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三书(《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是张中行先生的代表作，有“当代的《世说新语》”之誉。作者以行云流水、自然冲淡之笔，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本书据1997年第7次重印本重新排校而出版。全书计60则“琐话”，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老北京、老北大而展开，充满其间的是文化内涵。该书从章太炎起，一直记到“刘舅爷”，庆珍，韩世昌。这其间自然是中行先生一人笔下所至，虽然大有选择，毕竟又带着“偶然性”，从哪一角度说也绝不“系统”“全面”；然而那一时代时期所生的人，人物，人才，又分明勾勒出一个小小的侧影来。作者坦言，他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

这是一本随笔性质的书。作者取晒太阳时闲话之义，于八十年代前期著文，写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六十余篇，于1986年出版。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以后，国内外报刊如《读书》、《博览群书》、《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今晚报》、《青年报》，香港《大公报》、《东方文化》等，曾发表多篇评介文章，认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描画“逝者如斯”而寓悲悯人之怀，惜古怜今之趣，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近年所罕见。书早已售罄，现重印，除改正误字外，并增周汝昌先生长跋一篇。

序(吕冀平)

一 小引

二 章太炎

三 黄晦闻

四 马幼渔

五 马一浮

六 邓之诚

七 林宰平

八 熊十力

九 马叙伦

一零 胡博士

一一 苦雨斋一二

一二 刘半农

一三 刘叔雅

一四 朱自清

一五 温源宁

一六 杨丙辰

一七 顾羡季

一八 周叔迦

一九 魏建功

二零 废名

二一 孙以悌

二二 叶恭绰

二三 张伯驹

二四 红楼点滴一

二五 红楼点滴二

二六 红楼点滴三

二七 红楼点滴四

二八 红楼点滴五

二九 沙滩的住

三零 沙滩的吃

三一 归懋仪

三二 张纶英

三三 三(苹)香

三四 玉并女史

三五 庆珍

三六 王门汲碎

三七 刘舅爷

三八 张效彬

三九 邓念观

四零 魏善忱

四一 金禹民

四二 刘佛谛

四三 银闸人物

四四 东谢西谢

四五 家乡三李

四六 崇效寺

四七 广化寺

四八 香冢

四九 鬼市

五零 宫闱手迹

五一 名迹捉影

五二 圆明园劫灰

五三 神异拾零

五四 中国旅行剧团

五五 韩世昌

五六 余派遗音

五七 东安市场

五八 由旧书想起的

五九 砚田肥瘠

六零 信而好古之类

六一 早期的烤肉

六二 大酒缸

六三 东来顺

六四 尾声

骥尾篇(周汝昌)

再版说明

    二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馀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人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P3-P4

    序(吕冀平)

中行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交往三十年，每相聚，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自以为相知不可谓泛泛。然而直到读了《负暄琐话》之后，我才仿佛看到了他的更深的一面。他博极群书，中土之外兼及西方，尤其在哲学方面，青年时期曾下大力气做过深入的探索；兴趣广泛，兴趣凡金石书画、文物骨董等等，都有过非同一般的钻研；他身历几个时代，备尝生途的艰辛。因此听他评说世事，谈论古今，臧否人物，总是使我开眼界，受启迪，深深地叹服。不过，由于他出语冷峻，难得流露感情，我又一直觉得他只是在客观地，甚至是漠然地剖析这个大千世界，而从不为这个世界所动。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的观察家，一个宁静的学者。三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与工作(严格说来这工作并非他真正的专业)相联系的著述之外，没有写过他应该写的东西。我常常想，这可能就同他的“漠然”有关吧？现在，《琐话》纠正了我这个想法。记得刘知几说过，知人论世要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这可以算是至理名言。其实不光是搞史，做任何学问都不能缺少这些条件。但是《琐话》的出现使我感到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情”—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是一种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即使是卓荦超群之士，他的才、学、识也将蒙上灰尘。看来中行先生并未忘情，他被这动力推着，在古稀之年还孜孜矻矻手不停书，面对人间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琐话”六十余则，以谈人物为主。人物中有赫赫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可入现代的《世说新语》。通篇思想之淳厚，文字之精美，不需要我来赞一辞。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地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中行先生说他的《琐话》是当作诗和史来写的，这种苦味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十多年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单颜色的，而且是剑拔弩张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近几年大有好转，但是平心而论，朴实清淡，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咀嚼，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上的教益和艺术欣赏上的享受的文章，毕竟还嫌太少。我们相信，《琐话》将会使读者得到这两方面的满足。

