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

陀妥耶夫基（1821-1881），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白痴》是他的重作品。

娜斯塔霞是个外慧中的绝色女子，惜乎命途多舛，成了得堡某巨富的情妇。然而她对此人只有极度的轻蔑和憎恨，当她听说那个淫棍即将“明媒娶”名门千金时，便萌生了的念头。她的对手们则在各种利益驱动下正阴谋编织一张制伏这个弱女子的罗网。就在错综复的关系决定了极度敏感的时间和地点，被那些“聪明人“目为十足的“白痴“先天有病的破落贵族梅诗金公爵糊涂闯进了冲突一触即发的旋涡……

十一月杪，天暖雪融，上午九点左右，彼得堡一华沙铁路线上有一列火车正全速驶近彼得堡。空气非常潮湿，大雾弥漫，不知道这天色是怎么亮出来的，真难为它，从车窗里望出去，铁道左右两侧十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旅客中也有从国外归来的，但比较挤的还是三等车厢，而且以忙于营生的微末小民居多，他们一般在不太远的地方上车。经过一夜的旅程，大家照例都很疲倦，眼皮沉得抬不起来，遍体寒冷，苍白的面容微泛枯黄，跟雾的颜色有些仿佛。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靠窗的地方，有两位旅客打天亮起处于面对面的位置。两人都还年轻，行李极其简单，衣着也算不上时髦，却都有颇为突出的相貌，而且双方都有攀谈的愿望。如果他们知道对方此时此刻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一定会惊诧于机缘如此奇怪地让他们在彼得堡～华沙列车的三等车厢里相对而坐。两人中的一位身量不高，年纪在二十七岁上下，一头鬈发几乎是全黑的，灰色的眼珠虽小，但目光炯炯。他的鼻子又大又塌，脸上颧骨高耸，薄薄的嘴唇老是撇着，现出一种狂妄、嘲弄乃至恶毒的冷笑；可是他的天庭却很饱满，轮廓端正，弥补了下颌发达得异样的缺陷。这张脸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种毫无血色的惨白，它使这位年轻人的整个面容显得憔悴不堪(尽管体型相当结实)，同时还透出一股近乎痛苦的激情，这与他肆无忌惮的冷笑、傲气凌人的眼神很不调和。他穿得很暖，一件宽大的羊羔皮桶子挂了黑色的面儿，经过一宿的旅途劳顿并没有畏寒瑟缩之状，而他对面那一位对于潮湿的俄国十一月之夜是怎么回事显然没有经验，所以不得不打着寒颤饱尝个中滋味。他只披一件带大风帽的肥腰身呢斗篷，十足是远在国外(例如在瑞士或北意大利)作冬季旅行的寻常装束，在这同时当然不会把从艾德库能到彼得堡这样漫长而寒冷的路程考虑进去。然而，在意大利绰绰有余的御寒用品，在俄国就不太够了。带风帽的斗篷主人是个年轻人，年龄也在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上下，身量略高于中等，浓密的黄发颜色极淡，两颊深凹，一绺稀稀落落的楔形胡须差不多可以说是白的。他的一双碧蓝的大眼睛凝神专注，目光蕴藉，但似有隐痛，有些人根据这种奇异的表情一眼就能猜到此君患有癫痫症。不过，这年轻人的脸倒是讨人喜欢的，清癯而又秀气，皮色本来就不红润，这时更是冻得发了青。在他手中左右晃荡的一个褪色花布小包裹，看来是他路上所带的全部家当。他足登一双带腿罩的厚底半高勒皮鞋，——一切都不合俄国习惯。穿挂面儿皮桶子的黑发青年多少由于闲着无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终于开口问道：

“冷吗?”

他问时带着那种不知趣的笑容，人们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无顾忌、不经意地表示幸灾乐祸的心情，接着他还耸了耸肩膀。

“很冷，”对方倒极其乐意回答，“而且，请注意，这还是融雪天气。要是在上冻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呢!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国内竟然这么冷，反而不习惯了。”

“一向在国外，是不是?”

