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社会教化研究著作，以问题的形式对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进行深层次的多维透视，力图通过揭示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建构、实践运作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以彰显中国“千秋教化”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001＼前言

001＼第一章 中国社会教化思想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审视

OD1＼第一节 先秦多元教化思想的生成

002＼  一、儒家教化说

004＼  二、墨家教化说

005＼  三、法家教化说

007＼  四、道家教化说

009＼第二节 教化权力之争与儒家教化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

009＼  一、教化权力之争及其嬗变：从“以法为教”到“无为而治”

012＼  二、董仲舒与儒家主流教化思想的确立

015＼  三、“三教”融合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019＼第三节儒家教化思想的学术旨趣及其特征

019＼  一、道德本性与儒家教化的人性论依据

022＼  二、社会控制与儒家教化的伦理政治诉求

026＼  三、多维辐射与儒家教化的组织运行系统

039＼第二章社会教化政策的价值导向

039＼第一节社会教化政策和模式的奠定

039＼  一、“独尊儒术”社会教化政策的形成

044＼  二、儒学社会教化模式的奠定

046＼第二节社会教化政策的衍化与调适

047＼  一、儒学式微及其教化模式的衰败

050＼  二、隋唐两代的统治策略及其社会教化政策

055＼  三、宋辽金元的社会教化政策

056＼第三节社会教化政策的巩固与加强

056＼  一、明中前期儒学统治地位的重建

060＼  二、清朝崇儒重道的社会教化政策

065＼第三章学校：教化的本源

065＼第一节“教化以学校为本”：官学与社会教化

065＼  一、儒学的官学化与汉代学校制度的建立

068＼  二、知识与教化：唐代官学的双重功能

072＼  三、宋代地方官学的繁荣与儒学的传播

075＼  四、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学与基层社会教化

081＼第二节社学与乡村社会教化

081＼  一、“正风俗，扶世教”——社学的目的

084＼  二、“导民向善”——作为社学主办者的地方官

088＼  三、道德教化——社学的教学活动

091＼  四、社学与“化外”地区之教化

095＼第三节 对乡俗教化的关注：书院的社会教化活动

096＼  一、书院的官学化与大众化趋势

100＼  二、书院与地方社会教化

109＼第四章家规族法、乡约与社会教化

109＼第一节家规族法：面向族人的教化

110＼  一、从家训到家规：宋、元以前的家规族法

115＼  二、族人的规训：明清时期的家规族法

123＼  三、明清家规族法对妇女与儿童的教化

129＼  四、关于家规族法中教化权力的讨论

133＼第二节 乡约：面向乡民的教化

134＼  一、宋代乡约：教化之儒的社会理想

137＼  二、明代乡约：官方教化权力的逐渐渗透

145＼  三、清代乡约与基层社会教化

151＼第五章社会教化的民间载体：日常读物

151＼第一节 中国传统日常读物的演化及其特点

151＼  一、日常读物的产生与演化

154＼  二、日常读物的特点

157＼第二节 日常读物中的教化意蕴(上)

157＼  一、蒙学读物中的教化——“圣人之教”泽及乡野

172＼  二、家训中的教化——子孙立身治家的根本

180＼  三、女子读物中的教化——男尊女卑，三从四德

191＼第三节 日常读物中的教化意蕴(下)

19l＼  一、劝善书中的教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202＼  二、圣谕与政治教化

212＼  三、其他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

214＼  四、余论

216＼第六章通俗文学中的教化世界

217＼第一节 变文讲唱与社会教化

218＼  一、三教论衡与变文讲唱的兴起

219＼  二、变文的内容之一：对佛教教义的宣传

223＼  三、变文讲唱中的儒教思想

226＼第二节 说唱文学：“智俗共喻”的教化方式

227＼  一、唐代通俗说唱与儒教思想的传播

229＼  二、说书：通俗易懂的“垂戒”故事

234＼  三、词话：“至情至理”的“常言俗语”

242＼第三节 戏剧：“人情”与“名教”的融合

243＼  一、乡村戏剧与乡村社会秩序

249＼  二、“赞圣道，辅王化”的宗族戏剧

254＼  三、市场戏剧的教化功能

259＼第四节通俗小说：儒释道外的“第四教”

