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出版的各种陈赓传记作品,几乎都有同样一个倾向:在描写陈赓数十年戎马生涯的传奇经历和赫赫战功方面彩浓墨,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特别是他孜孜办学,培育英才,创建一代名校哈军工的重要史实则轻描淡写,且错讹百出。
陈赓晚年,职务多有变更,唯独哈军工院长一职一直未变。本书全新的历史视角,塑造了离开战场的陈赓大将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的形象,通过追寻他创建哈军工时形成的教育思想体系和开拓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新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历史足迹,再现了这位旷世英雄丰厚的人文情怀。作者力求用细腻的笔法、沉雄凝练的话语,描述陈赓的内心世界;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大背景,着力于陈赓和他身边的老干部、老教师两大群体精神内层的描写,对20世纪那个特定年代里人们的心灵品格和命运际遇做出了冷静的分析和剖示。
本书以全新的历史视角,追寻开国大将陈赓最后十年的人生足迹,通过探究他创建哈军工、培育军事科技人才的独特教育思想体系以及开拓以“两弹一星”为标准的新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的丰功伟绩,塑造了和平年代陈赓作为杰出将军教育家的历史形象,再现了这位旷世英雄丰厚的人文情怀。
一、总参谋部的一份重要报告
1952年3月,古城北京的积雪融尽,杨柳泛青,树枝上吐出毛茸茸、白花花的叶芽儿,尽管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可一群群冲向云天的鸟雀在提醒人们:春天来了。
3月26日的夜里,中南海菊香书屋小院里静悄悄的,两大盆棕榈树在路灯的映照下,幽绿闪亮。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正在书房办公,他慢慢悠悠地点燃半支香烟,吸了一口,眉头聚拢,仔细阅读总参谋部送来的一份报告:
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朱、周、林副主席审阅后报主席:
两年多以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唯在技术上面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满足部队的要求,以致屡次造成不应有的损毁,以空军来说,不仅在夜间及恶劣气候不能起飞应敌,且因操纵不良致空中停车或编队互撞等原因而发生事故者甚多,重则机毁人亡,轻则飞机报废不能修复。舰艇、战车及各种火炮和工兵机械等机件发生故障后,不能及时修复而影响战斗,甚至根本不能修理。虽然某些较复杂的修理技术有苏联专家热情帮助,但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特种兵部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高。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能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为此,曾经两次和副总顾问柯托夫同志研究,认为有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较各特种兵自办技术学校较经济)藉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前曾面报周副主席,并蒙原则上同意。兹将研究初步结果所拟方案报告如下:
一、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设院长、政治委员各一人,为全院首长,另设副院长三人,以分别主持掌管关于学术研究,部队掌管及物资技术保证等工作。
二、院部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及若干处,另辖:炮兵工程系、装甲工程系、普通工程(工兵及通讯)系、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等五个系,系辖若干科,每科设二、三班,每班十五至廿人不等。
三、开始一期可定三年毕业,以应急需,至第三期时,为求得深造,则可延长为五年毕业。第一期计划设七十四个班,一千一百名学员,以后则逐年增加。至学员与工作人员之比例为一比二点五。此学院开办,需请苏联顾问同志约五十人(包括翻译打字员在内)。
四、为求得工业技术的帮助和学习的便利,院址拟设在哈尔滨。柯托夫同志已和东北军区首席顾问研究过,认为设在该处较好,且房舍大部亦可将就原有调剂。
五、详细组织系统及说明书待译出后再呈。
以上请予审查,如蒙批准,则可着手筹办。耑此报告,是否有当,请予示遵。
致以敬礼!
聂荣臻粟裕
三日十八日
报告上面,朱德画圈并写了“同意”二字;周恩来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或约粟裕同志一谈,如觉可行再送主席批办。3月19日。”林彪则画圈签字,表示同意,并建议每班的学员为20到30人。
外间门响了一声,是秘书田家英进屋,他刚从周恩来那儿回来。看到毛泽东正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就悄悄坐下来办公。只听到毛泽东轻轻拍了一下桌面,自言自语地说声:“好!”
