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顽强地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在1990年，冷战结束时，东西德终于完成统一，同时德国人也因为其外交上维护和平的策略，逐渐赢得世人尊重与信任。本书作者通过分析特定时间段内的社会趋势，政治取向，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人物立场之间的互动作用，对德国从分裂到统一的原因及其如何融入欧洲进行了详尽剖析。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1971年12月10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德国不再被认为是战争的隐患，而被视为和平的维护者。1990年，随着冷战结束，分裂的德国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赢得世人尊重与信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的世界公敌成了和平使者。如此巨大的改变，缘故为何?这就是作者通过分析大量资料与史料要回答的问题。

序／赵宝煦/1

导言/1

第1章战争与失国——民族主义的实践与教训(1871—1949)/16

第1节战争噩梦与和平幻想——从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27

第2节饮鸩止渴——关于希特勒的上台/47

第3节自食其果——谈德国分裂的根本原因/64

第2章建设、整合与立国——民主的努力与收获(1949—1990)/83

第1节为历史负责——关于联邦德国的政治秩序与社会运动/95

第2节创造历史的期望——民主德国的国家与社会/158

第3节水到渠成——论德国的和平统一/173

第3章一个正常的欧洲民族国家(1990一)/232

结束语融人欧洲/258

大事记/268

图表索引/288

参考文献摘要/291

人名译名表/315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

当德国的统一在1989年被民主德国人提出来后，在东欧各国并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东欧人似乎乐观其成。这归功于欧洲安全的概念此时在东欧已被接受。但促成这种变化的不是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而更多的是由当时的反对党——社民党——推动的“第二东方政策”。其核心是强调稳定欧洲的权力关系。它包括两部分，一是社民党的各种讲话和计划，二是社民党人与苏联和东欧主政者发表的共同声明、起草的文件或拟就的条约草案。就设想而言，这第二东方政策是社民党执政时推行的东方政策的继续。因为，用巴尔的说法，东方政策不再仅局限于政府间的承认和双边关系的发展，而是“延续到了军事领域”。安全被认为“是把万能钥匙”。他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设想建立“欧洲和平秩序”，即一个超越北约和华约的欧洲安全体系。这个设想本身体现社民党人50年代对欧洲安全的思考，也包括20、30年代由左派传播的那些集体安全的想法。推动发展这个政策的是当时在社民党内崛起的年轻一代政治人物，如福伊格特、拉封丹、比洛和舍尔。但影响了这个政策形成的是联邦德国的社会运动。(详见本章第1节)可以说，第二新东方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当时主导联邦德国社会中那股和平思潮。

