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对自己非常好奇,越是普通的事情,越是认定其中必有无穷的奥秘。对于类似哭和笑这样每天要发生无数次的事情(想想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重复这两个动作,总数多么巨大),难免也会引起有志之士热切探索的欲望。所以关于滑稽、幽默、悲喜剧、搔胳肢窝等等的历史、学术文件汗牛充栋。如果有好事者皓首穷经,遍读所有,其结果可能是眼部面部肌肉疲劳坏死,从此不能哭笑了。《与里科克一起笑》是有“加拿大的马克·吐温”之称的幽默作家里科克的小品集。他写的幽默作品不是说一两个逗笑的故事,而是在诙谐、滑稽的情节背后触及到英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本质。
“洋经典”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丛书所选作品来自各国大家,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精华,不少是作家的代表之作,而且可诵易读。它们题材各异,体裁不限,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社会、伦理无所不包,随笔、散文、游记、自传、小说、论著应有尽有。一册小书,凝聚人类智慧。在轻轻松松的阅读中,我们和世界沟通心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新鲜事,我最赞成的就数每年过一次母亲节了。每年5月11日庆祝母亲节,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一点儿用不着奇怪的。而且我还相信,这个风俗很快就会传到大洋彼岸英吉利去。
特别是在我们家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每年过一次母亲节已经成为惯例了。今年我们决定要隆重操办一下,全家都认为是个好主意。它会使我们想到,一年四季母亲为全家操劳,花费了多少精力,作出多大牺牲,这都是为了一家老小啊!
为此,我们决定把这一天当成个大日子,当成全家人的一个节日。我要尽一切力量叫母亲高兴。父亲决定请一天假,5月11号这天不上班,以便参加祝贺。姐姐安妮和我本来在大学都有课,这一天也都不去了。读中学的玛丽和弟弟威尔也给自己放了假。
我们的计划是把母亲节过得像圣诞节或者其他盛大节日一样热闹。所以首先我们得把房子布置一下,屋子里要摆上鲜花,壁炉上贴上大标语这类的事。写标语、布置房间我们交给母亲办了,因为每年圣诞节都是由她经手装饰房子,办这种事她很内行。
两个女孩子想到,这么大的一个节日,衣服必须穿得漂漂亮亮的,所以她俩各自买了一顶新帽子。母亲把帽子又收拾了一下,钉上飘带什么的,真是漂亮极了。父亲买了几条活结领带,一条给他自己,男孩子每人也得到一条。我们本想也给母亲买一顶新帽子,可是她说什么也不要。后来我们发现,她真的更喜欢她那顶旧的,两个女孩子也说,她戴那顶灰颜色的旧帽子最合适了。
吃过早饭以后,我们为母亲准备了一件令她惊喜的礼物。我们早已租好一辆小汽车,打算带她到乡下去兜一兜风。平常的日子,母亲没有机会享这个福。因为我们家只雇得起一个女仆,所以母亲几乎每天都忙得团团转。眼下乡间正是最美丽的季节,让母亲坐上汽车,把车开得远远的,过一个上午,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可是就在当天早上,我们的计划又有些改变。因为父亲想起一个新主意,与其带母亲到郊野兜风,不如带她去钓鱼。父亲说,反正汽车也租了,租金也付了,我们还不如坐这辆车到山里有溪水的地方去钓鱼呢。正像父亲说的,如果毫无目的地到外面游荡,就给人以无所适从的感觉。如果出去钓鱼,就会觉得面前有了明确目标,游兴自然也就增加了。P1-2
