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国人的关系建立及其运作方式为研究起点，对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视角、方法、概念、模型等进行了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探求，也对以二元对立思维来比较、研究中国社会及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的倾向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作者认为，只有从人情、面子与权力的运作过程出发，关注个人权威、道德品质、利益往来及血缘关系等因素的配合方式，才可能揭示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与规则，并建构起相关的理论模式。

自中国学术界倡导本土化和规范化以来，学者们对规范化的诉求远大干本土化的努力，对中国社会的现象、经验及其问题的研究依然处在套用、借鉴及验证西方形形色色理论的水平上。本书作者以中国人的关系建立及其运作方式为研究起点，对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视角、方法、概念、模型等进行了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探求，也对以二元对立思维来比较、研究中国社会及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的倾向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作者认为，只有从人情、面子与权力的运作过程出发，关注个人权威、道德品质、利益往来及血缘关系等因素的配合方式，才可能揭示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与规则，并建构起相关的理论模式。

一、研究视角与方法篇

本土社会研究的本土视角——反省、批判及出路/(3)

儒家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的探讨/(22)

本土心理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转化/(43)

文学作为历史：真实社会再现的另一种可能/(60)

二、关系研究篇

中国人际关系模式/(77)

中国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平衡模式/(92)

社会流动和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109)

三、脸面研究篇

中国人脸面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129)

在中国官僚作风及其技术的背后——偏正结构与脸面运作分析/(141)

人情、面子与权力：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162)

四、社会运作模式篇

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中国人社会行为变量的考察/(181)

个人地位：从一个概念到一种日常社会学分析框架/(206)

中国日常社会的理论建构：以权力运作为中心的解释框架/(227)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单凭自己的利益和兴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或表现得知书达礼、彬彬有礼，不算是真正的脸面行为，不过是个人奋斗成功或行为得体而已。其实中国人讲脸面总是倾向于把相关者的有关心理和行为考虑进来，因此具有层层辐射出去的作用；人情的含义则是一个排斥性的或封闭性的概念，它主要是表现在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上，显然，有交换关系或恩惠关系才有人情关系，没有交换关系就没有人情关系，一个人不同另一个人从事人情交换，他不能说他同此人有人情关系。因此人情的封闭性表现在人们彼此之间可以分清谁欠谁的人情或谁不欠谁的人情。在脸面方面，一个家族或家乡里出了一位名人，家族和家乡的人们不用这位名人的首肯，就已经沾到他的光了。可见人情在交往方式上是比较闭合的，脸面则是比较开放的。因此单靠人情关系，即使权威可以作为一方的资源同另一方的其他资源作交换，比如金钱或服务，但权力不会因此而流通起来，不过可能发生钱权交易、徇私情，即所谓的“寻租”罢了。

而脸面则不同，它涉及的是个人的资源要让他人来分享，如争脸和争面子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获得了受人羡慕的学识、人品、才华、德性、情操、职务之类，或有了当地人认同的行为和事迹，结果那些没有这些个人特征的人通过特定的关系则可以分享到这些特征，比如给面子的含义中可以让那些相关的他人分享自己的荣誉、名声以及由此而来的物品、财富、地位、权势等。脸面作为一种资源扩散方式，是以他人正面的评价作为回报的，比如他人对施予资源者的接受、感谢、感激、颂扬等会让有脸者感到自己有了面子。可见，有脸者愿意与谁共享脸产生的资源，就是在赏脸给他，而他所要的最好的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要多多地恭维他、抬举他，捧他的场。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如果一个人虽有物品、财富、地位等，但他想找人分享时，别人都表示出轻蔑、不愿搭理，或拒绝要他的东西，即不愿分享他的资源、沾他的光，那么就是不给他面子。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比如一个人偷盗或卖身得来的钱财，即使他或她再富有，仍然没有面子。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给个人面子的行为也同样会波及到他或她的相关者，如他的家人、家族、同乡，最后他或她只能退出或逃离其为之奋斗过的群体。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面子是由脸出现后而获得的他人的评价，它承担着人们对一个人的脸是否被某一群体或社会圈子承认的检验和考验的怍用。由此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当然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在哪里。这样，我给面子下的定义是：面子是个体对做出有关脸的行为之后的自我评价判定及其此判定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后又修订为面子是脸的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因此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费正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他说：“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瞧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

从这一点来看，面子虽然以他人评价为标准的，但因为它是从脸的表现出发的，因此它是有“里子”的。不过这样的分析是把脸和面子从中国文化中抽离出来分析的结果。如果把这个结论再放回到我们上面所讲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关系，特别是介入了辈分的、孝悌的、忠恕的关系中来谈，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这些关系运作让中国人的脸开始式微，而面子开始突显。也就是辈分高的、地位高的或在伦理上应当受到尊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无论自己的表现(脸)如何，都希望他人给他面子。而按照忠恕原则，如果他人这样做了，他人出现同样情况时，他也会给别人面子。由此一来，无论对方是否表现出色，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很成熟的恭维他人的言辞，比如初次见面，就要说“久仰久仰”；初报自己姓名，对方就说“如雷贯耳”；客人刚一进门，就说“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客人抬腿要走，就说“不胜荣幸”或“三生有幸”等等。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如果你不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最现代化的人，比起我们也要有礼得多。这当然影响效率，但同样(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诚。”