在涉及欧洲集体安全的讨论中，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就提出了“中欧”这个概念，并将“中欧”和东欧的自由相联系，而不那么关注“中欧”与西欧和平的关系。这种联系有利于东欧人后来平静面对德国的统一，因为“中欧”作为地理概念所指的就是德国。但“中欧”这概念在联邦德国被谨慎使用，因为它若被政治化，则会让人怀疑联邦德国政治人物的动机。这既基于希特勒德国扩张的历史，也因为西方盟国正再次处于和苏联的对抗中，而没有考虑解决德国分裂问题。对“中欧”来说，当时重要的是和平，而不是自由。这样，第二东方政策的目标实际上与东欧人的渴望不相符合。当时，在社民党的文件中占重要位置的是和平，而不是自由。在社民党拟定的《1987至1990年的政府计划》中有这样一句话：“和平非一切，但若无和平，则一切全无。”这无疑在强调，和平高于诸如人权、法制、自由等在欧洲被广为接受的价值。社民党人是要将东西关系，尤其是两德关系，去意识形态化。社民党人是寄望于苏联和东欧集团成员国的政府。这不是主动促变的态度。后来的发展也证明，社民党的第二东方政策考虑过于现实化了。社民党人过于看重当时的权力关系，而轻视了个人、小团体和从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民主德国人提出统一的要求后，关于权力关系的思考使社民党能够谨慎对待德国统一问题，更多地谈论统一可能引起的问题，但却难以对民主德国人热烈的民族情绪作出适当的反应。这就难怪，在1989年，被民主德国人看作希望象征的是以解决民族问题为最终政治目标的科尔，而非社民党人。1990年，巴尔表示：“……我原来的考虑是：若我们设法保证安全，那边就将出现社会和政治变化。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1992年，他又表示：“现在我看到，我实际上的误会是，在前35年中一再相信，由于整个问题的核心是安全，即权力问题，因此必须设法保证不能再起战争。那样，政治和其他一切作为)就会自然而至，包括德国统一，包括克服欧洲的东西分裂。这是错误的。政治(作为)超越了安全问题。” 英国和法国最终没有阻拦联邦德国实现其统一目标。这不是因为联邦德德国以争取自由的口号来进行统一，以至西欧国家没有阻拦的借口，而是因为德法关系的性质改变。德法不再相争，而是和解。进入到80年代，东西方关系发生变化，西方安全和能源政策需要调整，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各成员国内政面临困扰，共同体本身需要扩大和深化。1985年，欧共体与申请加入共同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展开谈判。这年的6月28和29日，欧共体成员国首脑在米兰开会，商讨共同经济和货币政策、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共同的地区与社会政策。但峰会并非一帆风顺。会议筹备期间，共同体成员国间出现龃龉。欧洲整合既给人带来希望，也令人失望。为使会议成功，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达成一致意见，提出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共同设想。两人还公开表示准备走通向欧洲政治联盟之路。由此，他们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随后，英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意大利亦然，荷、比、卢三国则表示不安。这使欧洲人认识到德法联合的力量。从此，联邦德国和法国被称为推动欧洲整合进程的“双驾马车”。联邦德国在欧洲家庭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一员。直到今天，德法关系仍然决定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洲整合这概念表达的是，战后西欧各国政治上通过一个机制来协调各国之间的竞争和不同的规范体系。推进欧洲整合的目的在于，在欧洲拒绝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于保证安全与和平，在于实现个人、言论、信息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在于实现富裕生活，还在于使欧洲国家重新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说，欧洲一体化首先是西欧国家为防止再次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而进行的尝试。因此，当冷战结束、东欧出现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德国人要求两德统一之时，联邦德国的选择就不仅攸关民族命运，而且也事关欧洲的命运。联邦德国在推进统一进程的同时明确其与法国共同推进欧洲整合的决心。人们相信，联邦德国不会再去追求称霸欧洲，即不会再以民族主义为方向。这使西欧人在心理上不反感德国的统一。心理上的接受可以使人相对以理性心态面对现实。联邦德国推动整合的做法解开了西欧人基于战争而产生的防范德国的心结。这使西欧国家对欧洲整合的稳定发展有信心。这信心使他们最终没有反对德国统一，同时也为科尔政府提供了和平实现统一目标的条件。

这里所说的“欧洲”既是地域的标志，也是一个政治世界的代名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历史上，它曾经是决定战争的思想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了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曾几何时，希腊人视欧洲为其大陆，有别于其他野蛮人的地方。但欧洲的边界本身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探险和征服而变化。当欧洲人追求认识世界时，曾主宰他们的神话让位于知识。城市和地域以其不同特点使欧洲文化从一开始就不以帝国为标志。先有雅典，后有罗马。罗马人建立制度、军队和法制秩序以及调控体系和金融经济。随后，罗马教会扩展出决定性的影响力量。随着拉丁语上升为基督教礼拜仪式语言，欧洲演变成基督教世界。人们以宗教信仰为取向的行事原则是这个世界的特点。而宗教信仰的差别使欧洲这象征被牵扯进民族间的争论中。基督教世界先是逐渐分裂成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部分，后是世俗化过程，再是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使圣经和教会传统不再具有绝对权威。伴随欧洲这变化过程的是战争和因此而出现的合纵连横，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国家疆界的不断变化。总有王朝要称霸，而谁使称霸的计划落空，谁就被视为真正的欧洲人。政教分离之后，在应付来自外部的挑战中，欧洲各民族发展出相互有别的自我意识，而不再以罗马教会的马首是瞻。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民族利益被日益强调。随着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欢洲的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民族国家这组织形式使追求民族自由的力量，导以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人积极面向世界。同时，欧洲意识浮现。但这欧洲意识难于界定。在20世纪前半叶，民族主义膨胀，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发展呈两极化趋势。强调个性和人民主权的合法性成为西欧政治发展的基础，东欧的政治演变则在强调人属于集体和人民民主的前提下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抗。但随着欧洲整合的进行，“欧洲”成为防止民族主义政治再起的概念。

