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回忆录。它记录了作者从小跟随父母离开江南的家乡，走过许多地方，最后来到延边大学工作一辈子所经历的70年的生活。尽管作者一生坎坷，但却也不乏丰富多采。

逃难

父亲、母亲和吴妈

白鹤林

教会学校的生活

终身受益的南开教育

难忘的1949年

我开始成熟起来

上大学，交好运

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

生活在莫斯科

认识老郑，结缘延边

延边大学的“老汉族”

我教的第一批大学生

探亲

住地炕房的日子

莫须有罪名

“疏散”到红石公社

改行

生活在斯德哥尔摩

走马观花游伦敦

回国途径东京

建设英语专业

英语系初期的外籍教师

恢复俄语专业

访问老郑的故乡

灾难的1999年

和老郑相伴的最后日子

独居空巢

老同学相聚

江南行

后记

附录1

附录2

厂里的家属住宅区所在地茅溪是个穷山沟，那里原来只有一家姓王的地主和一些种水稻的农民。自从工厂在那里建立部分厂房和家属住宅后，这个地区也发展起来了。江边每天都有轮渡按时接送职工到南岸的大佛寺厂里上下班。听说厂里人给父亲起了个“标准钟”的外号，夸父亲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包括遵守时间。从我们家到江边步行要走20多分钟，父亲每天早饭后都准时出发去上班，到达码头就是开船时间。轮渡的大副不用看表，只要大声问一句“王涌培来了没有?”人们说“来了”，他就马上鸣笛开船。父亲对自己担负的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从来没有过失误，因而受到上下级的称赞，同事们也都很尊敬和喜欢他。他的严谨工作作风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我们长大后，个个都以认真负责、事业心强和顾全大局而受到周围群众的好评。我的丈夫老郑接触过我们一家人后说：“你们兄弟姐妹都像你们的嗲嗲(我们从小一直叫父母亲“嗲嗲、姆妈”)，对什么事都那么严谨和负责任。”

父亲有一个小药箱，逃难时和在桂林、重庆时，他一直带着它，我们得了小病，他就会从这个药箱里拿出体温计来，给我们量体温，拿药给我们服用。有谁身上哪里弄伤了，他会打开小药箱，给我们搽碘酒和红药水。家里人生小病，一般不去找医生，父亲能给我们治好。他还有一个从上海带来的老式照相机。在茅溪那个山沟里给我们照了不少相，当时冲洗出来的都是一寸、二寸的黑白小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张小时候的照片，都是他照的。父亲的这两件东西从来不许别人动，由他亲自使用。在这样的小事上，他也极其认真，那个照相机多年来一直保存得非常完好。P9

我的老伴郑判龙是朝鲜族人，一生在延边大学工作，是一个较有成就的学者，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一直结合教学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他60岁开始写随笔、散文等，在10年中写了大量作品，受到朝鲜族读者的好评。他的回忆录《风雨五十载》记述了他6岁时随父母从出生地韩国的光州逃难来到中国的东北，五十多年后重返故乡探望亲朋的经历。不过他只写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故事。后来他在90年代末又开始写《我和我的妻子》，作为《风雨五十载》的续篇，可惜因患了绝症，只完成了大部分，而没有写完这本回忆录。我在他去世后为他续写完了这本书，出版后受到老郑的许多作家朋友的好评。他们鼓励我写写自己，我努力了近三年，写完了自己的这本回忆录。我在书里写了我从小跟着父母离开江南的家乡，走过许多地方，最后来到延边大学工作一辈子所经历的70年的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和老郑一起度过的。’我把它看做是他的《风雨五十载》的姊妹篇，所以取书名为《从南到北七十载》。我一辈子是平凡岗位上的教师，这本回忆录为我的亲人和熟悉我的朋友以及想了解我的人而写。

王瑜

2005年6月

2004年10月7日，老郑去世三周年时，经学校同意，金柄珉等老郑教过的博士以及延边和东北三省的文艺界朝鲜族朋友为他建了一个“郑判龙文学碑”，立在延边大学校园北坡的松树林里，留下了对他的纪念物。在这些学生和朋友的努力下，“郑判龙基金会”的基金也增加到了30多万元，仍维持着每年发放特困学生助学金。老郑受到学生和社会文艺界人士的尊敬，有了这样完满的归宿，可以安息了。

我现在仍然在义务地教一些愿意学习英语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我在州老年大学教的第一期英语专业的学员学习两年结业后，不再应聘到老年大学教课。这个班里的十几位老年人要求我继续教他们，我就在外语学院借了一间教室，每周末继续帮助他们学习。校妇女中心的那个业余英语班中大多数人因读研究生或出国等原因，离开了这个班。但是有三五个女教师坚持跟着我业余学习3年多了。这两个班的学员上完课后，常常约我到快餐店去吃午饭，为的是和我多说话，同时解除我一个人做饭吃饭的没有意思。每当这时，我总是感到非常快乐，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友好的感情。

我已担任外语学院教学督导工作4年了，去年年末还受到校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表彰和奖励。另外，我正在指导的俄语硕士研究生还有一年多才毕业，朝鲜一韩国学研究中心和一些单位以及一些年轻教师时常要我为他们看论文稿子。我对帮助他们学会写论文或提高论文质量的工作很有兴趣，因为可以有针对性地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我由于在这些工作中常和英语、俄语、朝文等专业的在职年轻教师以及外语学院教务处等工作人员打交道，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和尊敬，觉得很幸福。现在我已经71岁，但我的思维还清晰，只要这类事情需要我做，我会尽自己的力去做，所以我目前生活得很充实。

我的儿子女儿已不再坚持劝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起生活，他们尊重我选择的生活，有条件时带孩子回来看我，并且为我在电脑上安装了可视电话，我常和他们通话。我也尊重孩子们的生活，相信他们会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好，会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才。我觉得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好，使双方都能按自己的意愿自在地生活。我在这里有喜欢老郑和喜欢我的朋友的关爱，有老郑和我多年营造起来并且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圈子，我还有机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和周围的人们仍然生活得很融洽，还有一些想念和感激老郑的朋友把对他的关爱倾注到我身上，所以我生活得很舒心。

老郑培育了18年的那盆扶桑花还在陪伴着我。它虽然已经老了，中间的老枝有的已经枯死了，但旁边的新枝长得很好。我为它换了土，上了肥料，它又开花了，虽然没有以前开得多，但我看到它开花心里很高兴，因为老郑把它作为我的象征而一直培育过它。我家窗外阳台上方的燕子窝还在那里。1995年，我们发现在阳台上方的角落里有个燕子窝。1997年夏天，小虹要带两个孩子回来看望我们。由于外孙康康才一岁多，我家的几个房间的门槛都有点高，怕他不大会走路，爬来爬去也不方便，就找人来装修房子。装修的人在阳台上放一些木杆时，把燕子窝捅掉了，我和老郑看不到燕子飞来，感到很遗憾。但是1999年它们又回来，在中部搭起了一个新的窝，以后它们每年春天回来时，都修理一下，现在那个窝变得大多了。老郑的书桌就在阳台的窗前，他病重以后坐在桌前写作，看见小燕子飞出飞进，总是好高兴。现在又是春天了，前不久两只小燕子飞来了。看着它们飞进飞出那个小窝，听着他们叽、叽、叽的叫声，我总觉得老郑还坐在桌前笑眯眯地看着它们。

王瑜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