总之，人情偏向的意思是交换上的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它的回报方式就不是正面评价的问题，而是实惠和实质性的帮助。而面子偏向的是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或者说，平时多做人情，就会得到较大的面子，平时不讲人情，就得不到面子。P.174-176

冠以社会理论之名来收集整理我已发表和完成的有关论文，着实让我感到有些为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并非是一个专门从事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因此也不能肯定自己发表的作品哪些可以归为此类。这本文集是我在十五年时间内从事社会研究时写下的一些与理论相关的文章的汇集。

中国学者往往喜欢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或移植西方的相关理论。在他们看来，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必须是西方的，经验研究可以是中国的。为此，我眼中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那些本身就在研究取向上对理论问题感兴趣、专门从事理论思考与研究的人。他们往往喜欢对社会现象和问题作概念上的、类型上的、演绎上的和批判性上的研究。我以为，他们算真正的社会理论家；另一种人是在其解决现实的、经验的或实证的问题时遇到了解释上的、视角上的和方法上的难题，于是诸如概念、方法论、模式及理论上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若不直面和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会导致有关经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或者造成这些研究变得无的放矢。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学者此时都会关注理论问题。对于那些只对经验研究感兴趣的人，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问题交给理论家去处理；假如他们愿意自己腾出手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也许他们在这一点上就会获得一些理论性的成果。我的情况近似于这一种。还有一种则是那些致力于介绍和评述西方理论的人，他们在国内外资料难得的情况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终认为，评介理论和从事理论研究是两回事(有的时候很难分得清是因为有的学者两者兼而有之)。虽然深入系统地领会和评介已有的经典理论(包括思想传统)对于建立任何新(本土)的理论都是必需的，似乎也没有哪种理论不借助前人的成果就可以凭空地建构出来，但介绍和评述在本质上应该是为前两种人的理论开拓服务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所呈现出研究的状况是前两种人太少，而后者太多的话，那么该社会的社会理论研究非但不繁荣，而且会贫乏。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从事本土性的研究，也有机会与同行在一起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如何从事本土的经验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启用本土的概念来获得经验性的结论，或者说在经验研究中得出同西方学者相反的结论，然后做一番中国文化式的解释。所谓本土研究(或通常所讲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理论上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本土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比如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对本土社会的成员的研究；本土研究是否就是通过寻求本土概念来从事实证研究；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因为有了不同于西方研究的结论而给出本土的解释；本土研究是否意味着自己也能寻求新的研究范式、视角或研究方向；本土研究是否可能在方法论上找到西学规范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结合点等。我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来从事我的具体研究的。也是通过具体研究最终从理论上来思考其中的答案的。随着我的这些思考逐步地展开，我也就不再囿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自身来回答这些问题了，而多多少少看到了东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理解、学科类型划分及叙述方式的差异和对话等问题。对于这些触及到哲学、历史、文化及学术传统的探索，我看也只有用社会理论来涵盖了。

当我把这十年发表的作品放在一起后，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这些年在学术上都做了什么，哪些是已经取得的成绩，哪些是存在的、遗留的或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当我看到自己这些年在讨论本土理论怎么做才较为可行的时候，我为自己没有做一个“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且不论我的理论尝试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也不论这些尝试是否会获得成功，单就这些尝试本身已足以说明了我的勇气；另一方面也的确形成了不少初步的框架、概念、模式和方法。但罗列出这些论文后，我发现我现在最大的不足在于，我的研究单独地看都尚能自成逻辑体系，但既然它们都是关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现象和生存脉络及其运作规则的解释，如何能让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种逻辑关系，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应该说我收在这里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我对以往研究做的一个统筹的逻辑安排，即将我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研究成果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逻辑分析框架中，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框架还相当粗糙，它只能算是一个提纲，一种尝试。如何将它完善起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结集的论文安排及其想法。这次结集我选择了我在本土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方法、概念探讨及理论建构方面的论文共十四篇，内容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及其他方面。以上所选的各篇论文，有一部分曾经公开发表过，不过借这次结集出版的机会，大都做了重新修订；还有一些论文是我目前承担的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构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方向：视角、方法与模型”的部分成果。因为该项目同我此次结集的目标完全一致，故将已完成的部分也一并收在这里。它们是书中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文学作为历史：真实社会再现的另一种可能》、《中国日常社会的理论建构：以权力运作为中心的解释框架》。这些论文大部分尚未公开发表，有的还在修改中。另一篇论文《在中国官僚作风及其技术的背后》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的资助项目，也因为较长，难以被国内学术刊物容纳，只好收在这里了。

当然，以上成果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尚需实证检验。探讨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是一项艰难复杂的课题。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翟学伟

2004年3月20日于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