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历史就是不同文明交融的过程。“洋经典”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小巧的篇幅容纳了文明的博大，精致的文字表达出了智慧的深沉。本书为丛书之一，是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作品。它以小说和讲座的形式讨论了尊重动物尊严与权利的问题。本书内容涉及人类学、动物学、哲学和宗教学，不同的知识背景共同营造了一个异常广阔的文学与学术交相辉映的天地。

“洋经典”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丛书所选作品来自各国大家，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精华，不少是作家的代表之作，而且可诵易读。它们题材各异，体裁不限，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社会、伦理无所不包，随笔、散文、游记、自传、小说、论著应有尽有。一册小书，凝聚人类智慧，在轻轻松松的阅读中，我们和世界沟通心扉。本书为丛书之一。

引言

动物的生命 

哲学家与动物

诗人与动物

解读《动物的生命》

玛乔里·加伯

彼得·辛格

温迪·唐尼格尔

芭芭拉·斯马茨

译后记

他与诺玛相识并结婚，是他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诺玛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其专长是研究精神哲学。跟他一起搬到阿波尔顿之后，她一直没找到教书的职位。这是她感到辛酸的起因，也造成他们夫妻间的冲突。

诺玛和他母亲从一开始就合不来。可能他母亲铁了心不对跟他结婚的任何女人表示好感。至于诺玛，从来都直言不讳地在他面前说他母亲写的书得到的评价过高了，她母亲有关动物、动物的意识以及人与动物的道德关系的观点不够成熟，太感情用事。她现在正在为一份哲学杂志写一篇关于灵长目动物学习语言的实验的评述性文章。假如文章的某条注解里对他母亲嘲弄几句，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观点。小时候他养过一阵仓鼠；此外他和动物就没再亲近过。他们的大儿子想要一只小狗，但他和诺玛都表示反对。小狗本身没什么，他们是不愿看到狗长大了，就会有成年狗的性需要，那就麻烦了。

他认为母亲有权利坚持她的信念。假如她想要将自己的余生用来为抵制对动物的残忍行为作宣传，她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幸好过不了几天，她就要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他也可以回过头来做自己的工作了。

到达沃尔瑟姆的头一个早晨，他母亲起得很晚。他去学校上课，午饭的时候回到家里，开车带着她在城里逛了逛。讲演安排在下午较晚的时候。讲演之后，校长出面举行正式的宴请。他和诺玛都在受邀请之列。

P16-17

要理?还是要命?

赵白生

库切是苦行僧。他说：“我不喜欢写作，所以我得逼自己。我要是写的话，情况会挺糟糕，可我要是不写，情况就会更糟糕。”夫子自道，用在《动物的生命》上也贴切。

写《动物的生命》，当然糟糕。你不是动物，怎么去写动物的生命?更糟糕的是，一写动物，就要得罪恶贯满盈的同胞——人类。这样吃苦不讨好的事，库切是不会放过的。不过，你不必为库切担心，他是多年苦行熬成圣。虽然不像齐天大圣有七十二变，但他还是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澳洲的名小说家，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太太。

堂堂的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库切作演讲，他却真人不露相，玩起了布袋戏。他不写论文演讲，却在讲台上念起了自己的小说，而让小说中的人物，同样也是名小说家的科斯特洛，去替自己到一所美国大学演讲。这样做，他的布袋里卖的是什么药?

库切的布袋里暗藏着两种药。

第一种药是小说家的特效药。库切是小说家，不会不知道小说惯技的诸多弊端和小说家言的荒诞不经，可是他深知，再现“真实的氛围”，小说确实技高一筹，无可替代。在一所名牌大学，作一次学术讲座，谈谈动物的权利，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不难想像。古老枯燥的题目，味同嚼蜡的推理，有时间有礼貌有耐心而不退场的听众往往靠惯性撑到最后迫不得已鼓掌几下了事。但小说里的讲座就大不一样了。小说人物来迟了，讲座的前半截可以省略。演讲者科斯特洛一跑题，她那充满敌意的博士媳妇就不干了，立马开口提醒。演讲后，晚宴餐桌上的勾心斗角，更让读者感受到讲座所遗留的弥漫在头顶的硝烟。台前台后的这种种氛围，纯粹的学术讲座是无法涵盖的，小说则别擅胜场。

讨论动物维权，不用论文形式而用小说方式，库切大概别有深意。因为论文的语言多半是理性的语言，抽象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正是人类用来剥夺动物权利的语言。哲学家，如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莫不沿着一条思路往下走：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人类具有神性，动物具有物性”。这是人类任意屠宰动物的基本原理。可是，小说家科斯特洛认为，理性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倾向，怎么可以为了人的一己之私把它置于宇宙的中心来衡量一切呢?怎么可以用这个所谓的“理”来杀戮百万动物的“命”?

要理，不要命，人类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人类中了理性的毒。解毒药在哪里?

《动物的生命》于1999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该书采用了学术性读物的编写方法，将库切的两份叙事性的讲稿作为正文，同时也作为供各路学者从各自角度进行解读的文本，该书的引言和正文后的四篇文章所进行的学术性探究显然有助于读者在更广阔的思辨和知识的空间里认识库切的作品。J.M.库切是著名的小说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以往的作品呈现出反复建构的走向，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没有哪两部采用相同的创作手法。连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也让听众搞不清他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还是在朗读新完成的纯属虚构的短篇小说。很难想像一个具有如此诡异的创作走向的作家，居然会由衷地、像作品中的主人公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那样金刚怒目地，去发表一篇有关动物权利的宣言或谈话录。

或许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把《动物的生命》当做形式新颖的小说来读，而不必过分纠缠于作品中有关动物权利问题的争论。动物权利这个问题自然是现代西方的热点问题，也是敏感问题，库切的两份讲稿既然是以小说形式写下的，身为小说家，这个敏感问题可能只是一个切入点，被他利用来说明别的什么社会问题，或表现什么别样的人生经验。正像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动物的生命》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特定人群(文学界、知识界人士)彼此间的难以沟通。但相信这不是对这部作品唯一的解读途径。

库切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为主人公总共写了八份小说形式的讲稿，话题除了动物的生命，还包括现实主义、非洲的小说、非洲的人文学科、邪恶问题和爱欲等，最后构成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讲》一书(2003年出版)——一部风格独特、充满种种非小说甚至非文学因素的小说。

本书内容涉及人类学、动物学、哲学和宗教学，不同的知识背景共同营造了一个异常广阔的文学与学术交相辉映的天地，这对译者的知识结构无疑是一次挑战。匆匆译完，又从头改了一遍，仍觉得诡异的库切依然诡异，各种形式的解读和转译或许只能引起这位诺贝尔奖文学家的窃笑。

朱子仪

2005年11月1日于北语

讨论动物维权，不用论文形式而用小说方式，库切大概别有深意。因为论文的语言多半是理性的语言，抽象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正是人类用来剥夺动物权利的语言。

——赵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