毛泽东站了起来,走动几步,复又坐下,飘散的烟圈儿把他的思绪带回1950年那个肃杀的秋天。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谈到斯大林那个中国应该建立军事工程院校的建议,毛泽东极表赞成。但是,我志愿军几十万大军枕戈待旦,马上就要跨过鸭绿江,大战在即,实在顾不上这件事。与美国人血战了一年半,毛泽东深知我军对军事工程技术干部的需求到了何等急迫的程度。现在朝鲜战局基本平稳下来,可以腾出手来办这件事情了。聂荣臻和粟裕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令毛泽东十分满意,他认为总参这个报告指出了我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燃眉之急,我们太急需军事工程师了!一定要建立一所全军最好的大学,今后,要源源不断地为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输送国防科技人才。
毛泽东的思路突然跳跃到中国近代军校发展史上,他深吸了一口烟,任记忆在百年史海中荡波泛舟。半晌,他站起身来,慢慢踱到田家英的身旁,出了一道考题:“家英哪,你知道我们中国近代第一所军校是谁办的吗?”
田家英一愣,想了一下,不肯定地说:“是李鸿章还是左宗棠呢?”
“是我的同乡左宗棠嘛,”毛泽东笑道,“左宫保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专门培养海军技术人才,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都出自这所学校,大概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要从左大人这里开篇呢。”
田家英十分敬佩毛泽东在史学上的博览强记,他静静听毛泽东娓娓道来:
继左宗棠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又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军校,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晚清重臣们都纷纷效仿办军校,形成“治军必先办学”的套路。可办来办去,还是挡不住洋人的船坚炮利。北洋政府期间,各派军阀也闹着办军校,大多不成气候,只有保定军官学校还有些名气,出了个有名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搞得最好,要承认蒋介石这个军校校长还有点办法呢,他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黄埔系”,没有“黄埔系”他就控制不了军、政各界。当然,黄埔军校也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
正说到这里,周恩来推门走进来,毛泽东不禁笑道:“真巧了,刚刚说到黄埔军校,你这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来了!”
周恩来一怔,田家英站起身接过话茬说:“主席正给我讲中国近代军校发展历史呢。”
周恩来会心一笑,说:“主席,你莫不是批阅总参的那个报告,有感而发吧?”
毛泽东说:“我刚刚看完荣臻同志和粟裕同志联名的报告。总参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意见很好,应尽快实施。时代不同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敢做前无古人的大事,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有大批懂得现代军事科技的干部,这个学院必须是高水平的、综合性的,其作用呢,”毛泽东有力地挥了一下手,“我看哪,要超过目前所有的军校才行。”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一起坐下来,“这两天我找聂老总和粟裕同志谈过,要把这个计划分解成几个具体步骤,比如说,学院选在什么地方,干部、教员从什么地方找,筹办的方案和经费等等,最重要的,这个学院由谁来当家?”
毛泽东点点头,提高了声音说:“对,这一点最重要,要选个合适的院长才能办好这所大学,那么你们有人选了吗?”
“考虑过几个人选,粟裕同志力举陈赓。陈赓同志毕业于黄埔军校,当过红军学校校长,很善于开创局面,我们最后都倾向于陈赓同志出任这个学院的院长。之前曾想让陈赓出任总高级步校校长,看来那个任命不合适,军事工程学院远比总高级步校重要。至于什么时候下令调陈赓,要看朝鲜战局的发展情况。”P1-P3
1963年夏天,在陈赓大将逝世两年多以后,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的正规简称是“军工”,自“文革”始社会上俗称“哈军工”并流传至今)。
