信手拈来，才个个全都站得住脚，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在再现十七世纪历史风貌方面委实做了充分的调研，狠下了一番工夫。不难看出，无论是书中人物的生活习俗或衣食住行细节，还是作为背景而提及的保王党与议会党、圣公会与清教徒之间的矛盾斗争，都与当时的时代紧密相连。作者甚至在书中刻意使用老旧且带有浓重地方特点的语言，比如“吃早饭”，她不用现成的’have breakfast，而是用心良苦地使用绕脖子的break his fast(字面意思为“停止斋戒”)，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表述方式，译者不禁忽然自觉有趣地想到，原来英语中“早饭”一词竟是如此演化来的!书中有许许多多生冷怪字，比如stowe、Barmester，bacon settle、whisk and hands、whisket，等等，这些字词甚至在号称词条最全的《牛津大词典》中都查找不到，译者只好根据上下文，甚至通过网上的“古物拍卖”图片来定义它们的确切或近似的意思。这类词汇的频繁使用虽然增加了阅读原文和翻译成中文的难度，但却凸现出了作品语言的独特性。可以想像，作者之所以这样舍近求远，不怕麻烦，煞费苦心地刻意使用这样的词汇，实在是为了在一切微小方面都努力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历史，从而产生身历其境的感觉。

在人物关系上作者也显然用了一番心思，书中的反面人物大都出自上流社会，比如对埃莉诺始乱终弃的查尔斯，再比如为富不仁的布拉德福德一家。通过这样的人物设计，似乎不难看出作者与狄更斯、哈代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持同样观点，认为阶级对立是那一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应该说，就营造历史感来讲，这样的设计是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的。

本书的总体构思更是颇具匠心。小说一开始便交代了刚刚结束的大瘟疫使村里一片凋零，“女二号”埃莉诺已然“谢幕”，逃离村庄并备受争议的布拉德福德一家也最终归来，看上去似乎毫无悬念可言，但是随着故事以倒叙形式展开，情节跌宕起伏，细节以剥笋般的方式步步深入，高潮迭起，反而更加扣人心弦。这种先纵后收的写作方式，弄不好就会吃力不讨好，但作者却承转启合，运用得挥洒自如，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知难而上的勇气和神来之笔。

四

译者自认为喜爱文学，翻译之余，热门书籍，自视也算读过不少，但是《奇迹之年》这样构思缜密、语言地道，既具思想性又具可读性的好书，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无论中外，却不多见。今天能够读到它，并有幸成为它中文的诠释者，实乃幸事。

独特的视角、扎实的细节、小人物大命运的时代感、人本主义的情怀，译者以为，这些就是《奇迹之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禁常常想，反观当代国内的历史小说，作家大都喜欢主题先行，文以载道，占据一个所谓“宏大视角”，主人公不是帝王，便是将相，最损也是一个干政的后宫嫔妃，他们叱咤风云，热闹倒也热闹，就是没我们老百姓什么事。另外，我们的历史小说作家，在细节上也鲜下工夫，尤其缺少的是一份人文关怀。也许这就是我们的这类作品往往苍白无力、再也出不了一部《红楼梦》的原因所在吧。

译者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部优秀作品的介绍至中国，至少能够吹来一阵清新的文风；同时通过两国作家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学习，得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当然，《奇迹之年》中文版的问世，首先应该归功于澳大利亚政府有关方面，他们慧眼识珠，积极将这部上乘之作列入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赞助并及时推荐给中国读者；同时也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一如既往，把最美好最有品位的精神食粮从无到有地变为现实，呈现在了渴望世界级文学精品的广大读者们面前。

赵苏苏

二○○六年五月

这本小说是受到英国德比郡伊姆村民们真实事迹的启发，而写就的。

我头一次前往伊姆是在一九九O年夏天，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我是《华尔街日报》驻伦敦记者，报道中东新闻。在加沙、巴格达之类炎热而纷乱的地方采访之余，我想在英格兰乡间换换空气。就是在这样一次远足中——或者用英国人好听的说法，在这样一次漫游中——我碰上了一个引起我兴趣的路标，指着通往“瘟疫村”的道路。我在那里，从圣劳伦斯教区教堂的展览中，发现了那段村民们饱受磨难并做出自己惊人决定的历史。

这段历史如此感人，如此可怕，在我的想像中扎下了根。尔后的几年中，当我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之类地方报道有关现代悲剧的消息时，我的思绪常常回到伊姆，我开始意识到，我所渴望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别的。当我到一个与伊姆大小差不多的弗吉尼亚村庄住下时，这种感觉变得更为强烈了。在弗吉尼亚乡间，那个村民们把自己隔绝起来并付出惨重代价的故事，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栩栩如生。我思忖着，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结果发现自己三分之二的邻居都在一年中死掉，这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信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是如何存留下来的?