260＼  一、宋元话本小说：儒学价值观的通俗化

263＼  二、明代的通俗小说：“触里耳而振恒心”

269＼  三、清代的通俗小说与下层社会道德教化

275＼第七章地方士绅的社会教化理想与实践

275＼第一节 转向地方事务：士绅的教化理想

276＼  一、早期的儒士与地方社会教化

278＼  二、后期地方士绅的身份获得与地位

281＼  三、选择在地方社会从事教化活动

284＼第二节 士绅教化活动的类型、内容与功能

284＼  一、宗族内部的教化事业

289＼  二、以地方士子为对象的教化行动

294＼  三、面向民间社会的教化行动

299＼第三节 士绅教化活动的社会谱系与紧张

300＼  一、士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教化合作与冲突

305＼  二、教化理想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

309＼  三、精英士绅之间的教化权力争夺

314＼第八章 宗教与教化——以佛、道为中心的考察

315＼第一节兴佛以救世的“法门”

315＼  一、走向度化之路的思想本性

317＼  二、传扬佛法的策略

323＼  三、多元的宣教路径

334＼第二节 弘道以利生的“津梁”

335＼  一、教化关怀的思想本源

336＼  二、精心构划的传道方略

343＼  三、践行不辍的“行道之术”

350＼第三节佛与道：教化中的复杂关联

350＼  一、激烈的教化权力争夺

355＼  二、若明若暗的相互吸收与融合

357＼  三、强化儒家教化的一对同盟

366＼第九章 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嬗变

366＼第一节传统教化的解构

367＼  一、社会变迁与传统教化结构的异动

369＼  二、西学知识的扩张及其对传统教化旨趣的消解

373＼  三、连环冲击波与儒家教化体系的终结

376＼第二节现代性教化的兴起

376＼  一、“新国民”意识与“开民智”观念的涌动

380＼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性教化的生成

387＼主要参考文献

398＼后记

儒家教化思想可溯源至西周的周公姬旦，他最早从夏、商覆灭中总结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①的历史教训；强调为政者须“敬德”、“保民”、“往敬用治”②；要求将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灌注于国家的实际治理之中，期望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社会各阶层能结合“成一道德之团体”@。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诸侯势力日益强大，周王权走向衰弱乃势所必然，曾经引领社会风尚的礼乐文明亦日趋没落。

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首倡以“仁”说为核心、以重建“周礼”为社会理想的儒学教化理论。他向往西周盛世，主张“克己复礼”，但所欲恢复的并非原封不动的周礼，而是有所损益，注入“仁”的精神之周礼，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肯定了西周以来的宗法血缘传统，声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⑨他赞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但又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并进而表示要“泛爱众”，力图以独具特色的“仁爱”道德学说来变革世道人心，以实现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理想社会化境。⑥在他看来，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良好的道德教化必然使社会净化，民心悦服。他把“君子之德”比作风，“小人之德”比作草，称“草上之风，必偃”⑦。

紧扣着民心向背，孟子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仁”教学说。一方面，孟子认识到教化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⑧即是说，得民心的关键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要。因此，主张“制民之产”，乐其所欲；强调广施“仁政”，乃是教化成功与否的基本前提。事实上，这也是孔子“富”而“教”的精义所在。另一方面，吃饱了饭不等于就自动提高了道德水平；相反，孟子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强调圣人正是有忧于此，故而才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之教。④然而，要真正赢得民心，孟子认为，还得善于教化。从教的角度讲，固然要不断提高和练达施教者的教学艺术，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受教者的内在道德需求。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仁、义、礼、智的四个“善端”，强调这些“善端”恰恰是实施人伦教化的内在依据，以为施教者只要“扩而充之”，推己及人，并进而兼济天下，便能达到理想的社会治境。

与孟子相比，荀子同样看到人的复杂欲求，并进而认为这种欲求永无止境，若不以“礼义”规范进行合理的调节，人永无向善之可能。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④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孟子所说的“善端”，人只是一个欲壑无穷的有机体，只有藉圣王所作的“礼义”、“法度”之教化，方能“化性起伪”，改变．人的恶之本性。与孟子动辄“寡欲”说教不同，也与后儒的“穷天理，灭人欲”迥异，荀子主张正视人的合理欲求，以“礼义”为准则进行理性的疏导与控制。他说：“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④他相信礼义教化具有整齐民心而使之归服的作用，称：“礼义教化，是齐之也。”④不过，要真正做到教化民心并达致良风美俗之境界，荀子认为，还需要刑法的相互配合，综合治理，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⑤很显然，作为儒家教化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法家的思想因素。 P002-003