承中行先生惠寄原稿，使我有幸先睹为快。先生并嘱为序，我不揣谫陋，谨述感受如上。

             1985年8月10日

    驥尾篇(周汝昌)

自一九七三年目坏以后，读书二字与我缘分殆尽，耳闻有很多好书出来了，自叹福薄，徒有过屠兴嚼之感而已。申行先生的《负暄琐话》送来了，我却破例而借双重放大镜的神力拜诵起来。所因何故？世上的事未必自己全说得清，横竖其中定有道理存焉。读时，感想很多，也颇有记之纸笔的念头；杂事纷繁，百端楔入，这些感想十忘七八。这自然也不值得可惜。可是如今这本书要重版了，我的那点儿记之纸笔的念头又重新泛起。于是决意在《琐话》卷末说几句琐话之琐话。

我自少时不知用功，无书时叫苦抱怨没书读；有书了却又不肯读，大抵翻翻而已。这就是造成自己不学无术的基本原由。但是喜好杂览，“尤好乙部书”。而“乙部”中的正史又不肯认真读，因为嫌它们大道貌岸然，我喜欢读的则是官书以外的“野史”。为什么？自然又是不必自己说清理由，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野史所记的，又大抵是史官翰林们所不屑、不肯、不敢记的，所以爱读。你想，一个只读这种“闲书”的人，怎么会能从不学之境得到超升呢？然而我至今亦不甚悔，还是认为野史价值最大，有心之士给我们留点儿野史太宝贵了，只恨他们人数还太少，笔又太懒，览之易尽。

我的这种愚见，自知未必合平时宜，合乎高级理论。有一个事例，很是耐人寻味。一九八○年参加国际红会，我写了一篇三万言的论文，考索《红楼梦》八十回后伕去与增出假尾巴是有政治背景的，也是与纂修《四库全书》的事情有关联的。台湾专家潘重规先生对我说：“昨天下午刚到，匆匆吃了一点晚饭，略浣风尘，就在一堆论文中先取尊作拜读——一口气直读到午夜，这才就寝。您引的那些材料，我其实也都见过看过，只是没能悟及这层道理……”言下十分赞许这种研究的方法与结论。后来，国內某学刊登出了一篇批评拙作的鸿文，说我对高鹗是“罗织”，这是“左”的思想[！]，而所引来作说的依据，全部是随笔、杂记之类，没有一则是“正经资料”。天哪！清代官书正史竟会纪录下关于《红楼梦》的真情内幕，让我有可引之资，岂非“海内奇谈”？！那篇大文的撰者是某地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人员，竟然公开谈出他对野史笔记乙部书的估价态度，这是最“当代”、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事例。我因此疑问：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运动冲击了旧思想，“野史小说”类身价算是提上去了；笔记杂著类的“野史”的真价值真意义，谁是撑腰杆、发宣言的人士？深愧寡陋，我就举不出来了。

