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光门楣，大业无成终身憾。本书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作品集中的一本。在晚清政坛上，“两代帝师”翁同和是一身牵动全局的关键人物，硕德清望，士林所宗。甲午之后，继以戊戍政变，翁同和居于枢纽地位，而以志大才疏，且不免意气，致为李鸿章、刚毅、荣禄等人排陷闲废。临终口占“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何以致此，本部历史小说高阳先生就将为我们做出详尽的解答与深刻的分析。

两朝帝师翁同和，自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年幼时便予以悉心教导，于宫中度过大半生时光。

晚清，翁同和参与倡导维新变法。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翁同和忠贞爱国，忧国忧民，摒弃奢华，毕生活跃于晚清朝政活动的舞台之上，后因劝说光绪帝采用变法，遭慈禧太后的忌恨，穷尽智慧却被“开缺回籍”，逐出政治舞台，最后终老而死……

杨乃武、小白菜何以平冤昭雪，两朝帝师又何以大业无成，曲折的变法经历，悲凉壮阔的人生历程，两朝帝师的光辉门楣何以落的如此凄凉……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1 天子门生

 02 门生天子

 03 朴园路线

 04 再为帝师

 05 依违南北之间

 06 朝局的大翻覆

 07 常熟门下

 08 渤海换了昆明湖

 09 “盍簪喧枥马”

 10 主战复迫战

 11 黄海？师

 12 求和终得和

 13 回纥马与督亢图

 14 穷极思变

 15 “独坐看雨”

 16 戊戌政变

 17 山中岁月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由拔贡而状元

离骚：“准庚寅吾以降。”苏州府的唐寅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因取此语，刻为闲章；同府同一年生的还有文征明。后三百六十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庚寅，苏州府又降生了两位犹如唐寅与文征明齐名的士林魁首，一个是潘祖荫，一个是翁同和。

翁同和籍隶苏州府治以北九十里的常熟。翁家在常熟是大族，但先世除了康熙十五年丙辰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翁叔元以外，没有出过什么烜赫的人物，直到道光后，方始兴旺。

翁家之盛，始于翁心存。心存之父名咸封，官至海州学正，生两子，次子心存字二铭，号邃庵，生于乾隆五十六年，道光二年三十二岁，成进士，人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常例教习三年，复经考试，以等第高下，分别任用，称为“散馆”，名列前茅者，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称为“留馆”，其次用为部员，再次用为知县。庶吉士散馆时，绝大多数希望留馆；翁心存不但留馆，而且散馆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因为宣宗即位，例开恩科，道光元年辛巳恩科乡试I则二年壬午恩科会试。子午卯酉之年正科乡试，辰戌丑未之年正科会试；道光三年癸未舂闱，“胨常馆”无法容纳两科的庶吉士，所以翁心存得以提前散馆。

翁心存的宦途非常顺利，一年散馆，又一年“开坊”，擢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又一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广东学政，时为道光五年。

学政俗称“学台”，例得专折奏事，与督抚平礼相见。三年差满回京，奉旨在上书房行走，为惠郡王的业师。惠郡王名绵愉，宣宗胞弟，行五；咸丰年间为亲贵首脑，内廷外朝皆尊称之为“老五太爷”。翁心存晚年蹉跌而能复起，未始非由于有此一重渊源。

翁同和即生于其父当上书房翰林时。翁心存共生四子，长子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二十年庶吉士，跟他父亲一样，也是一年散馆，授职编修；其时早翁同书一科的曾国藩，因是三甲出身，在当检讨。后来李鸿章尊称科名、功名皆是晚辈的翁同和为“丈”，即由曾国藩与翁同书的关系而来，老师的同寅为长辈，则此长辈之弟亦为长辈；李鸿章所以如此谦下，作用是要突出他继承曾国藩的形象。

翁心存的次子名音保，早殇；三子名同爵，出嗣堂叔；幼子即翁同和，字叔平，号瓶生，亦号瓶庐，晚年自署松禅。他的祖父是学官，父亲又是上书房的师傅，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书自然读得极好。十三岁时作试帖诗，题目是“元夕张宴夺昆仑关”，咏狄青的故事，有“第一回圆月，奇功第一人”之句，传诵一时。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翁同和二十岁，成为拔贡——出类拔萃的生员(秀才)，称为拔贡，定制逢酉年由学政在“科考”后选拔，共试两场，即日交卷，第一场试四书文两篇，经文一篇；第二场试论一篇，策一道，判一条，五言八韵诗一首。较之乡会试仅试四书文、五经文及试帖诗，更为繁重；而且除文字以外，兼重书法，此又与殿试无异。

因此，在昔科举时代，常以“名贵”二字来形容拔贡。又有人说，拔贡之名贵，是因为三年出一个状元，十二年才出一个拔贡。此虽为戏言，但有不通的翰林，而拔贡则必是真才实学，这是毫无例外的事实。

定制：拔贡为正途出身。进京复试考列一、二等者，以七品小京官或知县任用。但翰林院毕竟是储才之地，所以除非年龄太长，急于出仕，否则仍会赴秋闱。翁同和趁进京复试之便，参加北闱乡试，轻而易举地成了举人。

这一科顺天乡试的考官是工部尚书王广荫、户部尚书孙瑞珍、工部右侍郎宗室灵桂。孙瑞珍之子孙毓汶、灵桂的女婿荣禄，后来与翁同和的关系极其密切，却都交谊不终。先谈孙毓汶与翁同和同榜的故事。

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咸丰年间，为北方士族第一家。他的祖父玉庭官至体仁阁大学士t玉庭有一孙毓淮，是毓汶的堂兄，道光二十四的状元。咸丰六年丙辰，翁同和、孙毓汶会试中式后，孙家希望孙毓汶夺魁，造成兄弟状元的佳话，因而有一段关于孙瑞珍计陷翁同和的轶闻。

据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笔记》中说：“殿试前夕，赴试贡士，住家离殿廷稍远的，每多借宿朝门附近亲友家，以便第二天清早进入隆家门。那时孙家第宅是在皇城附近，翁家比较远些。当晚，孙家以通家之谊，延翁同和到家里夜饭，孙瑞珍以父执世谊，殷勤款待，频频劝酒，絮絮畅谈，宾主非常欢洽。席散之后，孙尚书又邀翁同和到他书斋里，把殿试一切规例，不厌其详地一一指点，直到深夜，翁同和已有倦意，加以不胜酒力，两眼微涩，孙尚书始促其就寝。毓汶早于散席之前就寝了。”

可想而知的，到得第二天金殿对策，翁同和的精神决不如孙毓汶；但翁同和毕竟还是夺魁了。据高拜石记，正当翁同和精力不济时，“猛记起他父亲给他的老山人参两枝，藏在卷袋里，因找了出来，折下半枝，含入口中略加咀嚼，果觉津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直书，一气到底，如时缴卷。”

这段故事的真伪，以及人参是否有那样的功效，都是疑问，但翁同和的日记中，从未提过孙瑞珍，则是事实。

金殿胪唱后，翁同和以一甲第一名授职修撰；孙毓汶以第二名授职编修。这一榜后来成显宦者，还有浙江归安沈秉成、宗室延煦、湖南茶陵谭钟麟、浙江仁和夏同善、宗室霍穆欢、陕西长安薛允升、镶黄旗满洲乌拉喜崇阿等。P1-3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入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幺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韩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