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叶妮·格朗台》是以欧叶妮·格朗台的生日集会开始的，夫妻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围绕着百万富翁独生女儿的婚姻问题而在克吕旭家庭和格拉珊家庭之间展开的微妙而尖锐的勾心斗角，全部在格郎台公馆的客厅里逐一铺示，直到不速之客格朗台家的侄少爷敲响门环，就像一块石头忽然掉进步潭，顿时激起新的波澜，于是小说像多幕剧一般从第一幕转入以下几幕，人物的言行、思想感情随着剧情的演进而发展，逐渐推向高潮，继而又走向结尾。《高老头》则通过巴黎一个偏僻街区的伏盖公寓里发生的故事，描述了巴黎社会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十九世纪文豪。《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是他的代表作。

《欧叶妮·格朗台》生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外省生活，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刻画了一个狡诈吝啬的暴发户形象格朗台老头，揭露了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高老头》则通过巴黎一个偏僻街区的伏盖公寓里发生的故事，描述了巴黎社会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审视人生并加以评判。

欧叶妮·格朗台

高老头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使人看了会产生凄凉之感，它们就像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怆的废墟。也许这些房子兼有修道院的静谧、旷野的肃杀和废墟的破败。房子里寂然无声，没有丝毫动静，要不是街上一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露出一张像僧侣般表情木然的脸庞，用阴森冷漠的目光向来人瞪上一眼的话，初来的外地人真可能把这些房子当作是无人居住的空屋。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它坐落在一条直通高处古堡的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具有上述的那些凄苦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已经不常有人来往，夏天热，冬天冷，有几个地方还十分阴暗；不过它也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始终是那么清洁和干燥，发出的回声又是那么清脆悦耳；街面狭窄而曲折，两旁紧贴城墙脚下的属于老城区的房子都很幽静。

有些屋子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虽然是木结构，但仍很坚实，而且式样各异，各有特色，使得索缪城的这一地区，特别得到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刮目相看。凡是在这些房子面前经过的人，都不能不赞叹那些两头雕着古怪图案的粗大的梁木，它们覆盖在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顶部，构成一长条黑色的浮雕。

这一家屋子的横木上盖着青石板，在不太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代久远已经弯曲；屋顶的橡木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一家破旧黝黑的窗槛腐朽不堪，上面原先的精美雕刻模糊不清，似乎已经承载不了贫穷的女工放在上面的那个种着石竹或者月季的棕色花盆。再往前去，有几家的门上镶着粗大的钉头，我们天才的祖先在上面镌刻着代代相传的象形文字，其含义是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表示其信仰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①的咒语；也有某个市民，因为先人曾经掌握过当地的行政权而刻下的贵族标记。整整一部法兰西的历史都在这里了。一幢外墙粉得很粗糙的岌岌可危的房子，当年很可能是一位能工巧匠的得意之作；紧邻是一座贵族的宅邸，在石砌的拱形门框上面留有家族徽号，虽然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风暴的损伤，痕迹还隐约可见。

这条街上的房屋，底层全是做买卖的，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在这里发现这里的一·切就像我们祖辈时代的妇女习艺工场那样简朴。低矮的店堂既无门面，也无货架和橱窗，里面很深，黑糊糊的，内外都没有装饰。大门分上下两块，草草地钉着铁皮；上面一块向里开着，下面一块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开关上。门旁半人高的墙上嵌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卸下，晚间装上，再加上铁栓锁住。空气和阳光就从上半扇门，或者屋顶与窗框之间的空隙，进入这间潮湿得像地窖一样的屋子。这堵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绝没有刻意招徕顾客的东西。陈列品的种类按照铺子的经营范围而定：有的是两三桶盐或者鳕鱼，有的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有的楼板的横梁上挂着一些黄铜丝，墙边放着一些桶箍；或者是在架子上放着几匹布。

要是你走进去，便会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系着白头巾、穿得干干净净、双臂红润的姑娘；她马上会放下手中的织物，呼唤她的父亲或者母亲出来接待你，可能是一笔两个铜子的小生意，也可能是一笔两万法郎的大买卖；店主的态度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全因各自的脾性而异。

