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方位地记述了中国西南部一个信仰和实践南传上座部佛教的Tai语民族的宗教生活。由于该书作者曾在一个佛教傣族村落以其成员的身份生活了7年，并且在过去15年中进行了大范围的田野工作，因此，本书所记内容具有很强可靠性和研究价值。

该书作者曾在一个佛教傣族村落以其成员的身份生活了7年，并且在过去15年中进行了大范围的田野工作，在此基础上，本书提供了对中国西南部一个信仰和实践南传上座部佛教的Tai语民族宗教生活的全方位的记述。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一般背景

一、地方与人民

二、社会政治背景

三、经济背景

四、宗教背景

五、村寨背景

第三章 佛教仪式场合

一、大家的(社区的)仪式场合

二、个人的仪式场合

三、过新年

四、受沙弥戒

五、日常供食

第四章 佛教意识形态

一、村民的佛教知识与对佛教的态度

二、村民的业力理论

三、做功德的概念

第五章 佛教僧侣

一、僧伽与国家政治体制和寨里俗众的关系

二、寺院生活

三、僧伽的替补

第六章 佛教与村社经济的关系

一、对前人研究的回顾

二、佛教意识形态与行为动机

三、佛教实践及其经济后果

第七章 佛教的转变

附录

一、西双版纳的人口

二、曼占宰与曼养里的经济比较

参考文献

一、英文著作

二、中文著作

傣泐语词汇

后记

曼占宰寨的每天早晨，三个值班的沙弥各自带着一个装米饭的钵和一个装米的篮子各朝一个预定的方向走，有时还会有见习沙弥陪着他们。在寨里的小路上，他边走边大声喊着“恭考”通知各家。在各家的前院，通常有一位主妇等候他的到来。她会给一团和自己每天吃的一样的糯米饭，若饭还没做熟，便给一小碗糯米。我的女主人和住持比丘都告诉我说，如果饭已经够比丘和沙弥吃一天，那么给米更好，因为米更适合比丘日后出售。这个寨子有96家，供给僧人日常食物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需要，因此寨子被分成两半，沙弥们每天在这两半中轮换着化P60缘。寨子还为了供奉除米和饭之外的食物划分成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由地理上邻近的四家组成，相邻的各部分轮流值日。当值的那天，那四家把足够的蔬菜、肉及其他食物送到僧舍。僧舍里住着一位比丘和九位沙弥，沙弥们在这里做菜给比丘和他们自己吃。对寨里家户这种划分看来并不是为了平均分享赚取功德的机会，而是为了平均分担支撑一座寺院的经济负担。一个显著的事实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这个事实是，在主妇把饭放到沙弥的钵中和四家送菜到寺院时，给予者对沙弥或比丘既没有行什么特别的礼，给予者也没有从比丘那里得到祝福的念诵。对给予者而言，轮流给僧人食物是其在寨里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而不是一个应当抓住的做功德的好机会，因此，人们并不感谢比丘或沙弥。对接受者而言，履行义务的举动是不应当给予功德酬劳的。提供日常的食物给僧伽不是村民在偿还僧伽所给的功德，而足村民为僧伽的服务所必须提供的先决条件。P61

上厘部佛教不仅盛行于南亚和东南亚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在中国云南省的边境地区也很流行。在中国，上座部佛教徒最大的群体是云南南部西双版纳的傣泐，最迟至13世纪，他们就已信奉了这种宗教。

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是国教，受到君主或政府的拥戴和庇护。但是在中国自1950年以来，诸如政治运动及汉文化的进入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傣泐社会中的一个独特变种。与东南亚佛教相比较，傣泐版本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其特征可以说是很大程度的世俗化。例如，涅磐在标准佛教的解脱理论中是终极目标，——通过寂灭自我与激情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却被傣泐佛教徒当作天的顶层，生活最好的地方，称为“勐尼板”。傣泐谋求功德不是为了世外的幸福而是尘世的体面。做佛教仪式主要是为追求世俗满足，宗教目标反而降为其次。做功德更多地是为了搭建自己的人际网络、提高社会身份、加强经济上的互惠，较少当作提高自己在来世中的地位的途径。沙弥和比丘都不大遵守正统教义中的清规戒律。

伴随这些变异，在西双版纳，佛教与傣族村社经济的关系也显示出其特性。例如：佛教信仰与价值观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有限；宗教仪式中财富的挥霍，虽然减少了经济投资，却主要是受到今生而非来世欲求的激励。

作者曾在一个佛教傣族村落以其成员的身份生活了7年，并且在过去15年中进行了大范围的田野工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对中国西南部一个信仰和实践南传上座部佛教的Tai语民族宗教生活的全方位的记述。

非常感激我的专门委员会主席A．托马斯·克什(A．卟omasKirsch)教授以及专门委员会委员大卫·K．怀亚特(DaVid K．wyatt)教授和凯斯琳·S．马奇(Kathryn S．March)教授，没有他们的热诚指导、暖人心房的鼓励、慷慨的援助，我不仅写不完这论文，也完不成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

感谢人类学系的教师们，尤其是P．斯蒂文·桑格伦(P．Steven sangren)教授的帮助和友善。我欠下的最大的人情债是在西双版纳的傣族村民当中，特别是曼占宰寨的村民，他们主动、耐心地帮助我，回答我的枯燥、烦人的问题。值此，还要答谢在我这八年学习期间所得到的资助，它们来自康奈尔的大学的研究生院、人类学系、东南亚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以及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

最后，我想表达对我妻子的感激，她不仅承担了本论文全部的文字录入工作，而且在我没有经济收入时独自维持着家用。我也感激女儿夕娄的宽容。假如我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稍少一些，她们在伊萨卡的生活会更加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