中国社会教化是一个尚待深入开掘的处女地。虽然前人和时贤都对该领域做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如：吴学信编著《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詹世友著《道德教化与经济时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但至今仍缺少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社会教化研究著作。经过多年积累与反复斟酌，本书尝试以问题的形式对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进行深层次的多维透视，力图通过揭示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建构、实践运作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以彰显中国“千秋教化”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中国社会教化思想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审视。本章从中国先秦多元教化思想的生成入手，扼要阐述了儒、墨、法、道诸家的教化学说，指出它们各自理论建构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旨趣。继而转入“教化权力之争”，探讨了“统一”后大秦帝国的教化运作，分析了法家“以法为教”与道家“无为而治”的历史嬗替，重点考察和突出了董仲舒对儒家教化思想确立为主流地位的理论贡献；并以儒、佛、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为视点，展示了儒家教化思想在宋明时期的理论深化与逻辑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透析了儒家教化思想的学术旨趣及其特征。不仅探讨了其复杂的人性论依据，指出其道德本性论的学术共性；而且以“社会控制”论的社会学视角，深入剖析了儒家教化的独特的伦理政治诉求，指出其道德政治化、法律礼教化乃至儒家化的政治理想，都要求教化者本身必须首先受教化。虽然很少有人达至儒家所期望的“内圣外王”境界，但这一崇高的人格理想确实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普遍的“化民成俗”的影响。其深层原由，除了契合小农封建经济和大一统政治需要外，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一整套以学校和非学校所构筑的动态交叉网络之严密组织运行系统，本章对此作了全方位的理论审视。

第二章，社会教化政策的价值导向。本章侧重对中国封建社会教化政策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导向作宏观分析。为维护“大一统”，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训，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奠定了以儒治国的社会教化政策，并进而建立了包括设官、察举、设学等形式在内的社会教化模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佛、道各种思想的萌生、滋长和社会剧烈动荡，加之汉末以来儒学在讲经、传经过程中日趋教条化、宗教化和神学化，其“定于一尊”的局面遂被打破，汉代所奠定的教化模式也彻底瓦解。隋统一天下后，调整了有关社会教化政策，唐建国后更是吸取隋亡教训，“守成以文”，尊崇儒学，兼采佛、道，继承并发展了隋有益于统治的教化政策，使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排斥与冲突过程中，也相互吸收、会通和融合。这不仅为有唐一代社会教化的推行与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整合社会、维护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实际成效；而且其三教并用的社会教化政策也为宋元两代所效仿。其后，历时达500余年的明清两代为维护其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更是采取一系列强化社会教化的政策，如尊崇孔子，推崇儒学经典，重用儒士等，使得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教化政策得以全面巩固与加强。

第三章，学校：教化的本源。本章主要探讨官学、社学、书院等组织性和目的性较强的学校系统(组织)与社会教化的关系。学校是历代朝廷推行社会教化的最重要、最得力的机构。其中，官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其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从汉代官学制度初步建立到明清时期官学网络在帝国各处的形成，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一直承担着朝廷推行社会教化的主要责任；尤其是地方官学，更是承担着教化地方社会的重要任务。但是地方官学还只是延伸到帝国的县级城市，这对于封建王朝企图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宏伟理想而言，在底层乡村推行社会教化意义更为重大。唐宋时期，乡村就有乡校的设立。但是，直到元代社学的开办，乡校的发展才真正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明清时期，社学实际上已成为王朝实施社会教化、维护地方风教的主要机构。在此，书院主要指那些深处民间、以传播儒学义理、教化广大民众为责任的基层教化型书院，而非以发展学术为目的的学术型书院。书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官学化和大众化的趋势，教化型书院逐渐成为书院的主体。这些基层书院通过教学、讲学和祭祀活动在民间传播儒学伦理规范，大大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在民风乡俗的改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章，家规族法、乡约与社会教化。本章重点分析了家规族法、乡约等非学校组织如何参与基层社会教化事务。作为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血缘性和地域性组织，宗族和乡约通过制定家规族法和乡规民约，分别向本族子弟和乡里民众传播儒家道德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使乡民无时无刻不受到道德教化。中国的家规族法从唐代至明清经历了一个从家训到家规、由家规到家法的过程，并逐渐从名门望族进入了普通的市井之家。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其对族人的教化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以道德训诫为主要内容的心灵教化，发展至对身体与心灵双重教化的过程；而且，随着明清时期国家教化权力的介入，使得家规族法更是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权威性也随之大大增强。乡约是以广教化、厚风俗为目的，以儒学礼教来建构社会秩序的社会实践形式。由宋至清，乡约由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带有民众自愿性质的契约性组织，发展为清代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多功能组织。其中，官方权力对乡约的渗透逐渐增强，乡约也由纯粹民间的教化组织演变为官方统治地方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