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绕动着双手的大拇指坐在门口和某位邻居闲聊；他的店门口只有一些质量低劣的酒桶板和两三捆木板，但是在他码头上的仓库里却堆满了木料，足够安茹地区全部箍桶匠的需要。他知道，如果葡萄收成好，他可以卖掉多少块做酒桶的木板，计算误差最多是一两块。一天的阳光可以使他发财，连绵的阴雨可以使他赔本。半天之内，酒桶的价格就可以升到十一法郎，或者跌到六法郎。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气候的变幻决定了经济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地的、木材商、箍桶匠、客店老板和船老大，人人都在盼望出太阳。晚上睡觉时唯恐次日清晨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怕雨、怕风、怕旱，巴不得能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主宰冷暖。上天和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是无止无休的。晴雨表能够使人时而闷闷不乐，时而面露喜色，时而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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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问，在巴尔扎克留给我们的上百部小说中，哪部作品最优秀?或者说，哪部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广大的读者中间，答案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堪称《人间喜剧》的代表作，也是读者最为喜爱的巴尔扎克作品。

《欧叶妮·格朗台》创作于1833年，《高老头》成书于1834—1835年。前者描绘的是法国外省生活场景，后者表现的是巴黎的社会生活。《欧叶妮·格朗台》是一场爱情悲剧，《高老头》则是一出家庭悲剧。这两个悲剧的本身似乎并无多少新意，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巴尔扎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样两个普普通通、生活中常见的悲剧置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对发生这种悲剧的历史背景，即法国大革命之后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确而又细致的描绘，为我们勾勒出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从巴黎到外省广阔而又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如此一来，这种本来可以说是极平常的生活悲剧便不仅包含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时代内容和社会意义，而且凭借着巴尔扎克那支生花的妙笔，其故事也具有了独到的艺术风采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如前所述，《欧叶妮·格朗台》是一场爱情悲剧，然而，这场悲剧的两位青年主人公却不是故事中的第一主角。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竭尽全力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既不是悲剧中的负心汉，甚至也不是痴情女，而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制造者老格朗台。

简单地说，老格朗台是一个吝啬鬼。早在老格朗台“出生”近两百年前，莫里哀就已经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那就是法国人家喻户晓的阿巴公。不过，与阿巴公相比，巴尔扎克笔下的老格朗台要复杂得多、精明得多、凶狠得多，因而也就可怕得多。阿巴公的特点是“守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老格朗台则要高明得多，他一方面“守财”，另一方面更看重“发财”。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同时又不放过任何时机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而且至死都乐此不疲。老格朗台原来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箍桶匠，是法国大革命为他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大好时机，他本人亦称得上有胆有识，不仅能够使用各种手段大大方方地吞并他人的财产，而且有本事抓紧各种机会，冠冕堂皇地化公为私，从而使自己的家产急剧膨胀，没几年间便一跃成为当地的首富。老格朗台显然具有处于上升时期虎虎有生气的第一代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一切特点，他既有过人的精力，又有罕见的理财本领，更重要的是，除了金钱之外他没有任何别的信仰，他惟一的爱好、惟一的激情就是聚敛金钱，这也是他的全部才干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财产，处心积虑地把别人的东西通过“合法的”手段弄到手，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皆可一试，反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生命再也没有其他的价值和乐趣。关于老格朗台的这种过人的本领和突出的特点，巴尔扎克有一段非常形象、非常精彩的描写：

在理财方面，格朗台先生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天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我想，凡是读过这段文字的人大概都会有点儿不寒而栗的。试想，一只老虎和一条巨蟒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即使是再勇敢的人恐怕也很难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老格朗台的形象着实太可怕了!然而，更可怕、更耐人寻味的是，像这样一个阴险毒辣而又毫无廉耻之心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人怨恨他，尽管几乎人人都受到过他那钢牙利爪的伤害，然而受害者却无一例外地对他表示敬服，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干的人，甚至把他看成是当地的荣耀。这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老格朗台是一个成功者，而成功的标志就是他比别人更有钱，比别人更有办法弄到更多的钱。胜利者是无可指责的，看来这句话颇有道理，老格朗台就是他的那个时代的胜利者，他所代表的那股新生力量手中握有的最大王牌武器就是金钱，金钱的法力无边，金钱的力量不可抗拒。老格朗台所处的正是法兰西社会激烈动荡、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历史急转弯的严峻时刻，滚滚而来的金钱大潮把所有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全都冲击得荡然无存，宗教信仰、贵族封号、家族荣誉等等也变得一钱不值，惟有金钱才是一切，金钱成了新的上帝，人人皆对它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我想，不管巴尔扎克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如何，《欧叶妮·格朗台》本身所包容的深刻含义和认识价值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重读这部作品，不是依然可以得到某些启迪吗?

