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衙门——公门里的日常世界与隐秘生活》，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衙门的书，具体而言，又是专门介绍了州县衙门。

　　天下衙门史，其实就是一部官欺民、官害民的赤裸裸的历史，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狭路相逢利字当先的世相人心之一种写照。全书娓娓道来，生动处可当小说阅读，细致时又如最严格的制度学、考古学，难怪它能得到在历史研究中常发人之所未发的学者王学泰的青眼有加，认为是白话文以来研究古代衙门的最优秀之作。

古人云，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衙门不仅是天下之兴衰的风向标，也是古代整个官场世界的全景缩影，日常与隐秘、堂皇与肮脏，在这里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基层政府的百科全书式读本，全书以家常白话娓娓道来，细数两千年来州县衙门之“怪现状”、“潜规则”：

京官摆不得、地方小官却摆得的大排场；“典史要钱，御史不要钱”、“太太爱钱，老爷不爱钱”的微妙；为官不得罪于巨室、“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滑如油”的利害博弈；定户等、派徭役，贼开花、官司钱，无处不有的盘剥百姓大法；陋规常例、赈灾财、募捐款，各色吃皇粮人等的诸般好处；以及八字墙上的“圣谕”宣讲和花边新闻，节日舞会、工作餐、机关宿舍里河东狮吼之声相闻的生活细节，以身材相貌来“大挑”州县官员的奇特面试法，戒石坊、养廉银乃至将贪官剥皮制成标本等用心良苦的廉政建设。

这同时也是一部有关世相人心的书，衙门虽小，世间事已多在其中!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 

一 奇文共赏八字墙

二 衙前自古好景观

三 鼓楼·戒石·皮场庙

四 五脏俱全麻雀小

五 机关大院趣闻多

六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七 “我爱外官有排衙”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 

一 “亲民之官”县太爷

二 二尹三衙四老典

三 酸甜苦辣吃皇粮

四 “生老病死”鸡毛官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 

一 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

二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

三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

四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一 苍王信徒萧王子孙

二 “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猾如油” 

三 富、贵、威、武、贫、贱

四 当官不如为娼(仓)，为娼不如从良(粮) 

五 狐群狗党《衙虎谣》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 

一 “闷讲长随行藏” 

二 闲话“绍兴师爷” 

三 封君·衙内·夫人

第六章 天下官理天下事 

一 王政之本在农桑

二 急敛暴政求考课

三 齐民编户派徭役

四 救灾赈恤发横财

五 吃过原告吃被告

六 兴学旌表行礼教

七 胡子眉毛一把抓

第七章 衙门小官场 官场大舞台

一 千里当官只为财

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

三 明枪暗箭窝里斗

四 强龙难压地头蛇

五 “秋风切莫过江来” 

六 来时萧索去时丰

后记

        胡子眉毛一把抓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不过景阳冈山神庙门上那一张阳谷县衙门的榜文，却不太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发生联想。这张盖有衙门印信的告示，规定“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连走山路的时间和形式，州县衙门也得管起来，这才体现出“父母官”的“亲民”特色，也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一贯特色。——至少从形式上讲，社会上任何类型的阶层、任何性质的事物，全得兜起来，管着点，这无所不管的原始职责哩，就归州县衙门掌握。

市场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集市办在什么地方，商肆店铺该怎样开设，这都得由州县衙门来解决。开店要向衙门提出申请，要有担保，衙门审核后发给凭证，这才允许开张。集市的地点和日期，亦都由衙门指定。《汉书·尹赏传》有一句“杂举长安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最后数字，就是指没有取得衙门发给开业执照及指定地点经营的商贩匠作。可见这些制度在西汉时就已经很完备了。然后，对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时检验；又有设“公平秤”的，如明代时六合县，“各市贸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缘为奸。嘉靖三十年，知县董邦政立于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嘉靖六合县志》卷1)。物价平抑也由衙门主管，这涉及到市场秩序是否稳定，生意贸易是否正常，也就关系到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春渚纪闻》载北宋后期，宗泽在开封府坐衙时，“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他叫衙门里的厨师去市场买来面粉，照着市场上出售的笼饼也蒸一笼，然后估价，一枚值六钱，再看市价，一枚要卖二十钱。于是把饼坊里的人叫来责问，那人说“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宗泽拿出衙厨里做的饼来说，“此饼会计面工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将出令止作八钱，敢增价者斩。”这张告示一贴出去，饼价全降到八钱一枚，也没人敢闭肆罢市。以后，“其他物价并减”。

