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经济对我们有何重要意义？你是否属于创意阶层？在创意经济时代我们面临哪些挑战？本书分析了全球对于人才的新一轮争夺和随之而来的挑战——不仅美国，还有全世界，都在面临挑战。在创意经济的土地上，世界已在收成，中国刚刚播种，创意立国，中国不能输。

本书分析了全球对于人才的新一轮争夺和随之而来的挑战——不仅美国，还有全世界，都在面临挑战。第一部分追寻了创意经济兴起的足迹，明确了创意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第1章论述了对于人才的热情接纳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的经济成功依赖于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潜能的观点；第2章回顾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史，认为它是由对于人才和新思想的包容形成的。

第二部分论述了全球对于人才越来越激烈的争夺。第3章阐述了随着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提升，美国在创意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受到的威胁。这一章总结到，人才的全球化是创意经济的根本推动力。相比较生产力的其他因素而言，人才更容易流动，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去向；第4章按照创意阶层和一种新型的全球创新指数(依据科技、人才和宽容度)，对世界上的45个国家进行了评级；第4章观察了世界上的城市是如何提高它们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如何发挥它们自有人才的创意力的。最后，我们要说吸引或者夺走全球各地的创造性人才的是那些成功的城市本身，而不是它们所在的国家或设在那些城市里的公司。

有人说，新加入的竞争者很少能对已经根深蒂固的力量造成致命打击；致命伤几乎都是自己造成的。第三部分论述了在创意经济时代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创意经济的兴起加剧了美国社会阶层的对立，在地图上形成了一条经济和社会鸿沟。第5章说明了创意经济提高了经济的不平等性，它产生了巨大的地域差别，并且在领先的创新中心内部也产生了更大的不平等性。这一章还分析了高收入阶层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一些被称做创意经济时代副产品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经常和新经济体系相伴而来，当今的美国似乎仍不愿正视它们，而且没有认识到造成不平等的真正原因不是社会或道德问题。这种不平等实际上是来自于一种对人才创造潜能的浪费。

第6章总结全书，勾画出未来发展的步调，大体明确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培育人才的创造性能力，并能在创意经济时代中繁荣发展。毫无疑问，美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和转型能力。现在，这些能力将面临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考验。

引言 创意经济的兴起

第一部分 创意经济时代

 第1章 创意是关键

 第2章 开放的社会

第二部分 创意阶层的腾飞

 第3章 新的竞争者

 第4章 正在崛起的地区

第三部分 挑战

 第5章 创意阶层之战

 第6章 建立一个创意社会

附录A 全球创意系统

附录B 阶层划分

作者小传

大学的魅力：智慧和宽容

大学是创意经济的知识中心。很多科学、社会、创新领域内的优秀领导人都出自美国的名牌大学。但是我们对未来大学的观念却已经受到了限制。把大学看成是科学研究实验室的趋势在过去20年中越来越明显。没错，它们确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和技术实验室，而且成果卓著。但是除了实验室之外它们还有更多的作用。

大学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两个重要的因素：智慧和宽容。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它们也以强大的魅力吸引着世界上最出色、最聪明的人才来到美国。它们是创意经济时代的人才磁石。很大比例的高科技企业人才都来到这里的研究所就读，这些人才在硅谷、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以及研究三角区等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重要创意地区都至少有一所名校，不断把四面八方的顶尖人才都吸引过来。不幸的是，现在我们好像总是把外国人才培养完毕后再把他们送回国。正如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在硅谷举行的科技网创新峰会上所说的：“当你从期坦福大学毕业后，拿到科学或工程学的高级证书，我们就催你打道回府。其实我们本该在你的文凭中再夹上一张绿卡的。”

高等教育机构也是社区内的创新实体，它们把一个又一个城市向世界敞开。它们最能体现和提升一个地区的宽容度。大学会自然地呈现出多样性，不管是种族、社会经济或文化方面都是如此，它能够宽容各种观念、人和一些非主流的思想。