斯蒂芬·巴特勒·里科克是加拿大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幽默文学作家,在美国被认为是加拿大的马克·吐温,尽管他的作品题材并不限于加拿大,而更多以美国社会为背景。里科克最崇拜的英语幽默文学作家是查尔斯·狄更斯、马克·吐温和欧·亨利,但他的创作却并不是对这几位大作家的简单模仿。他吸取了他们的长处,加以对幽默文学技巧精心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把幽默与讽刺交织起来,把笑与泪糅杂为一体。他写的幽默作品不是说一两个逗笑的故事,而是在诙谐、滑稽的情节背后触及到英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本质。读者在笑过以后,不由得会掩卷沉思,对现实世界中某些现象发出拷问。他写人性的弱点一点也不护短,而且常常以自己为靶子冷嘲热讽。在读完这样一篇小说、故事以后,人们常常会悚然一惊,因为在故事中人物的身上竟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更难得的是,里科克的批评与讽刺,总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尽管讥诮但并不毒辣,尽管嘲讽但并不伤人。他在三十几年内共出版了四十部故事集、小说和文集,一部剧本,两本诗集,两本文学家传记和若干专著,但使他享有盛名、广受读者爱戴的作品却是他写的数目众多的幽默小品和故事。他的作品题材纷繁多样,从美国选举制度(《有闲的富人们的田园生活》)、英国议会(《我发现了英国》)直到战争与人类未来(《斯普格先生的战争》、《国际友爱》、《穿石棉衣服的人——一个未来世界的寓言》),从企业界大亨们的不学无术、贪婪浮华(《记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界大亨们》)到一般市民、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日常生活、习性,荒谬又滑稽,可怜又可笑,令人啼笑皆非。一句话,里科克的作品把我们带进了众相纷呈的西方社会,使读者饱览了这一矛盾重重的社会的众生相。但贯穿了他所有作品的一条基线却是揭露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俾人类生活走向理想和完善的境界。
关于里科克的生平,现根据他刊载在《小镇阳光随笔》一书前的《自传》和其他资料简述如下:
里科克(1869—1944)生于英国汉普夏郡怀特岛上的斯旺穆尔乡间。因家境困难,对新大陆抱有幻想,他的父母于1876年小里科克七岁的时候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在锡姆科湖畔购置了一座农场,从事农业生活。但移民生活并未改善这一家人的贫困处境。里科克后来曾写过一部回忆作品(《我与在身后的小男孩儿》,1946年出版),对童年困苦生活有较详细的记录。长大以后,他在上加拿大公学受教育,1891年毕业。毕业后在母校教书。但他对教育事业感到失望,认为做教员“枯燥乏味,既不讨好,待遇又最低微”。另外,他还发现“那些学校中表现最懒惰、最不用功的学生,毕业后反而飞黄腾达,在律师界、工商界崭露头角。而那些在学校里被认为很有前途、屡次被褒奖的优秀生后来却在夏日度假旅馆当了账房先生或者在运河船上当小职员”。1899年,里科克辞去教职,借了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费用,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与政治,1903年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先任讲师,后来成了教授,并荣任政治经济系主任。这期间,他已结婚,生活日趋稳定。他在《自传》中不无自得地说:“我自己认为十分幸运,工资非常丰厚,使我的社会地位远远高出左近的警察、邮递员、电车售票员以及其他公务员,我可以同市内穷些的生意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带给他的不只是优裕生活,更重要的是有了闲暇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论余暇,我一年到头享受到的比商人一辈子所有的还多,于是我拥有他们无法享受的乐趣——思考。