治安要管。治安的涵义，大莫过于防盗防火。就防盗言，除驻军外，历来州县及各乡都有警铺、巡铺一类设置，巡夜敲锣击梆是一种轮流承担的劳役，一处有警，众铺响应。清代道光举人段光清，以“大挑”分发到浙江当候补知县。据其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自述，他在杭州见习期间，也要参加夜间巡逻，“每夜自提灯笼，不用马椅刑杖，步行街道，常及五更”。防火制度也多依附在防盗设施上，如明代时宛平县“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城外各村，随地方远近，分为若干保甲，每保设牌甲若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卧、盗贼、火烛，必报，风雨寒暑不敢后，而又有守宿、灯烛之费”(《宛署杂记》)。《老残游记》里写到老残在齐河县住旅店，半夜起火，众人皆“知道县官必来看火”。果然，正慌乱间，知县大老爷就坐着轿子赶来了。《坦园日记》里，还记有乡人建醮，知县亲自带人弹压的事。建醮即打醮，是一种民俗活动。因为参与者众，看热闹的更多，容易出事，所以有司得防患于未然。其道理就像今世商场开张搞有奖抛售，及歌星现场签售CD，或举办大型游艺类活动之类，极易发生挤塌柜台互相踩伤的意外。因此凡有热闹之事、人多之处，这份维持秩序的担待，必须是落在州县衙门肩上的。

陋俗要管。比如赌坊、私娼、杀牛卖肉这些，都属于违法现象或不良习气，州县衙门除了出示明禁外，还得去捉拿。但这些歪风邪气很难禁绝，一般来说，衙中胥吏都和搞这些活动的地棍流氓辈有勾结，或本身就是包娼包赌者。明清时，许多老典(典史)就专靠收取这些场所的“月敬”、“节敬”当外快。如前引段光清的《年谱》里，就有披述：“差役、地保俱无正身，不过招集无赖游手以充数，遂致此辈借端扰民。凡地方匿藏娼户，隐埋赌家，无不暗索其陋规”。还有淫祠、会赛、乱婚、溺女这些，也都是陋俗，均在衙门禁管之列。认定是淫祠的折毁；断定是荒诞无稽的会赛就取消；不符合法律和礼义的婚俗，就要引导大家革除。明清时代，尤其是清朝后期，缠脚、吸鸦片烟这些现象，也都是陋俗，各州县衙门都有设禁或劝导的责任。四川仪陇县曾发现一块明代万历九年(1581)时的官府石刻告示，上云“今后男婚配应在一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四川日报》1983年3月6日)。瞧，那会儿人口思想有了转变，连早婚早育也划在陋俗中，而要有衙门管着些了。此外，在许多衙门看来，唱小曲、唱鼓子词、演髦儿戏等，也是陋俗，宜行禁断。

《清稗类钞》上，记有一则《汤圆案》，谓清朝时郑裕国在归安做知县，人称“郑青天”。某日，邻县乌程有个乡下人到他这里拦轿告状，郑裕国问明情由后喝斥道：“此为乌程界(事)，汝应往该管衙门呈控，不得岐渎!”乡下人事先请教过讼师，这会儿口口声声道：“天下官管天下百姓，官之言也!”结果郑裕国果真为他申理了曲直。读者在本书前几章中，已经知道，这类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按中国许多朝代的制度，不仅有一个知县兼领数县正堂的规矩，也有将本县公事或案件移往邻县经办或复审的规矩。昆剧《十五贯》里，就提供过一个本县审过邻县复审的故事，这种事历史上比比皆是。即《十五贯》发生的背景明代论，据《渊鉴类涵》引《献徵录》载，明世宗时，龚起凤当杞县知县，有廉平声誉。邻县发生了一桩豪强杀人的命案，又花钱贿买知县，得以脱死。上司命龚起凤前往复审，原审知县出衙二十里相迎，再四叮嘱包涵着点；到了该县衙门后，又有一吏提着贿金来悄悄见他，被龚起凤痛斥，“竟穷治，伏其辜，人大称快”。当然，老百姓见得多的，还是《十五贯》里那种官官相护的场面，因此便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衙门一样贪”的经验之谈给总结出来。不过《清稗类钞》里那位乡下人喊的“天下官管天下事”之通例，亦得因这些故事或史实而坐实。

P226-229

一部充满曲折但又蕴含着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课题，这其中也包括“衙门”。据《唐语林·卷八》记，“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而“衙”字“本作牙”，先秦时武将仪仗“像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牙旗”；唐俗尚武，乃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结果“衙门”就成了历代王朝的统治机构或组建形式的代称。“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类谚语的流传，便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老百姓对它的一般认识。