与《欧叶妮·格朗台》这个爱情悲剧相比，《高老头》的家庭悲剧显然更加富有戏剧性，内容自然也更加丰富多彩。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是在巴黎，这座大都市的社会舞台当然应该比被人们视为乡下的外省要开阔得多，在这座舞台上登场的人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形色色，无所不包，而由这众多人物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老头》是巴尔扎克试图让他笔下的人物反复多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换句话说，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开始构筑他酝酿已久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也正因为如此， 《高老头》里的许多人物，以后又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人间喜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些被作者精心安排、着意刻画的人物形象不仅更加充实，更加生动，而且更有深度，也更有光彩。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叙述了一位痴心父亲高里奥的可怜的一生，这位老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这是两个毫无人性、甚至可以说毫无廉耻之心的女人——一点一滴地榨干了自己的心血，直到身无分文，然后悲惨地死去。高里奥的死的确值得同情，然而他活得又实在太窝囊!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身世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社会和人性中极其阴暗、极其丑恶的一面：所谓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全是靠着金钱来维系的，一旦没有了钱，这种关系就会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巴尔扎克叙述的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警世作用的，因为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经常出现，只不过悲剧的程度深浅不一罢了。

不过，如果巴尔扎克的描述仅仅到此为止，那么《高老头》也就很难说是一部杰作了。事实上，高里奥家中的所有“变故”都是在这部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拉斯蒂涅克的身边发生的，拉斯蒂涅克把这一幕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完成了他在进入社会角斗场之前人生哲学的第一课。这就是说，高里奥的家庭悲剧不过是作者为拉斯蒂涅克的登场和演出所作的铺垫，拉斯蒂涅克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

拉斯蒂涅克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他到巴黎是为了攻读法律，然后谋个前程。然而，他一旦进^这个花花世界，经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一番磨炼之后，他身上原有那点儿纯朴、善良的天性便一点点地消失殆尽，从而使自己彻底地转换了角色，从一个良知未泯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而在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他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另一个是他的邻居伏脱冷。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使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最赤裸裸的语言不厌其烦地对拉斯蒂涅克进行“如何踏进上流社会”的“引导”和“教诲”：

“现在，我全明白了。您越是有心计，您就越高升得快。您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别人，人家才会怕您。您只要把男男女女都看成是驿站的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竭，每到一站您就可扔下不管，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

“总之，为了个人的乐趣和利益，私下里干的各种丑事，您以为这合乎信念、希望和慈善这三大原则吗?为什么一个纨祷子弟一夜之间使一个孩子失去了一半财产只判了两个月的监禁?而一个可怜虫偷了一千法郎却要加重处罚判他服苦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条款不是荒谬的。戴着手套说漂亮话的人可以杀人不见血，但的确是杀了人；普通杀人犯用铁棍撬门入室，是要加重处罚的……”

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对这个表面上风光体面、骨子里肮脏不堪的社会可以说是洞察一切，而且又能够把其中的奥妙说得清，道得明，他们是拉斯蒂涅克当之无愧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拉斯蒂涅克这个乡下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觉醒”的。

不过，最终使拉斯蒂涅克大彻大悟的，除了这两位“导师”的言传之外，还要归功于高老头的“身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高里奥看作是坏人，或者说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高里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得千干净净之后，最后孤零零地死去，拉斯蒂涅克是这一悲惨事件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正是从这里，拉斯蒂涅克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正义、亲情、友善等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角斗场。果然，经过几番挣扎、搏斗之后，当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再见到这位青年时，他已经混出个人样来了。自然，这是后话，它已经不再属于((高老头》这部作品的内容了。

在《高老头》这部小说尚未写完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对他的朋友说：“《高老头》将使您大出意外，这是一部杰作。”这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这部作品的精当评价，不过，也许是言犹未尽，几天之后巴尔扎克又加上—句，((高老头》堪与《欧叶妮·格朗台》媲美。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对自己的这两部作品是钟爱有加的，一百多年来的事实也证明，它们的的确确是两部杰作，也堪称巴尔扎克的代表作。

《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都属于《人间喜剧》这部大书，然而它们叙述的却是两个悲剧。两部作品的基调全都是阴冷而又灰暗的，读后令人有一种压抑之感，其中的人物也许只有欧叶妮·格朗台呈现出一点亮色，使人觉得可亲可爱，其他的不是令人感到可鄙、可叹，便是可憎、可畏。这样一批乱糟糟的、龌龊不堪的人物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所想做的、所能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损人利己，追名逐利。巴尔扎克用他那支如椽大笔向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百丑图，从而揭示出了这个社会中某些真实的、本质的一面。我想，如果读者们不要拘泥于“喜剧”这两个字表面上的含义，在细细地读过《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这两部悲剧小说之后，再来细细地咀嚼“人间喜剧”这四个字可能包容的独特意义，那么，对于这两部小说、对于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对于巴尔扎克本人也许就会有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吧!

王聿蔚

二00三年二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