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这是三个宏大而又有联系的话题。本书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国内首届“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既涉及对德国科学兴衰原因的探讨，也有对德国著名科学家在“二战”中表现的评价，还有对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作者是活跃在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研究德国科学史、科学与文化的学者。其二为“科学、历史与文化”，收有编者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写的有关短文、国外著名科学家论述德国大学、德国科学的长文以及一个较为详细的推荐书目。第三部分为“爱因斯坦及其他”，收有包括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内的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大作以及编者对此有关的论述。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国内首届“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既涉及对德国科学兴衰原因的探讨，也有对德国著名科学家在“二战”中表现的评价，还有对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作者是活跃在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研究德国科学史、科学与文化的学者。其二为“科学、历史与文化”，收有编者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写的有关短文、国外著名科学家论述德国大学、德国科学的长文以及一个较为详细的推荐书目。第三部分为“爱因斯坦及其他”，收有包括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内的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大作以及编者对此有关的论述。

前言

“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论文

开幕致辞

欢迎辞

会议代表简介

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物理学会

危险的合作

海森伯与纳粹

教研结合、同行评议与大科学规划

机动化和社会转型

德国1500—1969年科学发展计量研究

试论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

德意志精神与德国现代化

不可拯救的帝国

爱因斯坦为什么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与帕格沃什运动

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

科学革命的本领

科学和社会中的紧张状况与信任

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德国的远东医学

科学、历史与文化

进退失据的海森伯

《哥本哈根》的幽灵

德国的大学和科学

阁楼上的研究所

寻觅德国的牛津

洛伦茨的另一面

薛定谔对希腊科学精神的迷恋

唯一的薛定谔

说不尽的玻尔茨曼

韦伯是如何成为经典作家的?

从韦伯的《作为职业的学术》演讲谈起

奥本海默的沉默

德国科学的幸与不幸

一位坦率、固执的中欧绅士的回忆

观念史、教辅与科普作品

我为我自己写作

科学、技术的分分合合

奇特的个性独到的观点

利玛窦、罗素与中国迷思的演进

德国的科学院

科学中的人生

模糊了色彩的肖像

李约瑟文本的当下意义

科学中的宿怨与深仇

文化，站在科学的背后

科学史不是“无用的”学问

蒙娜丽莎背后的解剖学

知定静安虑而后能得

宏大叙事的生命力

谁来取消巴尔的摩的诺贝尔奖资格?

德国的“戈尔德哈根辩论”

德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目录

爱因斯坦及其他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

爱因斯坦、物理学和人生

放肆无礼万岁!

爱因斯坦的第三乐园

2050年爱因斯坦还会是物理学的英雄吗?

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爱因斯坦的启示

爱因斯坦与德国

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真”伟人还是“伪”伟人?

附：伟人还是“伪”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与柏林

爱因斯坦的传与奇

也谈爱因斯坦和玻尔之争

历史语境中的爱因斯坦

非凡的洞察力是如何产生的?

青年爱因斯坦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走下“神坛”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女性与其他激情

平民视野下的爱因斯坦

舐犊情深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简介

爱因斯坦的恩怨史

“爱因斯坦年”留给了我们什么?

后记

海森伯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他帮助创立了量子力学，尤其是提出了测不准原理，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学的面貌。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海森伯无可非议，然而，海森伯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主要是指他与纳粹之间的关系。

1933年1月，海森伯已经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正教授。同年春天，当德国纳粹分子清洗公务员队伍时，海森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非雅利安人”离去。这些人曾是他的同事、老师和学生。起初，海森伯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错误地判断了纳粹分子的意图，甚至还企图帮助像玻恩这样的犹太裔科学家留在德国。直到真正意识到“犹太人必须离开”这一残酷现实时，海森伯开始追随他的年长的同事普朗克的领导，物色一些满足纳粹当局血统和政治要求，同时又是十分优秀的科学家，以填补空缺的职位。一方面，普朗克和海森伯极力避免斯塔克和“德意志物理学”的其他鼓吹者染指这些职位，另一方面，他们也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样一条血统规则：在德国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大学任教，在研究机构任职。

即使几乎所有的犹太裔科学家被驱逐出德国之后，斯塔克和其他“德意志物理学”鼓吹者仍旧抨击那些他们(随意)称之为的所谓“犹太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海森伯首先是在1936年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Volkischer Beobachter。)报上被间接地批评，继而在1937年的党卫军的《黑色军团》周刊上被指名道姓地称之为“白色犹太人”、“骨子里的犹太人’以及“物理学中的奥西厄茨基”，等等。