第五章，社会教化的民间载体：日常读物。本章在概述中国传统日常读物的演化及其特点后，依次着重探讨了几种典型的日常读物——蒙学读物、家训读物、女子读物、善书、圣谕、黄历、格言与社会教化的关系。为实现“化民成俗”的社会理想，儒家大力推广日常读物。而作为基础教育的蒙学尤受重视，通过田夫牧子的晨读暮诵使“圣人之教”泽及乡野，这正是儒家教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家训是以文本的形式来记述父母训诫子孙的立身治家之言，在父母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中，孩子默会了教化，学会了做人。女子教化同样关系着社会民风的养成，奴化女子是统治阶级要进一步维护、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因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几乎充斥了所有的女子读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劝善书的主旋律，善书把礼教规范和宗教伦理通俗化，将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等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从而有助于世风的匡正。圣谕是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恢复和强化传统的社会秩序，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所制定的约束士民的准则，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成为风靡全国的日常读物。历书则是通过排列年、月、节气以供人们查考的生活工具书，其功用在于“敬授民时”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向老百姓进行日用教化。格言是指具有训诫、教诲和规劝意味的语录体文献，多半是汇编所谓先贤的哲言至论而成，由于格言更加浅显、通俗，内容更接近百姓生活，所以它在社会教化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

第六章，通俗文学中的教化世界。本章旨在探究通俗文学在传统社会教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力图说明统治阶层所提倡的道德规范是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载体，传播于广大民间社会。其中，各类平话、弹词等说唱文艺以其智俗共喻的通俗性深受社会下层民众的喜爱，艺人们说唱的忠臣孝子的故事成为他们借以习得各种社会规范的重要途径。戏剧秉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通过把统治阶层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渗透进戏剧故事中，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着“赞圣道、辅王化”的教化功能，如：乡村戏剧成为统治者用来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工具；宗族戏剧承担着向族人传递社会规范的任务；市场戏剧尽管以商业化的形式运作，但其内容依然充满浓厚的教化色彩。通俗小说曾被称为儒释道外的“第四教”，可见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之大。明清时期，由于大量文士的积极参与而造成通俗小说的巨大繁荣，形成了各种流派，如讲史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等，这些“雅俗共赏，尽人可观”的作品，通过故事宣扬儒家的价值观，以达到维持纲常名教、化民成俗的目的。因此，可以肯定，在文化、教育资源十分稀缺的中国古代社会，通俗文学不仅是广大民众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也是统治阶层向基层民众传播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的重要工具，从而填补了正规学校教育所留下的巨大空白，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

第七章，地方士绅的社会教化理想与实践。本章从追溯早期儒士的教化活动开始，分析当时儒士从事教化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儒士在此环境中的艰难处境对其教化活动的影响。接着，本章指出，地方士绅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其形成与壮大都与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推行、普及有关，从这一背景出发，便可以考察地方士绅的成长机制与地位影响，并分析地方士绅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空间中的事业前途，以及为何地方士绅会确立在地方社会从事教化的人生追求。在此基础上，本章又从活动地域、受教对象以及教化目的等方面入手，将地方士绅的教化活动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立足于家族、宗族内部的教化活动，二是以地方士子为对象的教化活动，三是面向民间社会的教化活动；进而描述地方士绅对于教化事业的多元动机、构想与策略，揭示各类地方士绅的教化理想及其教化实践的构成方式。最后，本章通过启用社会学的考察视野，将地方士绅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社会语境”，并以“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透视框架，考察地方士绅在从事教化实践的过程中所可能引发或涉及的社会关系及其冲突与紧张，包括与官方之间的教化合作与冲突，教化理想与现实社会、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以及精英士绅为争夺教化权力而展开的激烈较量等等，从而描绘出一幅生动紧张的地方教化图景。

