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商人身上都烙有自己的文化胎记：江浙商人精明，东北商人胆大，山东商人尚义，广东省商人重利。徽帮、晋帮、洞庭帮……十大商帮，各显本色。本书为你带了了关于中国各地商人的一个个文化片断，让你中感受中国商人们的商业精神！

序言 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1

浙江商人 最会做生意的部落/7

广东商人 对政治的淡漠与对经商的热衷/45

上海商人 最前沿的商人/99

山西商人 他们的名字叫晋商/155

北京商人 权力与商道的双重运作/229

东北商人 在酒不言商/265

河南商人 憨与奸/321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10强，而在2001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188家，一省就占1/3强。在全国丁商联公布的2001年度全国民营经济10强中，浙江占了半壁江山，其中万向集团公司、正泰集团连续4年名列前10名。

2001年9月底，浙江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 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额均居全国第一。

浙江商人成了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经营群体。

浙江人经商的历史十分悠久，浙江人的经商本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显露出来了。春秋时期，有个叫范蠡的河南人服务越国，在辅佐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毅然辞官下海，因经营有术，富甲天下，成为中国商人的开山鼻祖。范蠡虽不是浙江人，但受着浙江人文环境的影响。晋时，宁波“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从唐朝一直到南宋，宁波、温州都是有名的贸易港口。白帆蔽日般的商船往来于日本、高丽、真腊(柬埔寨)等国，江南的丝绸和瓷器被源源不断地泛海运出。李邻德、李廷赤、张支信、李处人等精明能干的大商人的船队依靠航海发了大财。明清时，官方厉行海禁，公开合法的贸易虽然受阻，但宁波、温州一带的走私贸易却相当活跃，商人甚至还把硫磺、丝棉等违禁物品贩运到了日本、西欧等国和地区。“宁波商帮”在此时期巾,形成了。P10

提起河南人，人们恐怕很难将他与“商”字联系在一起。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造就了河南人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内陆意识”。中原自古轻商，再加上河南经济落后，因而在中国商界几乎没有河南人的一席之地。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河南在外知名度较高的“特产”，也不过是少林寺和红薯馍而已!

然而，河南人不甘落后，眼看着东南沿海与周边各省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经济呼啦啦地直往上蹿，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也开始盘算着如何赚钱，但又不知道如何赚钱。前几年，纵贯南北的交通动脉107国道建成通车了。在一千多公里的国道上，南方人都围绕着107国道做生意赚钱。为了赢得过往旅客的好印象，服务员往往彻夜不眠，给旅客一种温暖安全的感觉。有几位记者从深圳赴河南采访，在南方各地，沿途是一座座供旅客食宿的小楼。虽然是在雨夜，但这些小楼都亮着明丽而温和的灯光，～排排服务员(一般都是3到4个)或站或坐在灯光里，面对着马路。当汽车经过时，他们便立即起来，朝旅客高声呼唤着，或者向旅客微笑着招手。他们的热情和礼貌好客，几乎使那些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感到盛情难却。旅客每到一地，服务员都是笑脸相迎，服务殷勤周到，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临走的时候几个服务员都到门口欢送，祝旅客一路顺风。但一进河南境内，路边虽然也有供人们食宿的小楼，但从外观看上去，就十分简陋，而且黑灯瞎火，使人不禁想起那些小说里令人恐怖的神秘古堡。P323

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

中国商人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各地域商人自成流派，逐渐形成了十大商帮。十大商帮中，南方居多，有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等；北方少之，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等。各帮商人的经营项目、活动范围、经营风格、价值观念等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近代山西商帮以善理财、独创票号著称；徽州商帮则表现为亦贾亦儒，贾儒结合；广东、福建两帮商人以海商为主体，表现出亦商亦盗的组织形式。异彩纷呈，各显英雄本色，给中国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缘何中国商人集团呈现出区域特征?说到底，从商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文化的地域色彩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不但中国的学究夫子多有论述，就是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也有亲身感受。19世纪，几度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写成《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一书，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的人的文化性格特点。虽失偏颇，却也道出了一些真实。商人经商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的，他们的经营原则与方式、经营品种与特色，必然会打上地域文化的痕迹，往往会形成一个流派。

我们说明代商人的地位与以前相比，有变化。但总的来说，仍然处于最低等。洪武时期，统治者曾蛮不讲理地规定，农家可穿绸纱、绢布，商贾只能穿绢布。绸纱是高级品，绢布则是粗厚的丝织品，可见在明代的观念上仍然是贱商。在政治上，尽管有的商贾已家财万贯，居室豪华，交结官宦，与文人学士互相来往，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大官僚、大地主那显赫的地位。明朝商人，虽可向政府购买官爵，但得到的荣衔多于实权。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只能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不可能实际操作。整个明代商人被官府敲诈、勒索、鱼肉之现象仍比比皆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商人赚了钱后，为何不愿继续扩大生意，而是转向买田置地，或者用于个人享受，或者干脆把钱储藏起来；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早有资本主义萌芽却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还不难理解十大商帮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为何显得那般茫然无措而一败涂地。