海森伯开始为公开恢复荣誉而战。最终的胜利多少与著名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家普兰特尔(Ludwig Prandtl)的帮助有关。普兰特尔的言论引起了德国实业家、纳粹党重要头目戈林以及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注意。普兰特尔是这样劝说希姆莱的，应该在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科学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区分。现代物理学对德国国家利益来说很重要，而海森伯能培养德国工业所需的新一代科学家。希姆莱让党卫军成为海森伯的背后支持者，停止了在政治上对海森伯的攻击。同时希姆莱清楚地告诫海森伯，在他的演讲、谈话和出版物中，他必须让他的受众区分出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科学这两个概念。1943年，海森伯得到机会在内部期刊《德意志物理学》上发表他对现代物理学的观点：雅利安人对发现相对论也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归根到底，重要的不是问题是谁发现的，而是这个发现是否正确。

弗赖恩(Michael Frayn)的剧作《哥本哈根》(Copenhagen)，重新引起人们对1941年9月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关注。实际上，这不过是海森伯在第三帝国时期许多次的国外演讲旅行之一。他在瑞士、荷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也作过演讲。海森伯因此成为了德国、德国科学和纳粹主义(不管他是否喜欢，或是否承认)的“亲善大使”。这位物理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类宣传活动，这应该是“德意志文化学会”——海森伯常常在这类机构发表演讲——一于专员们的职责。海森伯更多地情况下是做适于一般大众的通俗科学演讲和在外国物理学家面前讲自己的研究。德国官方需要海森伯，因为他可以吸引当地一般民众和科学家对德意志文化学会的注意，促使文化合作，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也不能排除，海森伯出访国外的部分原因是想帮助外国同行。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同行对此也表达出感激之情。然而，海森伯口头上一再表达出的对德国的战争行为和德国本身的支持(不是对纳粹党政策的支持)，却使他的同行们疏远他。1941年，当德国看上去似乎要赢得战争时，海森伯对玻尔研究所的丹麦同行表示：“战争是生物学的必要。”1943年，他又向一个荷兰同事表示，现在该是“要么选择德国，要么选择俄国”的时候了，显然选择的余地不大。

海森伯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引起争议的地方在于他参与了“铀计划”。起初，海森伯只是被征用来研究核裂变的基础理论和潜在应用。但是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论证了纯铀235是一种可能的核爆炸材料，而且在反应堆中链式反应可以得到控制。几个月后，海森伯的年轻同事卡尔·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yon Weizsacker。)则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研究成果。

德国溃败后，海森伯等人被拘留在英国“农庄”(Farm Hall)。在得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海森伯的第一反应是给出了一个不准确的原子弹的临界质量，几天之后，得到了一个好得多的结果。海森伯在“农庄”的失误原因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清楚的：早在战争期间，他就已经知道纯铀235和钚可以用来制造核炸药。事实上，早在1942年2月，海森伯已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向德国工业界、纳粹党和军方清楚地指明了这点。我们也从一份临时的德国军需报告中得知，当年德国铀计划所估算的临界质量约10公斤到100公斤，与同期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所使用的值相当。也许最重要的是海森伯向他的受众传达了两个信息：拥有“不可思议”效果的核武器是可能被造出来的，但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P27-29

1919年6月28日下午，巴黎和会在凡尔赛镜宫正式签约，担任主席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请日尔曼代表首先签字，德方席间忽发大声，连呼“德意志!德意志!”绰号“老虎”的克里蒙梭遂改口称“德意志”，签字仪式始得进行。

数周之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写道：“德国为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做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的‘高’。”在同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高兴和沉痛》的短评中，毛泽东又写道：“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保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在钦佩青年毛泽东的政治嗅觉和预见能力的同时，有两个疑问萦绕在我心头：第一，是什么因素使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湖湘子弟对战败的德国充满敬畏并寄予同情?第二，是什么力量使近代德国能在短期内一再释发出惊人的力量，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了法国。1945年，第三帝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曾有数次机会充当欧洲的霸主进而雄踞世界。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像现在的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物质层面上，人们惊叹德国的变化速度。它从无到有，从野蛮落后到先进发达，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几十年里就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国度；20世纪中叶以降，德国又从战后的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再到凤凰涅槃般地重新崛起，一直到20世纪末再次统一，并在现代理性光辉的引领下重温繁荣的统一的欧洲之梦。