第八章，宗教与教化——以佛、道为中心的考察。本章首先梳理佛教教化的内在脉络。佛教所坚持的自觉觉他与生佛平等的思想必然使其走向教化大众之路。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弘扬佛法”的使命，它采取了将原始佛教思想中国化、向最高统治者献媚、与士大夫进行思想与情感的对接、以简明易懂的宣教面向普通百姓等教化策略，使用神通幻术、艺术手法、向民俗渗透等方法，取得了相当的教化效果。其次清理道教教化的基本线索。道教的训化俗世为当然之责与人人都可成仙的思想逻辑使得教化芸芸众生成为它自然的现实选择。在教化实践中，它明智地选择了以神化统治的合理性来媚悦皇帝、提高原始道教的理论水平来迎合士大夫、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来征服普通百姓的基本策略，灵活采用表演方术、传播劝善书、多种艺术综合运用、为民俗打上深刻的道教印记等方法，使其教义广为流传。最后分析教化过程中的佛道关系。为了争夺教化的优先权，佛道二教曾就佛道先后问题、对王道政治的利与弊、夷夏问题等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在冲突中，它们不但没有玉石俱焚，反而却在冲突中互相吸收对方的教化方式、内容，丰富、壮大了自己，最终成为补充、强化儒家教化的同盟。其洞悉人性之幽微与文化传递授受之道的智慧，发人深思。

第九章，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嬗变。本章着重探讨以儒家为核心的“致广大，尽精微”的传统教化在近代的境遇及嬗变，指出“二元结构”的中国近代经济总格局，必然导致建基于小农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教化发生相应的价值异动，并呈现出死的拖住活的新旧杂糅之状态。从发展趋势而言，儒家教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固然逐渐让渡于以西学为核心的新价值观，但它的解构则是在“中体西用”的命题下悄然发生。西学的不断扩张与下沉，应归功于维新派与传教士群体的交互促进；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化体系之最后拔除，则是“清末新政”自己所导演的兴学运动、学制建立和科举废除这一“连环冲击波”所产生的自然效应。与传统教化的逐渐瓦解逆反，一股全新的现代性教化的力量在顽梗的“变态社会”(陈旭麓语)里日滋月长。随着“新国民”意识与“开民智”观念的不断涌动和高涨，特别是民国成立后的帝制复辟闹剧，直接导致“五四”新文化领袖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度思考以及对儒家伦理教化系统的激烈批判。而所谓“现代性教化”——一种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个性独立、生命关怀为旨趣的新式教化，也正是在与传统教化的不断搏击与接续中渐次生成。

全书由黄书光主编。他先提出基本设想和大纲构架，课题组成员共同商讨修订，分工完稿。第一章、第九章，由黄书光教授执笔；第二章，由谢长法教授执笔；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由刘静博士执笔；第五章，由王有英博士执笔；第七章，由周勇副教授执笔，第八章，由王喜旺副教授执笔。最后由黄书光负责统稿。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黄书光

交稿日期已近了，但我的朋友们还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教化世界”中。紧张的工作固然劳累了我们的身体，却充实并愉悦了我们的精神。由于对教化问题的共同学术兴趣，我们有幸走到了一起。期间，我们曾有过多次的商讨，甚至激烈的争锋，但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推进，我们在学理上逐渐形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经过各自的学术积累和努力探索，便有了现在这并不成熟的作品。也许我们对“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解还十分肤浅，我们的见解并不一定能得到您的赞赏，我们的认识也可能很难引发您的共鸣，但它毕竟是我们多年愚思之一得。真诚地感谢您的批评、指正和建议。

本书是我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研究”的最终成果。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曾荣幸地得到张瑞皤教授、孙培青教授、王炳照教授、田正平教授、金林祥教授、丁钢教授、杜成宪教授等前辈学者、专家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在此特致以衷心感谢。对提供立项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提供出版的山东教育出版社深致谢忱。责任编辑李广军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兢兢业业的工作，借此我们也深表谢意。

本书研究同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黄书光

200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