“是的，在瑞士。”

“嗨，您这个人哪!……”

黑发的一位吹了声口哨，然后哈哈大笑。

P3-4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曾如饥似渴地吞咽过不少外国文学(包括戏剧)的译本，其中尤以阅读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和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些黑白封面的欧美名著(如巴金、丽尼、陆蠡译述的屠格涅夫作品等等)兴趣最浓。虽然我从未系统研读过欧洲文学史之类的专著，但经常在书店里站着翻阅一些久闻大名的经典，看到那里陈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多，对这位俄国大文豪早就肃然起敬。他的姓氏中文译名第一个字“陀”，其实与原文发音相去甚远，可能也和其他许多外国人姓名的中文音译一样，保留着当年全国出版中心上海的沪语读音痕迹。然而这个“陀”字加上我浮光掠影地从作者简介中读到宗教哲学在他作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再辅以他的画像和照片所展示的悲怆神情，我总是把他和苦行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自上世纪前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陀氏作品的中译本基本上只有耿济之译自俄文和韦丛芜译自英文的两套。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陀氏文风的特殊性，我多次尝试“啃”那些译文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到五十年代过半以后，我才二十多岁，浑然不知兰山学海的高低深浅，仗着仅学了四五年俄文这点可怜的“底气”，通过预订购得苏联在一九五六一一九五八年间陆续出齐的十卷本陀氏文集，居然雄心勃勃地妄图对这座碉堡发起强攻。不幸的是，除了《白夜》、《舅舅的梦》以及果戈理风格最鲜明的《庄院风波》(即(《斯捷潘契科沃田庄与庄院中的人们》)等几个在多种意义上不那么厚重的中篇外，从《罪与罚》一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那黑压压一堆“庞然大物”，还是令我望而生畏。倒是五十年代末公映的苏联彩色故事片《白痴》，由于编导坚定地聚焦于原著第一部的“名花归属”主题，不及其余，译制质量也相当高，特别有孙道临、张瑞芳这样台词功底深厚的名演员担纲为男女主角配音，使我顿悟洗练萃取对于提高文艺作品感染力和影响力是何等重要。

无论是《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倘若我在此条分缕析地重复《白痴》的内容，哪怕只是讲一个故事梗概，恐怕无异于干一桩煮鹤焚琴那样杀风景的蠢事，尤其对于初次接触此书的读者简直是一场灾难。费尧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后来跻身贵族的医官家庭。他那残酷虐待农奴的父亲于一八三九年被自己田庄里十几名忍无可忍的农奴殴打致死。费尧多尔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在军队里待了四年，以中尉军衔退役，一八四四年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他的处女作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1845)曾受到来自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热烈赞扬，但随后发表的一些中短篇却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从而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等人的决裂。这位青年作家从一八四六年春开始参加以废除封建农奴制为己任的激进革命团体彼得拉合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一八四九年，他和其他几名小组成员一起被沙俄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旧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已是一八五。年初)，这些死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又突然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此后还得当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几乎度过了整个五十年代，于—八五九年才获准携妻子和继子返回俄国的欧洲部分，定居在彼得堡。一八六0年初，他的两卷本作品集出版。

陀氏一生始终没能摆脱癫痫症对他生理上、精神上造成的巨大痛苦，而嗜赌成性和债务缠身又压得他经济上永世不得翻身。说来也许近乎残忍，长达九年的流刑经历为陀氏写《死屋手记》提供了无价的第一手资料，此书曾被屠格涅夫比作但丁的《神曲·地狱篇》，赫尔岑则把它与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相提并论，它更在一个世纪后催生了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一系列劳改文学名作，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与此相类似，频频发作而且病势不断加重的癫痫、明知结局有输无赢也要饮鸩止渴的赌瘾、越陷越深以致永远无法清偿的债务——这些亲身体验都成了陀氏的创作源泉，就描写的真切性和刻画的深度而言，其他途径都无法与之相比拟。