在精神层面上，人们同样惊叹它的丰富。这是一个出现了歌德、席勒、海涅、贝多芬、丢勒、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国度，一个永远拥有莱布尼茨、康德、洪堡兄弟、亥姆霍茨、科赫、普朗克和冯·劳厄光环的故土；当然，对人类思想产生影响的德国人，远远不止这些。

同样让世人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居然出现了希特勒、党卫军、反犹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死亡医生”和反对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的“雅利安科学”。

如何把这些看来不相称的图像拼合起来?这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项困难任务。我自己就看到过一些过于简单的图画，例如将战争与反人类的罪行归咎于德国文化“基因”的原“恶”，就此反犹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马丁·路德与费希特，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指责莎士比亚呢?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二分法，例如认为有两个德国存在：一个是康德和歌德的德国，另一个是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德国，两者之间毫无干系——第三帝国只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段短暂迷航，它与威廉皇帝和俾斯麦的政策毫无血脉联系；而德国文化又有自我净化的功能，一旦翦除强人，就能迅速摆脱暴政走上和平繁荣发展道路。谬论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历史和对历史的解释远非那么简单。如果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争论的双方或多方永远不可能有赢家，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德国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德国自身的问题，至少应该是欧洲问题，甚至世界问题。记得某位历史学家曾说过，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摆脱下面的怪圈：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不管有多大的文字游戏成分在里头，一个因果性的历史观已经被包孕在这种说法之中：神圣同盟兵临巴黎，拿破仑蹂躏德意志，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及至凡尔赛和约又以加倍的贪婪索取，魏玛共和国的畸形繁华与危机四伏，纳粹崛起，以及贡比涅森林中的两次签字……真是环环相扣，一报还一报。但是且慢，奉劝诸位勿将上面的事件串看做一个简单的历史链条；在当代史家的眼中，历史演进的线性模式早已过时，综合的、立体的、多方位的调查与分析将取而代之。

对德国科学史的研究亦然。在这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德国科学与文化的关系。诚然，德国科学的兴起，离不开其植根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德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制度。特别是，它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相联系，又与一大群充满创新精神和使命感的学者、实业家、政治家的努力密切相关。从首创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到“阿尔特霍夫体系”(Althoff System)的形成，从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到各类应用技术学院(Fachhochschule)与职业学校(Berufsa：kademie)的出现，从专门设立满足实际需要的独立研究机构，到学界与实业界完美结合的学术资助体系，从威廉皇帝学会以及各类帝国研究机构的成立，一直到“大科学研究”(Gross forschung)模式的建立，在这一系列体制创新的背后，每前进一步，都可以看到一大批充满朝气的学者的身影。

现今学界已经公认，德国和德国科学的兴衰，远非德国学者自己关心的议题，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科学与文化如火山爆发一般地进发出巨大的能量。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它们还会发挥持续的影响。其间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以来，中国与德国就有了多方面的接触。走笔至此我立刻想到，事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正朔的《时宪历》，系由德国人汤若望呈具给满清统治者的。甲午中日一战，同“高升”号运兵船一道溺入水中的，就有德国的退役军官汉纳根大尉。在此之前，以“俾斯麦使团”为名的德国顾问团已在中国各地训练新式军队，而状元出身的清廷驻德大使洪钧更是克虏伯老板家中的常客。国共内战期间，双方队伍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影子，特别是蒋介石的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教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浮士德”、“少年维特”几乎为每一个当时的新潮青年所熟悉，“马丁炉”、“阴丹士林”这些高技术含量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和报纸上。当然，要说对中国最有影响的还应属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德国学者发展出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居然在遥远的东方得到实践，这是人类文明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将当代中国与历史上的德国进行比较肯定不合时宜，但是细心观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历史承负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地方。试举以下数点与读者共鉴：1．都具有悠久的历史；2．都拥有优秀的文化；3．都曾是地区内的“中央大国”；4．都富文化多样性和维护统一国家的意志；5．都曾经被人视为“野蛮”和“落后”；6．都面临一个持续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挑战和危机；7．身边都有潜在的强敌或公开的竞争对手；8．都有过狂热的反文化反理性的群众运动；9．都具有不同于英美式的政治制度或政府运作机制——换一种说法，在官方奉行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政治规范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或隐蔽的差异。