到了近代，中国商人除了遭受封建势力的勒索外，还要受外国殖民势力的欺压。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境况之险恶便可想而知。为摆脱封建官府的敲诈，中国商人或在外国注册，或挂洋行的牌子；为摆脱西方殖民势力的欺压，中国商人不得不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与官府进行“合作”。因此，近代中国商人表现出双重人格。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虽然历代专制统治者非常憎恶商人，但中国官商却一直很兴旺发达。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与中国官商“兴隆”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官商“兴旺”，民间商人就“萎缩”。官商一般凭借特权、地位、靠山垄断市场经营。权力渗透市场，市场上就不可能有公平自由的竞争。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企业一切都由国家包起来，厂长、经理只不过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而已。因而，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工人，而无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共“十四大”又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市场经济呼唤商人的涌现，同时市场经济又是铸造商人的大熔炉。可喜的是，中国商人虽不成熟，但已形成一个阶层，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前商业部长胡平先生说：“新商人已形成京派、海派、港派三种不同风格的流派。他们既竞争又联合，成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胡平说，京派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权力与信息构成了京派商人的一大特点。海派商人的特点是精明、但有的地方不高明，当然这一现象也在改变。港派商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成功地对接起来，形成了一种很有时代特色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港派的特点是开放，市场经济意识强。

应当说，胡平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无疑对商业文化的研究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就是受胡平先生的启发，撮成这部拙作的。就中国大陆商人而言，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即江浙商人、岭南商人及北方商人。

江浙商人是指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商人，这一地区历史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有重商之传统。近代以来，江浙一带处于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之地，故商业活动带有西化和传统的双重角色，如同“上海滩”这个概念一样，处于内陆，同时又经受西方文明的涤荡、洗礼。如近代上海商人和浙江宁波商帮等，他们受西方经营思想熏陶，具有西方商人的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对新事物极为敏感，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新领域，不失时机地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在商务活动中，适应和吸收能力特强。因此，近代江浙商人中出现一大批著名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形成近代史上特有的金融工商阶层。从近代意义上讲，他们是中国真正的商人，具有商人的现代素质和经营思想，他们精明灵活、富于机变、注重市场、注重实利，同时又较有文化涵养和品位。

岭南商人，是指广东、福建一带的商人，近代岭南是最早向外开放，最早受西方文明的侵淫和较少地受到传统文化束缚的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影响，同时又面向海洋，经常与海打交道，所以这一带历来重商不重农，有着商业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有人说，他们是商人的后代，具有天赋“商”才。尤其自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岭南商人显得更为活跃，更为开放，表现的海商特色浓厚。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福建一带深受港台文化和商风的熏陶，岭南商人以开拓性、冒险性、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善于竞争著称于大陆；他们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经营观念，接近港派商人；由于他们自身文化素质大多不高，受教育程度较浅，给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障碍。所以，有人说他们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岭南商人的未来发展面临挑战!另外，由于香港商人与岭南商人同属一地域，历史上又同属岭南文化，而岭南商人又多受其影响，所以，我们把香港商人也划归岭南商人。

北方商人是指黄河流域、关东一带的商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商人介于北方商人与江浙商人之间，但相对于江浙商人，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更深些，其特征更接近北方商人，所以我们也将这一地区的商人划归北方商人。北方商人是某种意义上的传统商人，他们重义轻利，吃苦耐劳，经商往往是被动的，有着非经济因素制约之背景。由于深受农业文化、小农经济的长期束缚，他们大部分商业头脑不够灵活，不太注重市场信息，不大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不善竞争，缺乏对商业的忠诚和执著追求；商人身份不明确，今天可能做生意，明天可能小富即安，或买田盖房，或从政为官。由于深受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影响，在他们的观念里，商业是政治的附属物，做生意就是挣钱，缺乏大商业头脑和现代意义上的商人素质。即使出现少数大商人也都与政治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商人眼里，官商一体，始终难舍难分。

以上，对中国大陆三大商人流派的划分，会在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中，引起不同见解，我们旨在抛砖引玉。当然，在各派商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商业精神和经营风格上会有一些小地域特色。如北方商人中，山东商人奉行以苦为乐，苦干实干；山西商人善于理财，有金融之才，山西票号，曾经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江西商人小本经营，擅长小本买卖；安徽商人，亦贾亦文，贾而好儒等等。而这种差异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关于中国大陆商人三个流派划分的脉络。

然而，无论是北方商人、江浙商人还是岭南商人，都是黄皮肤的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比，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他们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在餐桌上，西方商人吃美食，中国商人谈生意；在谈判桌上，西方商人是利益大于人情，中国商人是人情大于利益；在用人上，西方商人雇能赚钱的人，中国商人雇家族里的人；在对待下级方面，西方商人出于目标管理，中国商人是出于培养下属成才；面对成绩，西方商人坦然肯定自我，中国商人谨守谦虚原则；等等。这一问题，我们在《商是论衡——中西商人的商运契机与商业精神》一书中已做了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江浙、岭南、北方三派商人的经营风格与商业精神，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南北文化交流的频繁活跃，商人的地域色彩也会日趋弱化，但终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