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茅盾与姚雪垠于1974年7月至1980年2月间的八十余封通信,收集整理编成本书,这是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老作家,就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所涉及的一些理论思想、创作艺术技巧等进行深入细致探讨的一部独具特色、颇有学术价值的大书。
从1974秋年到1980年春,在七年时间里,姚雪垠为《李自成》的创作问题致茅盾信五十二封,茅盾复信三十六封,合计八十八封;本书收入姚雪垠的信四十二封,茅盾复信三十一封,合计七十三封,占他们全部书信的80%以上。收入的这些书信,都是紧紧围绕《李自成》谈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或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该书分析透彻,要言不繁,见解精辟,值得一读。
《李自成》在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上,别开生面,艺术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引起了茅盾极大的兴味和热情,接连写出了三十多封长信,进行分析、点评,特别是二卷稿,从《商洛壮歌》到《河洛风云》十个单元,逐一做了详细的评析,这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茅盾给姚雪垠的全部信件,集中于从《李自成》的创作实际出发,针对姚雪垠信中所提出的关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自己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的一些追求和探索的问题,诸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亦即历史科学和艺术哲学相统一;我国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借鉴外国经验的结合和创新问题;长篇小说艺术结构,各个单元如何大开大阖,大起大落,有张有弛,忽断忽续,波谲云诡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语言运用如何丰富多彩的问题;写人物和场景如何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手法并用的问题;细节描写应如何穿插变化、铺垫和埋伏、有虚有实,多种人物如何搭配的问题,等等,姚雪垠统称“美学”问题。茅盾则用“艺术技巧”概称,通过对小说细致入微的分析,独具慧眼,要言不繁,提出了精辟见解。这种通过书信交流,也是一种对话探讨的形式,把学术色彩较浓的理论观点,使之通俗易懂,对广大读者既便于增长知识,也容易提高对小说艺术的鉴赏水平,又利于长篇小说创作者借鉴运用。
茅盾致姚雪垠(10月23日)雪垠兄:
八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后我就进北京医院治疗气喘加剧的老病。半个多月后出院,但在十月二日晚上又住院去了,原因是腹泻发烧。在医院里接到你十月七日的来信。最近出院,而又低烧白血球高(一万三千左右),几乎又要我去住院。总算被我赖掉了。肠胃失调,饮食减少,又加轻微的感冒,据说是这次低烧的原因。现在中西药并进,稍见好转,但仍很虚弱,整日卧床,积信未复者甚多,现在挑选重要的请人代笔,答复之。
武汉地区想已秋高气爽,正宜写作,但读十月七日来信,知道《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尚无把握。青年出版社是否复业,复业后方针如何,这些问题,正如来信所说,都在未定之天,我在京中所了解的也跟你差不多。我以为你现在暂时不管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集中精力,先完成三卷、四卷以至第五卷的初稿。世事的变化,未可逆料,也许二三年后出版社要出版你这本书了,而你有现成的初稿在手头,那时一齐交出,岂不更好(我所说的出版社并不仅仅指青年出版社)。
来信又说,从九月起你暂停赶写的第三卷,回头推敲校改第二卷,不知现在情况如何?第二卷的初稿我是看过的,我认为基本上是很好的,字斟句酌,细琢磨的功夫可留待将来,而现在以赶写第三卷为重要工作。假定年内能完成第三卷的初稿,明年能完成第四、五卷的初稿,那真是太好了。那就比琢磨好了第二、第三卷,而第四、第五卷尚无初稿好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大概写成一百二十回的初稿,然后再琢磨前八十回,可惜后四十回初稿遗失了。《李自成》规模比《红楼梦》大得多,你年纪也不小了,倘使只有前二卷的定稿,而没有后三卷的初稿,那真是一大憾事!我相信你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明年能完成全书的初稿,以后再逐卷琢磨推敲,最后定稿,算它再花二年时间吧,那时候挟此奇货,以求出版,我想大家是要抢的。现在你只完成了二卷,出版社当然没有那样的先见和魄力敢包下你这五卷的大书来。来信说江晓天同志建议你写个报告给主席,我以为此事不宜贸然为之,将来你全稿写成(即使是初稿)而没有出版社敢接受的时候,那时再诉诸主席,情况就不同了。鄙见如此,是否有当,请你斟酌。至于你打算把第二卷先印征求意见本,主要是请工农兵提意见,如暂时不可能,我看也不要紧。总之努力在最短时间完成全书初稿为重要。你要我写字以留纪念,容缓日涂之。
此致敬礼!