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分裂面临终结。两个德国此时是否统一，标志着德意志这民族能否顺应欧洲的发展，不走特殊道路，并尽到维护和平的责任。导致欧洲分裂的是由德国发起的战争。结束这分裂就需要德国的贡献。而联邦德国在欧洲的框架中解决民族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既确定了统一德国的方向，也使一个属于欧洲的德国的实现有保证。后者正是保证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和平的关键。如前所述，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科尔政府并没有挑动德国人的民族情绪，而是顺应民主德国人的心愿。对于坚持自由价值的西欧人来说，这太合情合理了。没有理由制止德国人对其民族统一的追求。因此，德国的统一可以随着欧洲分裂的结束、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P.207-211

凡被人为分裂的国家或民族，在一定的国际形势和内部条件下，总是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统一的。这是因为历史和亲情是无法轻易割断的。被分裂的人民，渴望统一，血浓于水。

然而上世纪末，德国的统一过程，不论事前或事后，都曾引起各国政要和学者的普遍疑虑和担忧。人们问道：统一后的德国，是否将重新称霸欧洲，使之成为“德国的欧洲”呢?还是将成为“欧洲的德国”，即融入欧洲一体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欧洲平等的一员?

人们的普遍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曾经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企图称霸世界。当时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气势，令人至今仍心有余悸。同时，德国始终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战后，四国占领期间，德国军事力量虽然大大削弱，而东西分治后的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反而逐渐增强。在东西德统一前，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在欧洲共同体中已执牛耳。而统一后，德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5强，是欧洲共同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德国人口在文化素质和科技潜力方面，是高质量的人口。再加上德国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统一后发生在全国各地变本加厉的排外事件……，凡此种种，莫不使人忧心忡忡。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对今后统一德国的走向，自然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是作者辛蔷博士在联邦德国用十余年时间，研究几乎全部德国演变的历史资料，并从各种角度实地考察德国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从而得出“德国社会在转向”，而其发展前景是“融入欧洲”，一如书名所提示的这一比较乐观的结论。据我所知，它也是大多数德国学者的看法。

本书作者通过分析特定时间段内的社会趋势，政治取向，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人物立场之间的互动作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从分裂到统一的原因及内在因素进行了详尽剖析。她从历史上德国国家形势的变化，分析当时引起各种变化的社会趋向。她沿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没落，以及政治社会趋向民主化的脉络，为我们描述了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在两德统一后逐步融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合乎逻辑的图景。她认为，二战后，深受纳粹德国恶名之累的德国人民逐步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实践和追求政治社会民主。她特别着重分析导致政治变化的特定人文、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以及政治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的反作用。作者也分析了德国统一前后出现排外倾向的原因，说明了德国东部和西部人民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双方为统一、共处所做的颇有成效的努力。关于德国历史上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作者也全面地论述了其形成的因素和历史过程，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今日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已不再建立在“优越民族论”的神话上，而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作者通过其对今日德国政治社会的详尽考察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了她的结论：统一后的德国，通过全社会的认真反思，敢于直接面对纳粹历史，从而坚持走民主道路。德国正在融入欧洲，并行将成为一支稳定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德国的历史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论著。但是从历史和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二战后德国政治社会和民族意识的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的著作，还不多见。我认为本书的出版，是在德国问题研究领域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当然，学者不是预言家，不能未卜先知。政治学者只能根据材料的占有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现实政治的发展做出各自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实际政治错综复杂，它不能摆脱各种国际国内诸种变化着的和突发性的因素的制约。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预见到当前这一浪高一浪的科技革命，竟是烂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头。

即如民主制度一事，我们看到自命为，同时也是一般公认的“民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已经堕落到用先进武器到世界各地去推行“民主制度”了。“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的悍然提出，说明事物快要走到它的反面了。发展下去，谁能保证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走向第三帝国的法西斯那种故事不能重演?

当然，我也不是说科学研究不能预见未来。问题是应该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前提是任何不同观点的提出，都必须有足够的翔实资料(论据)来支持，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真理，只能从各种不同意见的理性争辩中，从不断更新自己的观点中逐步接近。

赵宝煦

2004年5月10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中德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一直十分关注我的工作。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学院则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与德国的教授金德曼博士、瓦格纳博士、格勒博士、方伟纳博士等人交换意见使我深受启发。对写作本书十分有益的还有我对数位时代见证人进行的访谈。联邦新闻局的沃尔法特女士、联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艾德曼博士协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准备。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新闻局为本书提供了图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陈军先生给予我以充分的理解并提出了诸多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学院暨欧亚研究中心。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真诚感谢上述机构和个人。同时，我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设计与宣传人员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努力。

我还要特别感谢家人常年的理解与支持。

辛蔷

北京

2004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