前年夏天，我返回伊姆去做进一步的历史调研，并恢复自己对皮克区简朴美丽景色的记忆。我与伊姆的地方史学家约翰·G.克利福德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他是内容丰富的《伊姆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六》一书的作者。我参观了虽小却布置得十分到位的村博物馆。美国作家威廉。斯蒂伦曾经写道，历史小说家如果得到的是“不充足的”事实记录，那么写出的东西才会最好。关于伊姆，已经有大量的作品——书籍、戏剧，甚至一出歌剧——然而事实却仍然缺欠不足。在伊姆，瘟疫之前村里究竟有多少人口，传染怎么来到的这里，死了多少人，有关这类问题，争论仍在继续。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轶事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我从中借鉴了不少：藏有跳蚤的那匹布有可能是瘟疫的传病媒介；把人活着埋掉的贪婪掘墓人；知道回家安全了的有先见之明的大公鸡。

至于其他的，我则钻研十七世纪的医书、杂志、布道和社会史。我的书房里现在还有诸如《奔宁山脉铅矿采掘史》之类的大册书，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自己会拥有这样的书卷。阿尼丝·戈迪的“坦白”则采自理查德·扎克关于性的生动文件集《历史表白》中对苏格兰女巫审判的一段描写。(戈迪的坦白不同于许多其他在酷刑之下逼供出来的坦白，在那类坦白中，被指控的女人极为绘声绘色地声称自己与魔鬼发生了性关系。更标准的台词是，撒旦是一个很糟糕的情人。)

虽然我使用了部分伊姆村民的真实姓名，但是我只是当自己的描述与他们已知的生活细节出入不大时，才这样做。至于杜撰部分，我则用改变或编造的名字来进行表述。因此，迈克尔·蒙佩利昂反映的是伊姆真实的教区长、具有英雄与圣徒情结的威廉·蒙佩森，不过真人的情况只是用在了小说人物值得敬佩的性格与行为方面。我对该人物较为阴暗面的描写，则完全是出自想像。威廉·蒙佩森与妻子凯瑟琳有两个孩子，在大家同意隔绝之前，孩子就已被送出了伊姆村。凯瑟琳选择了留下，照顾病人，她本人也死于瘟疫。她死后，威廉·蒙普森在他的一封信中写下了一段话：“我的女仆身体仍然健康；谢天谢地，因为她若是裹足不前，我可就麻烦了……”我试图想像这个女人会是谁，她如何生活，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切，给我的小说提供了故事。

给本书起名时，我试图想像安娜有可能听到的那些话，以及附随着这些话的所有宗教回音。对于我这么一个心灵世俗的人来说，我总觉得德莱顿选择使用拉丁文“惊天动地之年”一词来形容发生了瘟疫、伦敦大火和英荷战争的可怕的一六六六年，似乎不大妥当。但是书中的安娜当然会相信“上帝以神秘的方法实施着他的奇迹”。她也一定熟悉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尔将行我奇迹”——这奇迹包括向埃及人降下有记录的人类史中的第一场瘟疫。

安娜与十七世纪她的同时代人一样，不知道瘟疫究竟是什么，或者如何传播的。鼠疫，或日黑死病，是产生强大毒素的细菌所造成的大感染。鼠疫疖——横痃——是坏死并出血的淋巴结。一两天之内，大量的细菌进入血液，造成四十一度多的高烧、出血和血栓。自古以来人们就观察到，瘟疫期间老鼠大批死亡，但是直到一八九八年，才有一位名叫P.L.西蒙德的科学家在《巴斯德研究所年报》中报告说，他发现，人类百分之九十的鼠疫病例，都是由在染病老鼠身上吸血的跳蚤传播的。(偶尔的情况下，病菌集中在患者肺部，然后通过悬浮于空气中的飞沫传给他人。而拿死耗子时，经由划伤而直接感染鼠疫，则极为鲜见。)在一六六六年的英格兰，饱受磨难的人们错误地相信，猫和狗可能传播这一疾病。结果对这些动物的大肆捕杀，反而消灭了老鼠的天敌，从而大概也扩大了疫病的流行。鼠疫现在仍然存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年报告一千到三千例鼠疫。由于有了抗生素，它不再是大规模的致命传染病了。

在我所参考的书和请教的人当中，我特别要感谢埃米·休伯曼对十七世纪医书的辛勤发掘；安妮·阿什利·麦凯格在羊羔出生方面和文学方面的真知灼见；以及雷蒙德·拉什的文集《乡村》中极有意思的农耕知识。阿曼达·利维克和拉腊·沃纳也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菲利普·本内迪克对十七世纪神职人员的深入见解和资料，令我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我出色的代理人克里斯·达尔。我的第一读者达林·邦吉、布赖恩·霍尔、我夫君霍维茨家的埃莉诺、乔舒亚、诺曼和托尼等四人，以及比尔·鲍威尔斯、玛莎·谢里尔、格雷厄姆·索博恩，他们也均给我提出了从王政复辟到鼠疫诸方面，许许多多宝贵见解。我感谢莉莎·R.莱斯特精确的校订。我感谢我的英国编辑克利夫·普里德尔的独具慧眼和往返奔忙。苏珊·彼得森·肯尼迪相信本书的价值，莫莉·斯特恩帮助本书成型，我对她们欠着最大的人情。还有一辈子都关心着我的母亲，格洛丽娅。感谢你们所有的人。

“非常生动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布鲁克斯满足了我们对历史小说的期盼：在回望那段不可思议的陌生历史的同时，瞥见我们自身的影像。”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奇迹之年》是一部惊人的处女作，作者将身为新闻记者常年对细节的敏锐捕捉和她与生俱来的叙述故事的天赋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英国《卫报》

“……布鲁克斯手法微妙地揭示出人类的蒙昧、仇恨和猜疑可以像任何病毒一样致命，她也从此证明r自己讲述故事的天分……《奇迹之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美国《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