《白痴》的男主人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加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真正的弑父凶手斯乜尔加科夫，无疑是古往今来所有此类艺术形象中写得可谓入木三分、最令人信服的癫痫病患者。作者笔下的梅诗金公爵被很多人视为白痴，甚至公然如此骂他，事实上只是因为长期在国外疗养，回国后与周围的生活脱节，显得不谙世故，不明事理，但他有着一颗水晶般纯净无邪的仁爱之心，言行举止光明磊落，任何权术、城府和私欲与他都不沾边。通过梅诗金公爵这一形象，作者旨在表明自己理想中“完完全全美好的人”便该如此。陀氏于一八六八年初构思此书期间写给他外甥女索菲亚·伊万诺娃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历数基督教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美好人物，最完美的莫过于堂·吉诃德。、但他之所以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也很可笑。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比堂·吉诃德差远了，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仍不失为一大创意)也很可笑，而且这一招还真管用。美好者不知自身的价值，反而遭到嘲笑，于是引起同情一由此可见，读者中也是有同情心的。同情之所以会被激发出来，正是幽默的秘密。让·瓦尔让这个人物(雨果名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译者按)也是一次精彩的尝试，但他引起同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巨大的不幸，而且社会对他不公。我要写的人物与他们毫无相似之处，绝对没有，所以我怕得要命，担心这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上述那封信还包含这样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耶稣基督才是他心目中美好人格的最高典范。他在小说的草稿中干脆称男主人公为“基督公爵”。这位圣徒一般的公爵无财无势，在人欲横流、寡廉鲜耻的黑暗社会上饱受欺辱，可是他既不愤怒，更不反抗，总是逆来顺受。尽管《白痴》的第一稿后来被推倒重写，但从我们今天持有的定本中某些部分(如第一部第六章梅诗金向将军夫人母女们讲述自己在瑞士与孩子们和玛丽如何由疏变亲的经过)，仍看得出作者勾勒梅诗金的身世时，显然受到福音书中一些情节的影响，才会导致为梅诗金所作的“性格画像”与“基督公爵”的轮廓相合。陀氏把顺从和苦难加以理想化，否定激进道路和斗争手段，这是他历来遭到抨击和责难最多的要害。俄国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废除农奴制，在欧洲是最晚的，而此后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各派的分歧又特别严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资本主义，害怕革命，反对俄国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他后半生的言论和创作始终在与所谓的“西欧派”论战，尤以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一年在期刊上陆续发表的《作家日记》为甚。应该说，他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绝非熟视无睹，也不是天生怯懦，他反叛过，抗争过。自从他一八四九年被捕成为死囚，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先服苦役后当兵，一八五九年回到彼得堡后又在内务部秘密监视下苦熬那种很少有人体验过的孤独达十年之久，被侮辱、遭欺凌、受伤害到虽生犹死甚至生不如死的地步，这漫漫二十载的另册岁月，毕竟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从他的成名作《穷人》起，无限同情小人物，为他们并且与他们一起受苦，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占有主旋律的位置。但他确信专制政体已根深蒂固，无法撼动，于是转而求助于宗教，把在人世间受苦难视为通向灵魂得救的必由之途，宣扬被践踏的弱者对施虐者报之以宽恕等等，直至他撒手人寰之前八个月，还在莫斯科由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奏响序曲的纪念活动集会上发表演说，还公开号召“桀骜不驯的”俄国知识分子“顺从吧”。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这位一代文豪与世长辞。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与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马斯洛娃交相辉映的伟大艺术形象。不过，古今中外的诗篇小说、戏剧影视中多的是红颜薄命的弱女子。倘若有谁备足了餐巾纸愿为一枚缠绵悱恻的“催泪弹”欷歔不已，本书肯定会令这样的读者大失所望。诚然，娜斯塔霞拥有超凡脱俗的美貌和聪慧，可谓风华绝代(陀斯妥耶夫斯基用那么多笔墨来描述她的一张相片给梅诗金公爵留下的深刻印象，本身也属罕见)，但赋予此书永恒价值的是她身处阴谋旋涡的中心，不甘心任人摆布，敢于在富豪权贵头上动土，举起反叛的义旗向恶势力复仇，终于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骄傲地倒下的悲剧命运。

岁月荏苒，此译本自一九八六年初版以来，已过了二十个年头，在此期间以各种不同开本、不同装帧重印的普及本、文集本累计的册数，可能是陀氏作品在我国迄今为止拥有读者最多的一本。由于种种原因，主要还是生怕误导读者而藏拙，我一直没有为这个译本写过任何前言或后记。可是躲了二十年还是躲不过去。尽管如此，我在此依然想恳请读者不要把寥寥几页背景材料和人物简介当作什么导读，以免思想驰骋的空间变得湫隘、逼仄。从贝多芬《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7之2)》第一乐章漾出的音流，很可能与月光风马牛不相及，一百位听众可以作出一百种甚至更多不同的解读，也许这才是经典真正的艺术魅力所在。

荣如德

于二OO六年元宵节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