P144

全球人才的新一轮竞争

现在，全球各地对于创造型人才的竞争正在火热进行。大概有1.5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5％)居住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国家。拥有3 000万外国居民的美国是全球1/5移民的家园。但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分别达到18％和22％。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长期的经济优势在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竞争。

这种竞争来自于两种国家。一方面，具备经济优势，但人口持续缩减的国家正在全世界搜寻新型人才，尤其是要填补不断出现的高科技产业人才缺口。正如新西兰科学技术研究部部长彼得·豪德森(Pete Hodgson)最近向我解释的那样：“我们不再单纯地把移民当做补充人口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吸引人才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必须条件。”另一方面，很多新兴经济体像爱尔兰、印度、中国和韩国，都在不断重新寻回它们最出色的人才，甚至是争抢彼此的人才。

仔细观察国际统计数字就可以发现，美国已经在失去它的全球优势了。我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博士生爱尔尼·迪纳里(Irene Tinagli)一起，运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ILO)的资料比较了全世界大约45个国家的创意和竞争力提升措施。根据我们的估计，在有资料可寻的国家中，创意阶层人数在l亿～1.5亿之间。美国在全球创意阶层人才库中独占了20％一30％。虽然乍看起来美国可能占有优势，但创意人才在其他几个国家的劳动力构成中已经占据了比美国更大的比例。不要说什么世界领先，美国甚至连前5名都没有进入。

我们对ILO统计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之后看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11位。创意阶层在爱尔兰、比利时、澳大利亚和荷兰中占了劳动力总数的1/3左右；在另外6个国家中占劳动力的1/4左右，这6个国家是：新西兰、爱沙尼亚、英国、加拿大、芬兰和冰岛。更加让人吃惊的是，当我们把尺度稍为放宽、把技师也算进来之后，创意阶层的比例在8个国家中上升到40％以上，它们是：荷兰(47％)、瑞典(4296)、瑞士(42％)、丹麦(42％)、挪威(42％)、比利时(41％)、芬兰(41％)、德国(40％)。这样算来，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有超过总劳动力人数3096的人口在创意经济岗位上工作。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创意阶层在几个国家中的增长率非常惊人。新西兰从事创意工作的人数比例从1991年的19％上升到2002年的2796；而爱尔兰的创意阶层雇佣率在同期内几乎翻了一番，从劳动力总数的1996飙升到3496；新加坡的创意阶层则从1993年的1796增长到2002年的25％。

衡量世界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叫做全球创意力指数(Global Creativity Index)，即GCI。它根据经济增长中的科技、人才和耐受力来测算一个国家的创意性竞争能力。美国在这个指标的测算中排在第四位，落在瑞典、日本和芬兰之后。瑞士、丹麦、荷兰，甚至小小的冰岛，全都紧追不舍，而且差距很小。

在今天的经济中，创意力和竞争力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也就不难想像我们的GCI评级和其他几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结果是紧密相关的。芬兰排在第一位、美国第二位、中国台湾地区、丹麦和挪威紧随其后。这是200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项综合指数调查结果。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ehod)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1995年的创新指数报告中将美国排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根据波特的推算，到2005年，美国将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17个成员国中跌到第六位——落在日本、芬兰、瑞士、丹麦和瑞典之后。由科尔尼公司(A.T.Kearney)编制并刊登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的2004年全球指数将美国排在第七位，屈居爱尔兰、新加坡、瑞士、荷兰、芬兰和加拿大之后。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在由美国遗产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这项指数包括财政、政府政策到货币贸易政策的因素)中，美国第一次滑到前10名以外。其中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分数略有下降，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创意经济的竞争对手迎头赶上——瑞典、加拿大、芬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其他几个国家都表现不俗。

