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共处",还是因为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因此,当今人类文化从总体上说只能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本书作者秦家懿是著名的哲学家、汉学家,曾在多家世界著名大学任教,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而又长期在海外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学贯中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通过本书你除了将在思想文化、哲理上得到升华外,还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努力向外国介绍中国古今学术文化的价值所在。
中国究竟有什么宗教观?古今、东西的学者对于这问题曾提出过似是矛盾的答复。有的说,中国文化是富有宗教色彩的,中国人也是信神的多;另外有的说,中国思想并无宗教观念,中国人也是不信神的。
这种争论在17、18世纪的欧洲传教士的圈子里开始,又传人哲学家的圈子里。争论的重点是所谓“礼仪问题”:中国信徒在领洗后,能否继续参加传统的儒教礼仪,包括祭孔、祭祖在内?还有翻译问题:西方,尤其拉丁文的“神”(deus)字,该怎样译成汉文?
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士曾因此而争得脸红耳赤。欧洲的哲学家们也参与意见。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认为中国人是信神的,但他的看法却来自私人的研究,他尤其是参考了耶稣会士龙华民(Longobaidi,1559—1654)的论文,而龙氏自己却属于反对派。沃尔夫(Wolff,1679一1754)是采氏的好友,他盛赞中国人的“自然伦理”,以为这是纯哲理性的,与神和宗教信仰都没有关系。这种争论在20世纪也发生过,参与意见的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
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和研究上古史的人士却继续发掘出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文物,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以避免任何不顾史实的武断看法。
在本篇短文里,本人不能首先分析西方宗教中的“神”的意念,然后论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但是本人愿意首先表明立场,依我的意思,这“神”字在东西文化内,都是指支配人事、世事而超绝人世的最高主宰而说的。
依我的看法,关于中国人的宗教观的争论,时常是引用演绎的推理而忽略历史和经验,比如著名学者李约瑟(Needham.1900—1995)和现代哲学家诺斯拉普(F.S.C.Northrop)便是根据中文和外文的分别和不同的民族性格而作结论:中国人不可能相信西方人所谓的最高主宰——创世的神、立定自然法则的神。他们的含意似乎是惟有某种民族(印欧民族或闪族)个性和语文,才含摄最高主宰的信仰。 我们若是分析这种问题的话,答案也就不难找了。神的信仰是不是一定要以犹太信徒或印欧基督信徒的信仰作准?这位神是否必须是所谓有人格的神?固然,中国古代也有祭“上帝”或“天”之举。无论如何,古今中外学者在这方面意见分歧,亦足以使我们怀疑任何单元式的答案。其实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数之不尽,我们又怎能断定说,他们全是信神的或不信神的?较合理的回答可能是:中国人,无论古今,都包括信神和不信神的在内。在某些时代或圈子里,信神的较多,尤其是相信有人格的神为多;在其他时代或圈子里,超人格的神似是更受欢迎;在另外的时代或圈子里,无神主义则较为盛行。
这里说的“神”基本上和西方人所谓最高主宰并无很大的分别,不然的话,西方的神也就不可能是普世的最高主宰了。
译“神”问题,在17、18世纪分裂了天主教传教士;在19、20世纪又分裂了基督教传教士。这种史实可以给我们一项教训:“神”字的难译,不是因为中文没有此字,而是因为中文的词汇太广,能代表“神”的字(上帝、天、道等等)太多了。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字能够完全说出“神”的全意。中国人觉得最高主宰既是超绝的,也就不能用一个单字去代表。由此可见中国固有的语文并不否定神的存在,但却表现了中国人的特有宗教观。
为了讨论这种宗教观,我要陆续探讨下列几个问题:
(1)所谓中国人的人世精神和所谓西方人的出世精神。
(2)所谓中国人的“无神观”和所谓西方人的“有神观”。
(3)所谓中国人的“形式性质”的道德观和所谓西方人的“内在性质”的道德观。
然后,我才答复关于中国特有的“宗教观念”的问题,并兼论附带的历史性和政治性问题。P1-3
在海外几处大学任教写作,一共有三十余年,虽然回国访问了几次,也出版过两本书,但是现在才有机会,通过山东教育出版社,与国内读者进一步沟通,这也是我的幸运。
因为在海外工作,为外人讲述中国思想与文化,所以这本书的范围比较广,包括宗教、哲学,也提到中西思想比较,自选集的内容就有些杂;而且,虽然大部分是自己写的,也有些是请他人译成中文的,希望读者们能够原谅并指教。
这本自选集的内容,来自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出的《王阳明》与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儒与耶》(吴有能、吴华译自英文),也有大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初版的我与瑞士神学家孔汉思合写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但是选用的都是我本人撰写的文章),又有我编写、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的《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另外又加了几篇论文,有的是用中文自撰的,有的是从英文书抽出、经他人节译的。这里指的,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Mysticism and Kingship in China(《王者与天人合一》),Orbis Books 1998年出版的文艺性回忆录The Butterfly Healing(《蝶影浮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The Religious Thoughet of Chu Hsi(《朱熹的宗教思想》),虽然我只是从中节译而已。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是我深切的寄望。
秦家懿
公元2001年6月25日于加拿大多伦多
这套丛书自提议、策划到出书历经数年。现代通讯工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得星散于地球各处的本丛书的作者们能与我们频繁联系。如此联系的必要性,首先是由于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必然有诸多问题向作者们讨教,如众所知,他们都是名重一时的海外汉学界大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拥有被公认的权威,文稿上出现的任何疑难之点,既不可被囫囵掠过,当然更不能仅凭我们浅陋的学识率尔决断,于是就需要不停地请示。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感想之一,就是倘若没有现代的通讯工具,要编辑出版这样一部海外名家的丛书会是何其难也;而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感受,则是亲炙了诸名家严谨治学的精神,例如每次接到年过八旬的周策纵先生的来函,仅仅面对他一页页一丝不苟的手迹,就足以令我们既感动又敬佩。诸名家一生出书多矣,如此看重此丛书,无非意在传播学术文化,我们和读者诸君一样都能体会他们的一片至诚,并深深理解巍峨崇高的学问之道,皆是以此为起点。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士,他们慨然承担本丛书的出版,丝毫不沾琐碎的商业考虑,当今之世有如此一腔热忱于学术文化,也是使人为之非常感奋的,尤其是制作这样一套书,作者分布于环球,而根植深结于本土,可想而知,他们的眼界和襟怀何其宏廓高远。
金宏达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