当然，差异也许更多。毕竟，中国和德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诡异变幻的世界大局，更不是单纯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可以驾驭的。以上那些“相似性”，或许只是史家不着实际的联想，或许真的能为我们思考现代化的途径提供一点经验或借鉴，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方在庆博士主编的这本论文集，就试图在后一方向上做些尝试。其中的个别文字或许还有推敲的余地，全书或许还不够系统，但绝大多数文章都有趣而耐读，贯穿这一文集的主旨也是明确的。方博士虽然还算年轻，却有在德、奥等地多年羁留的经验，游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余，一向留意彼方文化和风土人情。进入科学院工作之后，兢兢业业，克绍其裘，本编只是他履行“百人计划”的一小部分成果。如能持之以恒，定能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出色的成绩来。相信诸位读者同我一样，能够从这本文集获益并愿意看到方博士更多的成果。

每到写后记时，总是充满感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死者和生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答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四年多前，我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员。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感谢刘钝所长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厚爱与提携，感谢郝刘祥、袁江洋、王扬宗、孙小淳等同事的大力帮助，感谢廖育群、张柏春、汪前进等领导的宽容，我能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但我早就下定决心，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争取能对关心和爱护我的人有所回报。

感谢的人和机构还有很多。首先是出席2004年首届“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代表。如果没有这次研讨会，也就不可能有这本论文集。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非常关心两年前的这次会议。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拨专款资助这次会议。这与国际合作局的郭华东局长、葛明义副局长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汪前进研究员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科协程东红书记也想方设法从预算外找出部分资金支持这次研讨会。所有这些，为顺利召开会议奠定了基础。会议从筹备到顺利召开，经过了约半年的时间，其间，文亚、刘巍、罗兴波等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陈明晖为本书做了一些前期的编辑工作。徐国强为会议专门设计了会徽。付革也出了不少力。北京外国语大学钱敏汝教授的两位高足李晶、李彬为大会担任了相当出色的翻译工作，这是需要在此特别指出的。

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二、第三部分中有我的不少短文，同时也包含了其他作者的文章。为本书提供论文的作者和译者有：比尔克(Thomas Bfihrke)、曹南燕、曹天予、崔家岭、戴念祖、范岱年、格里宾(John R．Gribbin)、郝刘祥、霍尔顿(Gerald Holton)、景德祥、李斌、李晋悦、李醒民、刘钝、刘晓、梅耶(Christian Mayer)、施塔契尔(John Stachel)、苏俊斌、孙承晟、王浩强、王秋涛、王跃、翁帆、徐国强、杨振宁、游战洪、袁江洋、袁钧和袁向东等。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文集不可能这么精彩。

从今年3月开始，刘钝所长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任海外研究员一年。他一直关心着这本文集，建议我增补一些文章，尤其是由《科学文化评论》上与德国和爱因斯坦有关的文章。正是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体。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花了数天时间为本书写了前言。他的饱含激情，深具哲理，充满忧患的前言，一定会成为本书的亮点；他对我的鼓励，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其实，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居他人之功的自责和愧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本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著作呈现在所有关心我的人面前。即使如此，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将是支撑我前行的精神力量。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书澜主任、许迎辉和魏冬峰编辑。正是她们的敬业精神，在我们的愉快合作中给予了我巨大的勇气将这本论文集呈现给大家。有她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会越办越好。

由于学疏才浅，书中或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方在庆

2006年5月18日

在1905年至1924年之间，爱因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广义相对论。作为科学革命，广义相对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设想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而且它是一个人独自孕育并完成的，这一切让我想起《旧约》里的创世篇(不知爱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这个比较)。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他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北京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济北一陆开群讲座教授)

现今学界已经公认，德国和德国科学的兴衰，远非德国学者自己关心的议题，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科学与文化如火山爆发一般地进发出巨大的能量。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它们还会发挥持续的影响。其间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

我们今天纪念爱因斯坦，除了纪念他的伟大的、天才般的科学洞见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是纪念他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的精神。他直言不讳抨击时政，这与他那些胆颤心惊、小心翼翼地尽量不与政治沾边的同事的谨慎(或懦弱)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公义的关注，或许在潜意识里与犹太人对平等的渴望连在一起；他对世界和平的大声疾呼，是对德国知识阶层里麻木不仁的、愚忠的“爱国主义”的大力鞭喝。无论对人对事，在他看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永远的权威。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任何其他的、具体的和抽象的权威在他看来都是可笑的。这与当时德国社会里普遍弥散的非理性情绪有如云泥之别。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