虽然我无缘见到创建哈军工的老院长陈赓大将,但从迈进哈军工大院那一天起,院、系首长、老师们就经常向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起陈赓的历史掌故和奇闻逸事,例如“陈赓当年救过蒋介石一命”、“建院之初,陈院长拖着伤腿爬上大水塔的脚手架”、“那个时候,老院长常到大食堂看看学员的伙食怎么样”、“老院长说过,学院里的干部都是端盘子的……”于是,一位崇高而鲜活的大英雄形象在我心中油然升起,从此我就成为陈赓的景仰者。作为哈军工学子,历史的渊源自然使我以陈赓弟子自居且引以为荣。
当国家走出“文革”的阴影,人们又恢复了可以自由读书而不必担心那书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时候,我对开国将帅的传记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希望看到专门描写陈赓老院长的书,然而,在1990年代以前,真正谈得上有文史学术水准的开国将帅的传记并不多,听说有一本穆欣写的《陈赓将军》,很快售罄,我无处去买;后来几经寻觅,跟朋友借到一本苏策写的《名将之鹰》,我一口气读完,对陈赓的戎马生涯终于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又有一丝遗憾:该书没有写出陈赓在建国后和平年代的事。1999年,穆欣写的新著《陈赓大将军》问世,尽管书价不菲,我毫不犹豫,当即买下,作为家中陈赓传记的第一部藏书。
细读穆欣的作品,深感陈赓人格伟大。但是,我同样挥不去那一丝遗憾,该书记述陈赓建国后的人生旅程是很不够的,曾任哈军工首任宣传部部长的穆欣老师描写陈赓创建哈军工的文字仅是全书总文字的百分之三。
近年来,还有几本陈赓传记作品出版,但就史学研究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完整性来说,都不及穆欣和苏策二位文坛资深前辈。
统观迄今出版的各种陈赓传记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倾向:在描写陈赓数十年戎马生涯的传奇经历和赫赫战功方面重彩浓墨,但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特别是他孜孜办学,培育英才,创建一代名校哈军工的重要史实则轻描淡写,且错讹层出不穷。
其次,使我深感抑郁不安的是,有的作者怀着窥孔猎奇和哗众取宠的扭曲心态,用什么“风流将军”、“玩笑大王”等轻佻标签去演绎陈赓幽默乐观的天性,甚至添油加醋,穿凿附会,随意编造,把一个粗鲁油滑、玩世不恭的草莽将军形象强加在开国元戎、一代儒将陈赓的头上。作者自身的浅陋庸俗不足道,但是,对陈赓这位民族英雄的亵渎则令人难以容忍。
传记文学绝对不是小说,必须虔诚地面对历史,对传主负责,对后人负责。历史是不能杜撰的,史实是不能编织的,在具体故事细节上可以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做适当的铺垫和创作,但这必须以基本史实为依据。
有一位作家,在他近期的作品里,不惜笔墨,生动描写陈赓在朝鲜战场上协助彭德怀,如何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在坑道里指挥了42天的上甘岭战役。稍有点中国军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上甘岭战役爆发于1952年10月,那个时候,彭德怀已回国半年多,奉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陈赓也奉调回国四个多月,正在紧张地创建哈军工,当时在前线指挥的志愿军最高领导人是邓华和杨得志等将军。该作者为了证明陈赓当时就在上甘岭前线,竟移花接木地引用陈赓在1951年10月20日的一篇日记,不过,他把写日记的具体日期改成一年之后。
要核实上甘岭战役的电实并不困难,翻翻有关军史资料即可,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乱写呢?把陈赓没有做过的事硬套在他的身上,治史者能够采取这样不严肃的态度吗?
有感于当今文史创作领域诸多“戏说历史”的乱象和不少“纪实文学”唯独缺“实”的现状,有感于母校哈军工的历史若隐若现地笼罩在神秘的云雾中而渐被世人淡忘。笔者在1998年秋突然萌生一个梦想:通过深入研究哈军工的兴衰历吏,去写出一个真实的晚年陈赓。
