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作品集中的一本。“八大胡同”是老字号城遗留下来的一个地理名词，也曾是烟花柳叶巷的代名词。旧时那里是被侮辱的妇女含泪卖笑的地方，是官僚政客、公子王孙的销金窟。本部小说就是以八大胡同为舞台，再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一幕幕最荒唐的闹剧，揭开了掌国总统欲称皇翻云覆雨，八十三天帝统梦终付南柯的丑剧。

清末民国初年，老北京传统观念中的“八大胡同”的意义得以颠覆和改变。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孙中山革命成果，八十三天总统梦却付之南柯，大限亦至，谁能继续未完的春秋大梦……

八大胡同内，上演着一幕幕权钱相争、官宦勾结的闹剧，权臣不务政事，荒淫无度，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在民主整体的框架里破坏民主政体，为续春秋一梦，不惜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斗富的手段。

八大胡同，因其内部闹剧的活色生香，权贵显赫争名夺势的黑幕而声名远扬……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附：玉垒浮云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主客四人在“便宜坊”吃完了一只烤鸭子，酒足饭饱，余兴盎然，心里都在转着同样的念头，但没有人开口。

三个客人都是“灾官”，薪水欠了四个月。只有做主人的吴少霖，虽跟客人一样是个科员，但在众议院这个“衙门”，经费充足，不但不欠薪，而且额外加班，常有津贴；这天就是吴少霖奉派到天津去请几位议员回京，出差旅费连津贴，弄了有一百多元的好处，所以打电话约这三个好朋友来“叙一叙”。已经叨扰了一顿，不好意思再让他花“盘子钱”了。

吴少霖心想，这样子“不欢而散”，有违联谊的初意，反正是“外快”，不如痛痛快快的花一花，也是一乐。

于是，霍地站起身来，“走吧！”他说：“逛胡同去！”

唤了跑堂来结账，一共三块八毛，吴少霖给了四张盐业银行簇新的一元钞票，挥挥手示意，不用找了。

“谢谢您哪，吴三爷！”跑堂单腿着地“打”了个“扦”，起身向外猛喝一声：“外赏！”

语音未落，里里外外同声答应：“谢——”

“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这一声儿了！”在教育部当科员的杨仲海笑着说，不过笑得有点凄凉。

同是作客的单震与刘一鹤，亦有同感；一个在陆军部，一个在司法部，都是穷衙门，一夏天没有上过馆子，所以听不到这一呼百诺的一声“谢”。

吴少霖当然很得意。肃客前行，自己跟在后面，故意将距离拉长一点；一路行去，穿蓝布大褂，肩上搭一块手巾的跑堂，无不站住脚，哈着腰，含笑招呼：“慢走！”

洋车在观音寺街东口停下来，往西南走，就是“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又称“八埠”。是哪八条胡同？说法不一；但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王广福斜街，是一定有的——清朝禁官吏宿娼，不禁狎优；因而梨园兴起，男色大行，文人笔下，称之为“明僮”；一般叫他们“像姑”，意思是“像个姑娘”；有的像姑不爱听这两个字，于是用谐音称之为“相公”；至于市井中人，就毫不客气地直呼为“兔子”了。

像姑的寓所，名为“下处”，集中之地便是“八大胡同”，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每家门前都有块小金字招牌，上书堂名，“春福堂”、“盛安堂”等等，或者再加姓氏于堂名之下。大门里面，悬一盏明角大灯笼，这是有别于妓院的一个标志。

到了“老佛爷”掌权，不大讲究基层“纲纪”，大小官员，只要不造反，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逛窑子的风气渐渐流行。同时有些洁身自好的伶人，尤其是旦角以外的各行，觉得“出条子”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最委屈的是，见了窑姐儿得请安，叫“姑娘”或者“姑姑”，倘或礼数有亏，有那凶悍的窑姐儿，一声：“兔儿崽子！见了姑娘大剌剌地，你要造反呐！”这张脸往哪里摆。所以摆脱副业，力争上游；八大胡同渐渐不兴“老斗”——小旦的恩客——这个名称了。