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其统治方式的构成都是一个多层面多元件的复杂系统，因而衙门的分类和级别亦是各不相同的。老百姓．所云能否“进来”的衙门，其实是特指这个系统的最基层面，即州县衙门。而在作者陋见，恰恰是这个州县衙门，在同类历史课题之观照和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依据有三：

其一是州县衙门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据史料记载，远从西周时起，我国就以县为最基层建制，以后经过一段县大郡小的反复，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县作为地方行政基层单位的结构便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成为直接体现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历代社会政治领域中最关键的层面。自下而上言，天下事务莫不起于州县；自上而下言，中枢政令又莫不通过州县而实施。这种承上启下、汇聚分流的地位，便使得历代君主视州县政府为吏治中最核心的内容。

其二是州县衙门所司职掌的集约性。其汇集劝农、理财、狱讼、兴学、治安、工程建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统治机器效能的全部，是任何一级专职性衙门如三省六部、督巡藩臬等不可比拟的。古人有所谓“宰相必起于州县”之说，即缘于这一级衙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历练条件吧。

其三是州县衙门在历代官制沿革过程中的稳定性。两千多年间，历代政府在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职官制度等方面，经历过多次变化，所谓汉三公、晋霸府，唐六部、宋两府，明内阁、清军机，更相取代，嬗替无恒；惟独州县体制和构成方式，基本上没有转换过，几可称为超稳定性结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的估评，也就是指其而论。

综合以上三条，作者便以为对州县衙门的剖析，确实也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结构作一般观照的最佳视角，更敢说还是广大文史爱好者加深认识并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本质及一应有关知识的最佳途径。

遗憾的是，近年来大量问世的文史读物中，论述官制典章的虽然已占有一定比例，但以州县衙门为专题的依然少见(其中最值得推荐者如郭建著《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已从小说戏曲中间接获得了不少有关州县衙门的零星知识，但都缺乏系统和条理化。与此同时，各种缺乏基本历史常识的荧屏戏说，倒有甚嚣尘上搅乱视听之势，令识者惋叹。于是便有了这本以介绍知识和钩沉蕴趣为主，同时又辅以照片图像的通俗读物，从而使读者能借助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此话题获得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那运笔程序呢，不妨就从老百姓业已说惯的“八字衙门”，即衙门的建筑景观写起吧——

本书将付梓前，编辑先生特嘱补一篇后记，并要求略述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作为一个业余的通俗文史读物作者，“治学”不敢谈，不过或可借用我们上海作家陈村的妙语一句：“我年正半百，居百岁之中点，不妨信口胡说”一通(《五根日记》)。何况自叹碌碌，虚度“中点”时连寿面也不曾吃一碗，也可借此机会将写字卖文的经历稍微梳理一下。

求学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还未跨进高小门槛，即幸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从此再没卡压升级的考试逼促，也无求知向学的内心自觉，直到年甫十七便进工厂学徒至今，可谓永别了稀里糊涂的学生时代，所以课业知识到目前还停留在略知四则运算的水平上，倘不废操习，可期保持晚节。比之受用的却是遭际江河横溢，书先为鱼鳖，通过种种渠道从公私庋藏漂流到社会上，可以让你逮到什么读什么。而且彼时尊长师道的权威，一概坠落，没人教训你啥是正经啥是闲书，只要别碰“手抄本”，其他皆可以“化毒草为肥料”。最难忘在学校里厮混时，三天两日和几位青年教师及工宣队员交换书籍。有一位崔定国先生，是朱自清的外孙，介绍我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某一回考校，让我默写出50首唐诗后，还请客一顿作为奖励。现在回想，我的文史兴趣，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分良莠深浅的囫囵吞枣式的杂览间，不知不觉地积攒起来的。惟夤缘时遇，居然也曾随波逐流，写过什么评儒法、批《水浒》的文字。但乳臭未干时的轻狂，想来上帝也会原谅吧。

经历

蹉跎岁月，十年如梦。这种感受在同龄人都有。但是我在后一个十年的经历，或许就有点特别了。因为缺乏定力，无福消受所在工厂领导的特别眷顾，终于告病回家。惟彼时已经成家，忝为人父，民生问题迫在眉睫，于是学商学贾，作师代课，给文化馆打零工，替誊写社刻蜡纸，帮电影院画海报……虽然未至于业通五花八门、友结九流三教，但对世道人心这部大书，可能比坐在书斋里治社会史的学者要先窥一二。比如投宿旅店误时，每每在混堂里同贩夫走卒、卖解鬻技者流“五族共和”，因得略识诸般江湖世相。差似20世纪80年代的《南行记》的经历，想来年在不惑左右的学者，少有亲遇。那些年月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对于往后社会史题材的写作，特别是相关史料的认知，倒是不无补益的。