在统计中，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各个国家在争夺创造型人才，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创造型人才所选择的地区。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选择要去美国还是英国，瑞典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丹麦。他们是在比较硅谷和剑桥，斯德哥尔摩和范库弗峰，悉尼和哥本哈根。事实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在力图成为成功的创意中心，这使得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从20世纪好的方面来看，美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的城市属于世界上最开放，最令人震撼和经济最强健的地区。拥有超过100万居民的城市地区约50个，美国的人口聚居地提供了一系列的经济机遇和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从闹市区的全球金融中心、娱乐业到高生活质量社区的高技术园区，再到大型的制造业中心和喧嚣的大学城。但是那种正在重塑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全球化力量也正在作用于这些城市和地区，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精英人才都是具有很大流动性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根据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度来选择在哪个国家工作和生活。

美国的城市们现在正在面临着“全球人才磁石”和“全球科技园区”的双重威胁。人才磁石主要是些世界大都市，如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多伦多和范库弗峰、悉尼和墨尔本，它们宣称自己的移民比例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纽约、洛杉矶，并更加积极地争夺全世界的科技、企业和文化类创造型人才。全球的科技园区，像班加罗尔、特拉维夫、台北、上海、北京，都在招募外国的科技公司，改善高等教育体系，积极投资于研发，升华文化氛围和提高生活方式的程度。这些地方吸引着从硅谷和美国其他核心地区归来的人们，显著提高了它们留住本土人才的能力，从而也成为了一块地域性的磁石。

美国的终结

如果我们在经济中(尤其是一些核心创造领域)不是那么依赖于外国人才，那么所有这一切也许还不会使美国如此左右为难。但如果没有这些人才，美国的高科技发动机就会停摆。在美国已经有几乎1/4的科学家和工程师、40％的工科教授，以及超过半数的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拥有外国国籍。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斯·普莱维特(Kenneth Prewitt)说：“美国将愈加依赖于这些‘置换人口’。年轻的外国人才涌入可以填补我们的劳动力缺口，提供关键技术，培育新兴产业。”但这恐怕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了，因为如今美国正不断给这些人才的进入设置障碍。一些人认为，人才流失即将出现。

学生是全球人才流动方向的一个主要指标。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国家和地区必然有一些独到之处，所以不仅能留住学生并让他们占据重要职位，而且也能吸引其他领域的外国科学家、研究人员、发明家和企业家等人才。年复一年，全球的学生蜂拥来到美国，接受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根据国际教育协会(一个颁发富布莱特法案基金奖学金的机构)的统计，仅2002～2003一个学年，就有大约585000名外国学生就读于美国的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学院。这个数字在1969年仅为不到50000人。同年，国际教育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129亿美元的收益。1999年，竞争委员会警告说，美国没能把名牌大学的国际留学生留在自己的高科技人才市场中。2003年，美国对学生签证的颁发数量继2002年下降了20％之后，又降低了8％。从1952年政府开始追踪学生的统计学人数以来，这两次都可算是很大幅的下跌。而且在2003年学生签证的拒签率已达到了35％，突破了2002年创下的34％的记录。根据研究生院委员会2004.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国际留学生2004年秋季的入学申请在90％的研究院都有大幅下降。平均下降率约为l/3，而且也没有很快好转的迹象。教育监测服务中心发现，2004学年参加GRE考试申请留学的外国学生比2003学年减少了l/3。

外国学生在美国学习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被许多医科学生采用的文化交流签证的拒签率从2001年的5.1％上升到2003年的7.8％。被拒签的学生比例))k2001年的27.6％上升到2003年的35.2％。国家科学院副主席詹姆斯.朗格James Langer)在2004年5月美国科学技术核心成员理事会的一次午餐会上明确发表了对外国留学生人数下降的看法,来自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留学生对美国主要研究生院的申请已经下降了30％，甚至更多，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学生去了其他地方继续进修。很多国际科学组织，如国际理论及应用物理联合会，都拒绝在美国举行会议”，朗格总结道，“简言之，美国科学正在被其他国家孤立”。

或许控制外来移民可以让本国人才在尖端研究项目和探索领域脱颖而出。美国拥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但根本不足以满足这个国家充满活力的经济需求。例如在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工程被迫放弃，就是因为这所大学无法根据新的安全规定找到足够数量合适的非外籍研究生。