当然了,我也可以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最后一句,当然是幽默。他是不会叫自己脑子空闲的。他不仅思考,而且把思考所得付诸笔墨。最初,他写的是学术著作。1906年出版了《政治学要素》;次年又写了《负责的政府》。二书都同他在大学教学研究有关。以后直到二三十年代他还陆续有政治学、经济学学术著作出版。但是自从19世纪末他就致力于幽默小品和随笔创作,并乐此不疲。1910年里科克的第一部幽默文集《文学上的失误》出版,收集了自1891年至1899年十年间的作品,这时候他已经四十一岁。此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里科克从此便把业余创作视为正业,直到1944年逝世,几乎每年都有新文集问世。现在流传的除了原出版的论文集外,还有七八种别人编辑的选集,较重要的有英国著名小说家J.B.普里斯特利1957年编选的《里科克最佳作品集》,1983年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出版的《与里科克一起笑》等。现在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中文选集共译介了作者十六篇小品和故事,分别选自《文学上的失误》(1910)、《无聊的小说》(1911)、《塞里耶先生的推销术》(1914)、《大愚的月光》(1915)、《愚话续集》(1916)、《狂乱小说》(1918)、《愚行公园》(1924)、《失散的智慧》(1926)和《我的演说词》(1937)等九本书。其中有三分之二国内过去尚未有过译文。
《我们是如何过母亲节的》是里科克幽默小品中一篇经典性作品,不仅刊载于不同选本里,而且许多英语读本也选作阅读材料。内容写一家人为感谢母亲一年的辛劳,决定过一次盛大的母亲节叫母亲享一天福。他们租了一辆汽车,计划去乡间兜风。但后来为了照顾父亲的钓鱼癖,尽管母亲对钓鱼并无兴趣,还是改为去山间小溪钓鳟鱼。这一天,母亲又是装饰房屋,又是为女儿忙碌服装,另外还要为一家人准备野餐食物,比平日更加忙碌,直到汽车快要出发,才发现位子不够,母亲只好放弃了外出机会,留在家中为郊游归来的家人准备晚餐。母亲为一家人这样给她过节感动得落了泪。这一幽默小品用嘲讽和对照的手法歌颂母亲的善良和无私奉献,是一篇笑和泪交融的精品。 《大演员访谈录》和《访问两位典型小说家》两篇用访问记形式写的幽默小品揭露了艺术界、文艺界中故弄玄虚、标新立异的鄙俗倾向,也抨击了所谓大演员、知名作家自抬身价、哗众取宠的作风。两位小说家或者从动物身上取得写作灵感,或者不切实际地夸大“实地观察”作用,实在无聊透顶。而所谓大演员则把自己凌驾在莎士比亚之上,认为自己的肢体语言更胜过莎翁的不朽词句,真不知羞耻为何物。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刺向资本主义社会文学戏剧界的一记利刃。
《为什么我们对犯罪这么着迷?》抨击了报刊对暴力、犯罪事件的宣传,也指责了社会上迷醉于这类新闻报导的人性弱点。里科克的文章虽然写于七八十年以前,但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文章中的一首小诗发人深思:
恶行是个面孔丑陋的恶魔,
只有看到,才知道它十恶不赦;
但如果天天见面,你又会习惯,
不仅容忍,同情,还同它结伙搭伴。
不知我国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何反应。我很赞成里科克的建议,从个人做起,掀起一场拒绝看犯罪新闻的运动。但是我也要像里科克在文章最后的一段中所说:“今天的报纸上,有一段(谋杀案)新闻……(待我)看完这段故事以后,我就再也不看报上登的犯罪案了。”
《图书推销术》写一个书店经理如何巧舌如簧推销他的滞销书籍,也对冒充风雅、只购书却不读书的阔人进行了嘲讽。另外,作者还通过书店经理的谈话,揭露了当时出版界的一些黑暗内幕。出书粗制滥造,改头换面,文不对题……完全置质量于不顾。不知这种坑害读者的陷阱,(国外与国内)今天有多大改进?