写作

机缘因遇，逐渐改向从文字中找饭碗。而托赖写作为生的最佳状态又莫过于文学创作，可惜我在这方面既无才气，亦无灵犀，所以只能凭借陈醋半瓶，做一点通俗的历史文化题材的撰述。往往是应出版商所邀，凡札记小品、掌故轶闻、史事特写、人物传记，乃至台历文字、火花说明、少儿读物、连环画脚本，无所不为，因为有个“工人”的身份，编辑先生们也多能以宽容态度相待。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上海古籍、上海人民两家出版社的扶掖和鼓励，令我难忘。

胡乱读书，夹杂作文，这种方式自然无可比拟治学研究过程中的深造。但检讨一下，也有很多受益。一是因此涉猎了多方面的课题和题材，且对其领域的较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有所知道，便于成果借鉴、观点启示和线索寻溯；二是由于经常站在整合性的角度对既有的成果和材料进行审视取舍，更易辨识异同交叉，偶尔或能旁逸斜出，生出一点补缀贯通后的机智；三是“失学少年”出身、市井里起家，所以文从字顺之外，总是带几分亲切感，并且往往也免不了渗入些个人对世事的体会人心的揣度，要说尽可以当成世相人心的通俗读本来读，也不算是谬托。

藏书

平生自矜者，就是个人拥有的资料富藏。设想一下，在“买方”市场还相对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以写为业的那个时段，有几家出版社肯放心地将策划立项的选题交给一个隶籍工厂且无学历的人去完成?所以我当时撰写的读物，大都要署贱名，以此证明自己或许能写。同样道理，当时又有几家大专院校的资料室和收藏级别较高的图书馆肯向一个只拿得出工厂工作证的人开放?记得有一回接到某报约写一个民国人物传记连载的题目，知道上海市图书馆藏有其人六十寿辰时同仁为之编撰的贺寿专集，特为借了一家杂志社的专用阅览证去借阅，居然无功而返。还有一次，非要我出示“局级”研究单位的介绍信，还必须在上面写明看哪一篇文章，派什么用处。几次碰壁之后，乃痛下决心，微薄的稿酬所得，必定匀出一定比例，用来搜罗各种资料文献。仍以民国史为例，如中华书局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陆续发行的内部发行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全套，二档馆编撰的《民国史档案长编》，以及中国近代史所等单位自50年代起便陆续推出的各种近代史资料期刊、专辑，乃至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论文汇集月刊，大体兼备。最得意的是全国各地各级政协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亦都百方罗致，个人拥有量远远超越一般文科院校所藏。至于古代文史资料的集藏，通如子史经集，僻至地方志乘，特别是“写手”必备，便于寻索线索冒充博览的各种类书，大都装备。记得有一回，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应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承蒙他瞧得起我，让我承担王正廷传的撰写。最后有好几个原先立项的人物，都因作者抱怨资料难找而放弃了。我对石老师说：只要假我以时，都能写成。坦言之，“草根派”之罗致史料编缀成篇的本事，或许正是学院里所不能传授的。

自白

归结上述，我的通俗文史读物的撰写，大体就是依靠善于借鉴学人成果、勤于搜阅史料文献和运用个人的些许悟性这个“三角架”的支撑。关于借鉴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条，我从不隐讳。所以凡有人误认我为“专家”时，不免心惶颜赧，辄以我是专家的门外徒孙聊为自解。好在自己常照镜子，知道是什么嘴脸，守定在另一个层次上、另一个题目下，用另一种语言或方式做表述，决无逾越雷池去真正的学术领域里玩弄鱼目混珠的动机。已故的历史学家樊百川先生说：“搞历史与搞文学哲学不一样，不需要天才或聪明。一个中等智力的人，只要肯用功，就能做出成绩来。”何况我辈还仅仅是做些通俗的文史撰述呢?

感谢

知我最深而博学多才又兼擅多种文体的李海生君，是他的循循诲劝把我引入文字生涯；其后再引荐我拜识曾经研治哲学历史的新闻评论家和民俗学家仲富兰先生，再得到仲先生的多方面鼎力赞襄。这两位，实在是我的出入于师友之间的兄长。

天津教育出版社的秦呈瑞老师，除却对发掘此类社会史题材的慧眼先具之外，还有一份长者对后生多加照顾的情怀，体谅我等煮字为炊者的艰辛。本书的前身《封建衙门探秘》(1994年)的出版，要特别感谢秦老师的鼓励和照顾。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稼禾老师和金良年先生，我的另一本书《流氓的变迁》(1993年)正是他们热忱鼓励与扶植的成果。

                       完颜绍元

                  2005年12月22日乙酉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