其他国家充分利用了美国的这种对外国人才价值的明显忽视。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获取顶尖人才的好机会。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所吸收学生的总数已经比美国多了10万名左右。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主要大学宣称，它们目前的申请者是历来最优秀的，其中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示他们更愿申请到这些国家，而不是美国就读。

学生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2003年的移民总数下降了34％。是1953年以来最严重的跌幅。虽然在2000～2004年，美国移民人数增加了425万，但根据移民调查中心的一项详尽分析，移民比率在2000年到达高峰后显著地下降了。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是相当可观的。根据产业联盟协会2004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两年的时间里，签证的延误给美国企业造成了300亿美元的损失。14l家受调查公司中有近3/4的公司做出了回复，报告指出，从2002年以来在处理商业签证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难题，对每家公司造成的平均财务影响约合100万美元。

从高科技到娱乐业，美国几乎每一个主要产业都感觉到了那些看似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所带来的反作用。摇滚歌手凯特·史蒂文(Cat Steven)(现名优素福·伊斯兰(Yusuf Islam))让飞机突然转向的事情登上了国际头条，也使美国成为世界笑柄。但是其实这还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比这严重的多。越来越多的外国著名音乐家，从声名卓著的歌剧演唱家到风格凌厉的电子乐乐手，纷纷因为签证被拒或者在进入美国遭遇到刁难而被迫取消美国之行。按说这本身并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请想想这种事对美国艺术家的影响，再想想它对能够带来数10亿美元的音乐产业的影响。

几十年以来，美国的音乐产业一直都是全世界的典范。从加拉加斯到伊斯坦布尔，美国艺术家的歌曲出现在各地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它们是世界流行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哈佛的约瑟夫·奈耶(Joseph Nye)所说的“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美国音乐产业的利润相当丰厚。美国音乐的发展之所以会如此之活跃'.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善于吸收和融合其他国家的音乐。美国的嬉哈乐融合了加勒比海的瑞格舞曲调和印度音乐的打击节拍，摇滚音乐人用上德国的工业仪器，这些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对于美国的艺术家和爱好者来说，看不到外国乐队的巡回演出就好像计算机产业无法获得最新的芯片一样，会严重削弱产业的竞争优势。

我们不断增加的限制反而在破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Kofi Annan)、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费萨尔亲王(Prince SaudFaisal)，还有很多外国的政界、商界要人都曾在美国大学就读。正如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学的约翰·佩登(John Paden)教授和布鲁金斯学院的彼得·圣吉(Peter Singer)所写到的：“因为曾经在美国学习过的关系，很多外国领导人和美国建立了紧密的纽带，这为日后他们在事业中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安全也因此获益良多。”但是他接下来说道：“不幸的是，华盛顿当前的本土安全政策因为受到反恐法规和行政指令的影响，破坏并伤害了美国的周边外交。”全世界都对美国当前增加签证限制、收紧移民政策的做法不满。

自由进出美国的人流创造了有力的互惠效益，既增加了外国国籍人口的经济机会，又为美国社会创造了财富，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做出了贡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系统学院的主任阿纳利·萨克西宁(Annalee Saxenian)说：这不是人才的流失，而是一种人才循环，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贸易专家加迪什·哈维迪(Jagdish：Bhagwati)认为，自由的国际移民可以为全球经济提供巨大的好处。又如《经济学人》杂志对于这一专题的调查报告所说：“和自由移民对于世界的潜在经济利益影响相比，就连打破贸易壁垒这一成就也要相形见绌。”当前美国这种日益趋于加强限制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失去人才循环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如果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更会深有感触。如果Sun软件系统的共同创始人和风险投资专家、资助了许多大投资公司的维诺德·科斯拉(Vinod：Khosla)一直呆在印度的话今天会是怎么样?如果Google的瑟吉·布林(Sergey Brin)决定将他的企业才能运用在欧洲的话，那么世界又会如何?这些人的创造性才能影响着这个产业的运行轨道；他们的成就和商业才干建立了新公司和产业，并重塑了现有的公司。对于单一公司的竞争力排名结果和上面提到的国家指数也是相吻合的。例如，根据商业周刊2004年的技术信息类100强排名，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25家高科技公司中仅有6家是属于美国，而14家属于亚洲。即使是面对着全球不断升温的人才争夺，我们仍决定要拒绝他们，哪怕他们是维诺德·科斯拉或瑟吉·布林那样的人才吗?