笔者大半生都在科研岗位上拼搏,作为科技工作者,要经费、搞课题、做试验、写论文、报成果,这是多年熟悉的生活,对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则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年近花甲,体弱智拙,竟鬼使神差地闯进文史创作的陌生领域里,实在是自讨苦吃。可一旦深入到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哈军工历史中,自己就如同离弦的飞矢,没有回头的可能了。1999年底在老伴的支持下,我毅然辞去工作,放弃工资,回家专心致志地“爬格子”,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老伴纤弱的双肩上。从此,千里奔波采访,青灯冷坐撰稿,成为我生活的全部。我曾三进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二进哈尔滨工程大学档案馆借阅历史文献,在尘封泛黄的故纸堆里寻寻觅觅;我曾穿寒涉暑,历经艰辛,采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哈军工老将军、老教授和各届校友四百余人,把埋藏在他们心中的历史风云记录下来。当年跟随陈赓创建哈军工的老将军、耄耋之年的刘罟英、张衍、李懋之、张文峰等老首长;由于陈赓这位伯乐的扶持早年脱颖而出的著名科学家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两院院士;当年亲身领受陈赓教诲和关怀的老干部、老教师和见过陈赓的一、二、三期的老学长们;全都热情地支持我为母校修史,有的人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陈赓和哈军工的故事,大量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第一次披露干世。陈赓的亲属傅涯阿姨和陈知非、陈知建同志也给予我宝贵的帮助。
古人云,“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几年来,我遵循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为史存真的写作原则,史海钩沉,探幽索微,刨根问底,哪怕是再小的历史事件,也要再三推敲,弄清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决不能想当然落笔。这里不妨试举一例:
在哈军工创建之初,有一个陈赓“刀下留人”的故事:“三反”运动中被判死刑的民航局高干沈毅由陈赓出面保出来,通过法律程序,改判死缓,送哈军工监外执行,让这个留法弹道学专家将功折罪,为学院的教学服务。多年来,这个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经过一炒再炒,弄得荒诞不经。前面说过的那位“移花接木”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就有一大段离谱的渲染:……陈赓听说沈毅半夜三更酗酒,亲自去检查,怒斥沈毅,沈毅解释说,怕弓l起火灾,烧了科技资料,不敢生火炉,故靠饮酒取暖。陈赓闻听此言,由怒转喜,“温情脉脉”且“眼角湿润”云云……
为了搞清沈毅到哈军工的前后情况,笔者先后采访过院首长、当年处理过沈毅案及与沈毅本人熟悉的十多位知情者,故不揣冒昧地为该作家笔下的“死囚故事”做如下纠错。
沈毅不是解放战争起义的,早在抗战的时候,经周恩来介绍,他就到了延安,而且表现不错,否则不会在解放初就当上握有大权的高级干部;他从来没有“宝贝”这个绰号,陈赓给董必武打电话也不可能直呼绰号“宝91”而不称罪犯的姓名,弄得董必武莫名其妙,须知陈赓对党内元老是非常尊敬的;关于沈毅的事发生在1952年秋天,是在北京筹委会办的移交手续,陈赓派军务参谋沈清波送沈毅去哈尔滨,所以,不存在陈赓买火车票去北京找董必武的事;改判沈毅一案,是“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这似乎没有史实根据;对沈毅特赦是1959年国庆节后的事,1953年不可能“打特赦报告”;沈毅不会喝酒,不可能“半夜三更酗酒”;沈毅一到哈军工就住在王字楼,给预科学员辅导功课,那个楼里有充足的暖气,学院的所有老教师宿舍都有暖气,没有生煤炉子的;靠饮酒是不能御寒的,这是常识,再说,喝酒后头脑不清醒,迷迷糊糊的是无法翻译科技资料的;哈军工专设翻译室,外文军事科技资料均属机密性质的,只能在翻译室里翻译,不准带回家,说沈毅在家里搞翻译,那是不了解哈军工的严格保密制度:哈军工的教授都住在条件最好的斜纹二道街两栋宿舍楼里,压根儿就没有让老教授们住过小平房;1956年以前,陈赓和部分院系领导的家安排在两排小平房里,陈赓的办公室一直在王字楼,大院里再没有什么“小平房”了,从来没有陈赓和政治部向所谓“小平房”搬家白白事。
笔者多方仔细调查核实,可以负责任地说,该作家描绘的“死囚故事”纯系子虚乌有,主观臆断的虚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该作家不是用陈赓的真名实姓去编织这样的故事,自然无须笔者置喙、说三道四,可这是一本关于重要历史人物陈赓的传记啊,岂能不允许读者品头论足?