眼下，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盛极一时。像《琐话》这种文学，想来不一定能蒙相提并论，但也就沾点边儿沾点儿光了吧。因为《琐话》主要內容是记人，大大小小，三十多位。从章太炎起，一直记到“刘舅爷”，庆珍，韩世昌。这其间自然是中行先生一人笔下所至，虽然大有选择，毕竟又带着“偶然性”，从哪一角度说也绝不“系统”“全面”；然而那一时代时期所生的人，人物，人才，又分明勾勒出一个小小的侧影来。这个时代时期是不凡的，从那以后，相较而观，又出了多少堪与俦匹的人，人物，人才？学者如是，艺术家也如是。自己不长进，一定要骂倒祖宗才算为自己增光。前人的成就与不可及处，我们远远跟不上，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不是讲科学态度吗？他们有“局限”，难道我们没有吗？他们有可笑之处，我们更多些吧？

我们这个民族天生就是一种怪脾气：重人主义。太史公一部书开辟鸿濛，创立了“传记文学”，无比重要。史是什么？是事——其实更是人，因为事也是人的事，人做的事。归根结底是人。雁过留声，人过留传。目今莫诧异“传记”与类似性的文学兴旺；这看起来与海外风气有关，实际是太史公所显示的那个中华民族的“脾气”。本书內列有《胡博士》一文，胡先生最重传记，现今台湾有《传记文学》专门期刊，那还是来自他的倡导。人，中国人，有一点儿“历史癖”，算不得一种罪状或必须改造的恶性，也不必将此“癖”让与胡博士独擅其美。

然后，就是怎样记人的问题。

怎样记人传人？答曰，应该用诗。

本书文体是散文，但其体裁之深处却隐着浓郁的诗。中行先生的“小引”一节，开卷就体现了此一要义。

诗，不仅仅是五言七言，平平仄仄。它有独特的质素和性能。文境之高处未有不是诗者。这与史能“结合”吗？太史公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的劣史，为什么总跟不上司马迁？就是因为笔下无诗。这件事说起来更麻烦，实非此处所当赘论。如今只能表明，申行先生说《琐话》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申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那会所失恐怕更大，未可知矣也。

书内记下了北京的点点滴滴，充满其间的是文化内涵，而不是什么“闲情逸致”“思古幽情”。这种文化之至美，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为的原故，已然和还在一步步地消亡。年青一代，话及此义，瞠目茫然，莫说领略，根本不能听懂这都是说的什么。这是堪忧的。一个伟大民族创造的这种美，如果没有了，这个民族将是什么样子？我是想象不出的。

中行先生是深爱民族文化的人，他自己的素养很高，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什么“花哨”，而实际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没有工夫的办不到。他的文，不像老年人，生气流动，精光内蕴，不同于枯寂沉闷的一般死笔呆文字。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馀。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年青人来了解、理解、体会、体贴年老的人，其事实难。中行先生的话，都不是漫然无谓的，看似平常，却是得来匪易。他的一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受到感动，而不免暗想：张老的那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不知读者当中果有几分之几的人真能领略？想到此处，我确实不能撒谎，说自己不曾有感伤之情。

《小引》重要，《尾声》也不次要。他提出的“选境论”，值得艺术理论研究专家们写一部大书来探讨它，何其伟哉！一册不太大的“笔记野史闲书”，含有如此重要的关学哲理问题，不见此书，谁其信之？

我写了这么多话，对书中六十多篇文章的具体內容却一字未及，真可谓“闲话多说”了。我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此刻事情使我不能再多写下去。我还想与中行先生和出版社同志约好：等不久三次重印时，留点空地，我将再续“骥尾篇”。

敬赋七律一首，以为此文结末：

  甘苦相交橄榄芳

  负暄促膝味偏长

  传神手擅三毫颊

  掩泪心藏一辦香

  笔洁诵诗还读史

  格高芟莠只存稂

  好书自展风前页

  忽睹微名喜附骧[注]

第四句：中行先生自题此书绝句云：“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销掩泪时。”又本书第十七则记先师顾羡季先生，览之怆然，此句之兼义也。

第七、八句：初得此书，方展阅，好风微拂，为开一页，视之，适有贱名在焉，不禁欣愧交加矣。

              戊辰中秋佳节拜书于茂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