我们最近这种满怀戒备的政策已经逼走了美国一些重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干细胞研究领域的先锋罗格·彼得森(RogerPedersen)离开了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来到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在那里，高水平的研究得到了政府的资助，这和布什内阁禁止联邦政府对于干细胞研究进行资助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不幸的是，彼得森的离开可能还只是开了个头。我听过、见过不下百位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已经在准备离开美国，寻找更好的机会。他们认为最好能够居住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美国对于科学、文化或经济事务的开放性的降低不仅让外国人退避三舍，现在连美国人民自己也改变了对于美国的看法。

孤立地看，上面这些事实没有一个会真正影响美国的未来。虽然出现了前面的种种情况，它仍是一个拥有多元化优势的文化和经济强国。尽管如此，这些数据仍描绘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一个国家任由自己在人才和创意力方面所具有的长期优势不断消退。再结合对于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的气候，美国逐渐失去对于世界最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眼前的挑战

美国今天正面临着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严肃的挑战。挑战也许来自于年轻一代。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不再是商业、服务和资本的流动，而是对于人才的争夺。通过吸引人才的能力大小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是否充满活力、是否目光敏锐。全球性的新兴创意经济中心可以迅速窜升；已成型的实体也可能突然失去它原有的地位。这是一个敞开式的游戏，地盘每天都要重新划分。

企业总是想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但在今天，企业不是吸引人才去它们已经建成了的公司上班，而是根据人才的聚集地来选择厂址。根据2004年《经济学人》杂志的一项对于104家领先跨国公司的调查，人才是全球创新的一块“最大的磁石”。回忆一下，奥斯汀或西雅图那些地区是怎样在一夜之间成为美国的焦点的。在世界各地，同样的情景也在时时上演。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工作找人”的现象出现在从都柏林到惠灵顿的全球各个中心地区。所以说，对美国经济来说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把创造型人才拒于千里之外。

当然，美国不应完全依赖于引进大量的外国人才来满足自己的经济创新需求。它必须同时巩固自己的本土人才队伍。很多人都说我们需要让劳动者准备好迎接来自全球的经济竞争，并给我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虽然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但这种需要本身却并非关键之所在。美国的政治团体以及整个领导阶层都需要更好地理解创意经济的真正内涵，而不仅仅是要求更好的教室或对于劳动者的再教育。

问题的根本在于，地位不断提升的创意型经济正在加剧经济的不平等，引燃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气氛。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需要更多更好的数学和文科课程，或是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需要更多培训和就业机会以更加平稳地适应全球经济的转型。尽管所有的这一切也都确实是必须的，但在这些看似各不相关的表面现象之下，共同的症结在于：阶层划分的强化。我们的社会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虽然我们国家大约有30％的劳动力能够将其能力运用在创造性工作中并借此谋生，但是还有剩下的70％的人在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和生产行业中苦苦挣扎着。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中都是如此。

更糟的是，一方面，成群的普通人想要突破那个阶层，不惜花重金获得城市的居住权；另一方面，许多收入颇丰的首席执行官和华尔街的获利者们在郊区建立了华丽的豪宅。处在中间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因为他们对于这些精英阶层的日益加深的不满而团结在一起。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否属实，这种印象本身就毒害了政治空气，激起了一种对政治制度的焦虑和反作用，让美国无法在这个创新的时代发挥出全部的经济潜能。