沈雁冰 十月廿三日
P74-P75
海天将茅盾与他父亲姚雪垠于1974年7月至1980年2月间的八十余封通信,收集整理编成本书,这是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老作家,就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所涉及的一些理论思想、创作艺术技巧等进行深入细致探讨的一部独具特色、颇有学术价值的大书。
老姚为他的《李自成》创作问题就教于茅公,一开始就告诉了我。1974年10月,来信说:他与茅公和叶圣(陶)老联系上了,已将《李自成》一卷上下两册寄给茅公,并要我把一卷书,就近送到叶圣老家;能得到茅公、叶圣老两位创作经验丰富、学养深厚的老前辈的指教,是极为可贵、难得的机会。二老虽都是耄耋之年,很快看完,并各自作分析评价。叶圣老的意见,是我登门聆听后,转告老姚的;茅盾则是执笔连续写了几封长信,对一卷全书作了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给予很高的评价。不久,他又来信说:茅公答应看二卷稿子,要我把经过他修改过的前几个单元的抄写稿,尽快送去。这时,我虽已于1973年元月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参加中国青年出版社复业筹备工作,但政治上并未“解放”。特别是经过两年的所谓“筹备”情况,深感“中青”复业无期。《李自成》二卷初稿虽已写完,从1973年6月开始,老姚采取“流水”作业的办法,即分期分批把初稿寄来,我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寄还,他再改改,即使再请茅公看过修改后,相当长时间内也难以出版。老姚已近古稀,为《李自成》出书的事十分焦急。我开始考虑:如何能使“中青”早日复业,《李自成》二卷稿尽早出书,只有一个办法:由他上书毛主席恳请支持。这么做,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我只好请一位与茅公同住在朝内大街文化部宿舍大院的女同志将稿子送到茅公家。后边的稿子,我分批看完,退还老姚修改后,直接寄到茅公家。《李自成》二卷初稿近八十万字。茅公一气读了两遍,还同时读了老姚抄写的七八万字关于《<李自成>全书内容概要》。这对于八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患老年性黄斑盘病,一目尺外不见五指、一目视力为0.3的老人来说,更是超乎寻常、令人吃惊、深受感动的!老姚从1938年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起,茅公对他的创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爱、鼓励,彼此结下了四十年之久的师生之谊;茅公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很关注,生前特将自己毕生积蓄的二十五万元,全部捐献出设立茅盾长篇小说文学奖。《李自成》在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上,别开生面,艺术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引起了茅公极大的兴味和热情,接连写出了三十多封长信,进行分析、点评,特别是二卷稿,从《商洛壮歌》到《河洛风云》十个单元,逐一做了详细的评析,这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茅盾给老姚的全部信件,集中于从《李自成》的创作实际出发,针对姚雪垠信中所提出的关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自己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的一些追求和探索的问题,诸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亦即历史科学和艺术哲学相统一;我国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借鉴外国经验的结合和创新问题;长篇小说艺术结构,各个单元如何大开大阖,大起大落,有张有弛,忽断忽续,波谲云诡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语言运用如何丰富多彩的问题;写人物和场景如何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手法并用的问题;细节描写应如何穿插变化、铺垫和埋伏、有虚有实,多种人物如何搭配的问题,等等,老姚统称“美学”问题。茅公则用“艺术技巧”概称,通过对小说细致入微的分析,独具慧眼,要言不繁,提出了精辟见解。这种通过书信交流,也是一种对话探讨的形式,把学术色彩较浓的理论观点,使之通俗易懂,对广大读者既便于增长知识,也容易提高对小说艺术的鉴赏水平,又利于长篇小说创作者借鉴运用。所以,开头我说它独具特色。说具有学术价值,是联想到朱光潜先生选译的两部西洋美学名著《歌德谈话录》、《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我以为这个通信集也可称《茅盾与姚雪垠——文艺对话集》。如今,二老均已作古,称之谓“弥足珍贵的遗产”也不为言之太过。 江晓天
2005年12月8日
怀着崇敬的心情选编这本茅盾先生和父亲姚雪垠谈文学创作的通信集。在编就之后,我想应该说明几点:
一、从1974秋年到1980年春,在七年时间里,父亲为《李自成》的创作问题致茅公信五十二封,茅公复信三十六封,合计八十八封;本书收入父亲信四十二封,茅公复信三十一封,合计七十三封,占他们全部书信的80%以上。收入的这些书信,都是紧紧围绕《李自成》谈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或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涉及不多、不深的书信未收入其内。
二、收入本书的这些书信,有一部分在茅公和父亲生前曾刊载于海内外多家报刊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他们身后则收入了《茅盾书信集》、《茅盾书简》、《尘封的记忆》和《茅盾全集》、《姚雪垠书系》等书中,本书不再一一说明。
三、父亲和茅盾先生的通信,个别信中的极少内容,或因暂不宜公开,或因前后重复(主要是诗),在整理编人时对一两处做了技术处理。
四、本书的出版,得到茅盾先生之子韦韬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年逾八十高龄且在病中的江晓天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五、为更好地反映茅盾先生晚年的生活工作情况,本书选用了《茅盾》画册中的一些照片,在此说明,并向摄影者致谢。而收入的多封书信手迹,则可以看出二位老人即使写信也是一丝不苟、十分严谨,令人敬佩;其隽秀的书法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姚海天
200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