《穿石棉衣服的人》是一篇题材比较独特的故事。这篇类似科幻小说的作品展示了科技过度发展、人性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生活虽然富足,而且寿命几近“长生不老”,但人类却陷入精神危机。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千禧年“幸福”吗?这篇故事收录于1911年出版的文集《无聊的小说》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A.赫胥黎二十年后写的《奇妙的新世界》的先声。故事虽然结构不够严谨,情节粗糙,但表现了里科克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他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有人阅读里科克更赞赏他的讽刺才能,认为他的短小精悍的小品对矫治时弊、匡正人性弱点是一剂良药。这一评价当然并不错误,但我们必须指出,里科克首先仍是一个幽默大师,只不过他的幽默作品绝非只为逗读者一笑,轻松一下情绪,而是在诙谐的外衣下,包裹着一颗热爱人类、热爱世界,充满怜悯、同情的爱心。里科克认为幽默“不是滑稽戏演员引人哄笑的舞台表演,或者杂耍中装扮成黑人的丑角”,他甚至推崇“幽默或许是世界文明最卓越的贡献”。可见作者自认从事幽默文学创作是负有崇高使命的。从对社会上种种不合理、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到对富人大贾的嘲弄都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但是他的讽刺是同幽默糅合起来的,换言之,他用以剖析丑恶的不是锋利的匕首,而是讥笑和鄙薄,这就更叫他抨击的对象显得可鄙又可笑,更令人深恶痛绝。另外,我们还须注意,根据不同对象,作者的笔法也有区别。有时候幽默的成分多一些,有时候讽刺的剂量大一些。在个别文章中,我们读到的甚至只有悲悯和同情,诙谐只是一点点微量调剂。《第五十六号》就是这样一篇感人的故事。这出纯粹出于误会造成的喜剧让我们看到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中国洗衣店主人,读后令人难以忘怀。《乐于助人的巴特先生》中的主人公尽管过于爱管闲事,惹人生厌,但实在是一个不谙人情世故的热心人。这类人或许社会上不是太多,而是太缺少了。巴特先生尽管叫人生厌,但总比社会上比比皆是的对他人疾苦漠不关心的冷血动物好多了吧?相反地,《记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界大亨们》却对这一群大小“拿破仑”极尽嘲讽能事,作者添加的一些笑料只是更加暴露了这些人的自大、无知和事事追求利润的本性。他在另一本文集《愚行公园》中说:“商业化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众多弱势事物,例如文学和艺术,都已被它吞噬。”岂止文学艺术都已商业化,就连公益事业——办学、宣传宗教都成了大款们赚钱的手段了。
本书选辑最后一篇文章《我看幽默》虽然笑料含量较少,却使我们了解到里科克对幽默的一些基本观点。他认为幽默的目的虽然在于使人轻松、欢快,但是它的创作过程却是“一件困难的、值得称赞的严肃工作”。能用自己的作品照亮并提高文学,像马克·吐温和狄更斯这种幽默大师,“在一代人中最多出现一两位”。里科克自己追求的也正是这些先驱致力攀登的幽默文学的最高境界。真正的幽默植根于生活本身提供的更为深刻的对照,而不是低级趣味、庸俗的逗笑,不是依靠文字游戏、说俏皮话而无深刻含义的笑料,更不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恶作剧。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确实充满夸张的情节,有些甚至荒谬、违反常理,但他正是利用这种夸大,放大了社会上、生活中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诠释。里科克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笑骂笔锋中隐含着对人类的恻隐之心,所以我们说他的幽默是笑与泪的糅合,正像一位日本作家的评论:“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里科克在《我看幽默》一文结尾时说:“每一个时代的幽默都代表着眼泪和笑声相互融合的传统。”
六十多年以前,当幽默文学刚刚经林语堂等人植入中国土壤的时候,钱钟书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说笑》的短文,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在他的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文章中提到幽默时钱先生说:“幽默提倡以后,(我国)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只)对着他笑。”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小书的时候,也能跟着里科克一起笑,因为里科克是一个真正的幽默家,他提供给我们的是高尚的幽默。
里科克首先是一个幽默大师,只不过他的幽默作品绝非只为逗读者一笑,轻松一下情绪,而是在诙谐的外衣下,包裹着一颗热爱人类、热爱世界,充满怜悯、同情的爱心……从对社会上种种不合理、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到对富人大贾的嘲弄都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但是他的讽刺是同幽默糅合起来的,换言之,他用以剖析丑恶的不是锋利的匕首,而是讥笑和鄙薄,这就更叫他抨击的对象显得町鄙又可笑,更令人深恶痛绝。
——傅惟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