创意经济的地区不平衡性(一些国家的创意阶层得到了不成比例的优厚待遇)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在那些高度创新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和西雅图，经济的不平等性比美国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城市的住房价格飞涨，中等阶层和普通工薪阶层根本负担不起。这样就形成了又一个阶层划分：拥有房产者和买不起房者。夹在中间的是一些年轻，但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创造型人才，他们是城市长期发展所必须的人才。

有趣的是，虽然越来越多的公众将注意力的焦点转向红蓝美国的文化冲突和政治对立上来，困扰我们很深的经济对峙却反而因为太复杂、问题太严重，连提出来都不可能。但是这个社会阶层问题实在是太深刻了，没有办法眼不见为净，我们很快就会不得不正式解决它。

我们以前也看到过这种分歧，每个社会中都有。产业经济的兴起一方面提升了整体的科技水平、生产力和财富，另一方面也将我们的社会划分为两个阶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如同罗斯福新政那样大手笔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刺激美国的产业机制，让普通工作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让他们能够购买高级住房，用得起汽车和家电，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迅速提升地位。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其创造性的价值。如果我们只依赖劳动力中那30％或40％的人的创造能力，而对剩下的70％置之不理，我们就不可能繁荣兴盛。所以说，我们必须努力形成适当的机制和政策，构筑一个创意社会，缓和创意经济所带来的紧张氛围。从创造型经济生产向创意型社会结构过渡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沿用我们政府一贯的老方法，公共部门无法独立解决它们，单靠市场也无法做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相比之下就连地IX'陛学院、公共学校体系、退伍军人法、国家研发投资创新提案，甚至是新政，都显得微不足道。这种努力需要集合各方的力量——商业部门、政府部门、市政部门、大学，但特别需要的是普通民众，他们是整个国家总体力量的根本源泉。

这些工作对于创意经济时代来说，就如同建桥修路一般，是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可我们在这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呢?面对着这场可能是上百年来最惨烈的全球竞争厮杀，我们的领导者为什么好像全无头绪呢?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我们究竟应该根据时代要求而建立起怎样的教育和革新体制呢?我们应帮助民众做出怎样的准备?尤其是那70％的人口，他们现在几乎得不到任何发展机会，这才造成了当今全球经济的不安全状况。

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了全球对于人才的新一轮争夺和随之而来的挑战——不仅美国，还有全世界，都在面临挑战。第一部分追寻了创意经济兴起的足迹，明确了创意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第1章论述了对于人才的热情接纳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的经济成功依赖于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潜能的观点；第2章回顾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史，认为它是由对于人才和新思想的包容形成的。

第二部分论述了全球对于人才越来越激烈的争夺。第3章阐述了随着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提升，美国在创意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受到的威胁。这一章总结到，人才的全球化是创意经济的根本推动力。相比较生产力的其他因素而言，人才更容易流动，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去向；第4章按照创意阶层和一种新型的全球创新指数(依据科技、人才和宽容度)，对世界上的45个国家进行了评级；第4章观察了世界上的城市是如何提高它们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如何发挥它们自有人才的创意力的。最后，我们要说吸引或者夺走全球各地的创造性人才的是那些成功的城市本身，而不是它们所在的国家或设在那些城市里的公司。

有人说，新加入的竞争者很少能对已经根深蒂固的力量造成致命打击；致命伤几乎都是自己造成的。第三部分论述了在创意经济时代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创意经济的兴起加剧了美国社会阶层的对立，在地图上形成了一条经济和社会鸿沟。第5章说明了创意经济提高了经济的不平等性，它产生了巨大的地域差别，并且在领先的创新中心内部也产生了更大的不平等性。这一章还分析了高收入阶层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一些被称做创意经济时代副产品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经常和新经济体系相伴而来，当今的美国似乎仍不愿正视它们，而且没有认识到造成不平等的真正原因不是社会或道德问题。这种不平等实际上是来自于一种对人才创造潜能的浪费。

第6章总结全书，勾画出未来发展的步调，大体明确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培育人才的创造性能力，并能在创意经济时代中繁荣发展。毫无疑问，美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和转型能力。现在，这些能力将面临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