自古治史难,要写好以陈赓为第一人物的哈军工史更难。横在我面前的是重重关山和激流险濉,还有无法回避的“禁区”和“雷阵”。那几年,我在书房兼卧室的小房间里高挂一幅陈赓大将的戎装肖像,在老院长慈祥睿智的目光下,我时常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冲击着胸襟。在我几次被疾病击倒或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的时候,在我遭遇某位哈军工“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领持续几年的围剿,企图把书稿扼杀于摇篮之中的时候,冥冥之中,我似乎听到老院长的亲切勉励: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003年3月,在“非典”肆虐的高峰期,我三赴北京,为书稿的最终审批问题焦虑忧愁,夜不能寐,在尚法尊老师、毛焕曾老师和林晓霖学姐等许多热心校友的鼎力帮助下,总算化险为夷、绝路逢生。5月暮春,四易其稿的《哈军工传》经军事科学院五位军史专家审读通过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出版局批准出版。7月炎夏,162万字的《哈军工传》 (上、中、下三卷)付梓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哈军工创建50周年前夕,作为纪念陈赓老院长百年诞辰和对母校50华诞的献礼作品,面世于古城长沙。
因为正逢“军工六校”的校庆活动,《哈军工传》刚上市就在“军工六校”内和各地校友会的校友圈子里销售一空,受到校友们的广泛好评。但由于我没有任何背景,更找不到媒体圈子里的关系,所以该书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笔者对陈赓等开国将帅的史学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国内文史界的应有重视,倒是素不相识的香港著名军事评论家马鼎盛先生最先为《哈军工传》写了书评,香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江迅对我做了专访。
近两年,笔者忙于写作《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一书,但心中仍惦记着陈赓的史学研究。
2005年秋天, 《风雨彭门》书稿杀青后,我才开始重新研究晚年的陈赓。
重读罗瑞卿大将在陈赓葬礼上的悼词,当年对陈赓的评价是令人遗憾的,主要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一位杰出的指挥员”等语,话虽无错,却太一般化。那是时代的局限,是历史留下的无奈,那篇悼词对陈赓创建哈军工等晚年的业绩只字未提。
42年以后,当首都举行纪念陈赓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时候,人们终于看到了历史老人的公正笑脸,中央军委领导人对陈赓的评价语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为纪念陈赓百年诞辰而出版的《陈赓传》和纪念文集《百年追思》,使陈赓的史学研究登上了新台阶,令人欣慰不已。然而研读之后,笔者以为,仍难尽人意,主要的不足还是晚年陈赓那部分。《陈赓传》里关于陈赓创建哈军工的那段历史的描述,尚存在不少错误。
我带着许多感慨,觉得单独写一部关于陈赓晚年的传记是必要的。于是,在《哈军工传》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收集史料,增添新的内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所谓陈赓的晚年,是指他短短58岁生命旅程的最后十个年头,即1952年6月从朝鲜前线奉调归国到1961年3月在上海逝世,准确算来应该是8年10个月。晚年陈赓的职务多有变更,唯独哈军工院长的职务一直未变。
仰望20世纪的历史星空,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若论对国家和民族有巨大贡献者;若论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且胆识过人、思想深邃者;若论人生经历最具传奇色彩,人格魅力光彩照人而口碑无瑕、深得人心者,陈赓都当名列前茅。
今年6月,国防科技大学杨昂岳教授寄给我一份长沙的新报纸,那上面有一篇报道:《湘乡老人苦守陈赓故居》。一位叫许谭氏的老婆婆,原是陈赓家的隔壁邻居,少时就与陈赓相识。陈赓参加革命后,家道中落。为了保护陈家老屋,1931年,敬佩陈赓的许谭氏动员丈夫筹钱买下了陈家老屋,从此,她一直守护着陈家老屋而不愿意盖新房,陈家留下的什物,她也精心保存下来。2004年,87岁的老人病逝。弥留之际,她把守护的任务交给年过古稀的小叔许成赓,她说,没有看到陈赓故居的恢复,死不瞑目。这个故事感人至深,陈赓是家乡人民永远的骄傲。
笔者这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拟以全新的历史视角,重塑离开战场的陈赓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将军教育家的历史形象,通过追寻他创建哈军工时形成的教育思想体系和开拓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新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历史足迹,再现这位旷世英雄的卓远而丰厚的人文情怀。笔者力求用细腻的笔法,沉雄凝练的话语,走进陈赓的内心世界,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时代大背景,着力于陈赓和他身边的老干部、老教师两大群体精神内层的描写,为20世纪那个特定年代里人们的心灵品格和命运际遇做出冷静的分析和剖示。
笔者再一次感谢数百名哈军工的老首长、老教授和各届老学长多年来对我的关爱和帮助,再一次感谢傅涯阿姨、陈知非和陈知建同志,没有他们的口述历史,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梳理出一位民族英雄感天动地的故事。
笔者感谢在本书写作及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和做过贡献的校友和朋友:刘忠、左太北、刘小林、应守贤、杨昂岳、朱柏青、杨小斌、齐国甫、关云逢、汤任远、刘捷、杜剑、张希琴、丁虹。
作为一位民间的史学研究者,笔者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作中必然会有错讹之处或不当描写,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愿意随时倾听任何批评意见,并与有志于陈赓史学研究的朋友们交流切磋。
作者
2006年6月于深圳世界花园香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