代“下处”而起的是，作为窑子别称的“小班”。歌妓本来集中在内城口袋底砖塔胡同一带；庚子之乱，天翻地覆，野鹜流莺，劫后重来，看到八大胡同好些精致的下处，“兔去堂空”，正好作为小班。类聚过多，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级，顶顶上等的只有两家，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卖嘴不卖身”；其次才是小班；再次是茶室；末等称为下处。到得清末民初，八大胡同又是一番沧桑了。两家清吟小班，摘牌歇业，小班跃为头等，茶室与下处，水涨船高也升了级。不过最大的变迁，还是南朝金粉压倒了北地胭脂。本来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这四条最大的胡同，是“本帮”与“旗帮”的天下，“苏帮”、“扬帮”以及其他各省总称的“外，江帮”，只能局处在李铁拐斜街等地的曲径小巷；只以姑苏女儿，肤柔如水，声美于莺，加以应酬功夫高人一等；起居饮食，样样精致，北帮相形见绌，以致南风西竞，北妓东撤，韩家潭、陕西巷、百顺胡同逐渐沦失，如今连石头胡同也怕保守不住了。

四个人一路逛到石头胡同北口，吴少霖站住脚说：“不是我小气合不得花钱，小班都出条子到甘石桥、长安饭店那些地方去了。不如二等倒还有人可挑。而且，”他又看着刘一鹤笑道：“一鹤兄宝眷不在京里，孤阳独亢；如果想作一飞冲天之计，也比小班干脆得多。”

“罢了，罢了！”刘一鹤自嘲地笑着，“穷气未退，岂能色星高照？”

“有我！”吴少霖拍拍他的肩，又问：“如何？”

“反正走马看花，无所谓。”

杨仲海对“逛胡同”也很内行，接着单震的话说：“逛二等就该往南走，由石头胡同转到王广福斜街，那里有几家不错。”

于是吴少霖带头，折往石头胡同；一眼望去，昏黄的灯晕加上小吃摊子揭锅盖冒出来的热汽，一片雾濛濛中，幢幢人影，随处流连，四个人不由得都把脚步放慢了。

到达一家叫做兰柱堂的门口，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名副其实的吼；发音是个“候”字，通知楼上楼下，前后各屋中待客的姑娘，有机会被挑中。

原来茶室的规矩，生客上门，先引入堂屋，然后，指名地点，没有客人的姑娘，便须赴选，一个个搔首弄姿地在客人面前走过，茶壶便在旁边报明花名。挑中何人，指出名字，便让到这个姑娘的屋子里去“打茶园”；倘或全不当意，不妨扬长而去，不费分文。

吴少霖选中的姑娘叫翠玉。于是客人都让到翠玉屋子里，卸了马褂坐定，老妈子献茶，翠玉一一应酬，最后到了主人面前，吴少霖拉着她的手说：“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

“我也觉得在哪儿见过二爷。”翠玉问道：“二爷招呼过小阿凤？”

吴少霖吓了一跳！听她的口气跟小阿凤是手帕交，来头可是不小。但怕是别有其人，便即问说：“你是说，嫁王总长的小阿凤？”

“哪还有第二个小阿凤？”

果然不错！吴少霖不由得将她重新打量了一番，看不出她跟小阿凤真的是同等人物，还是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第一次见小阿凤，她已经是王总长的如夫人了。”他接着便问：“你们是一起在顾太太那里的姐妹？”

“顾太太不就是王逸塘的继配吗？”刘一鹤插嘴问说。

问题都集中在翠玉身上；而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也还有杨仲海和单震。因为他们曾从报上看过一则不承认继母的启事；而刊登这则启事的人，正是“安福系”首脑之一，别号逸塘的王揖唐的子女。

于是在众目所视之下的翠玉，娓娓谈起往事——当然王揖唐与安福系的一切，她是不会知道的。

王揖唐是安徽合肥人，两榜进士出身，又到日本留学，先是习武，只为受不了“三操两讲堂”之苦，改学法政；回国以后，由于“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段祺瑞是小同乡，便在段祺瑞那里做了一名“执事官”。

民国诞生，政党林立，王揖唐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名利双收的捷径，就是收买议员，包办选举，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一直有他在议会兴风作浪。……P2-4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入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幺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韩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