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昙花一观，却是两千年封建帝制起的起源；楚霸王乌江自刎，却因巨鹿之战的神勇胜过了刘邦的帝王之尊；李世民英明一世，却抹杀不了杀兄代位的事实；郑成功的抗清失败，却因收复台湾留下了光辉的形象……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情和命运，随着作者对大量古典旧体诗的分析和评价而在书中一一展现。诗话与史话相结合，诗情与史意相印证；挖掘诗情里的史实，洞察历史中的人性。悠悠的诗情古韵里，流淌着过去那一幕幕或悲或喜、或惊或叹的历史岁月……

本书内容在时间上横跨了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两千年，内容丰富，涉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帝王霸主，如秦始皇、项羽、曹操；对才子贤人的不幸遭遇也颇为同情，如金圣叹、冯衍；对凛然正气的将领更不吝笔墨，如文天祥、于谦；对女子的团扇命运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如班婕妤、陈圆圆。雄厚的诗词功底，流畅优美的文笔，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三者结合造就了本书的诞生。

一 史笔与诗心（代序）

二 一宵西送越兵来——话吴宫兴亡

三 西施生死之谜

四 诗篇里的秦始皇

五 楚霸王的兴亡

六 兔死狗烹悲韩信

七 讽咏汉武帝求仙的诗

八 明妃曲引出夷夏之辨

九 评说王莽

十 冯衍的悲怆心声

十一 奸雄曹操是诗人

十二 出师未捷身先死

十三 不尽南朝亡国恨

十四 血染玄武门

十五 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咏明皇杨妃之恋

十六 殿前点检作天子——宋太祖的政治秀

十七 苏东坡咏史诗一瞥

十八 神化的岳飞及其《满江红》词的真伪

十九 说《正气歌》的正气

二十 《铁函心史》固非吴井之藏

廿一 明太祖粗犷剽悍见乎诗

廿二 于谦的悲剧

廿三 金圣叹“只惜胸前几本书”

廿四 谁云乱世识忠臣——袁崇焕之死

廿五 李自成诗情羞涩乎

廿六 桃花扇底送明“明”

廿七 郑成功父子与台湾风云

廿八 从康熙大帝平定台湾诗说起

廿九 东南到处啼痕——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

三十 王观堂诗笔下的慈禧太后

卅一 且从青史看红颜

卅二 谭嗣同狱中诗透露的戊戌史事

卅三 章太炎的排满反袁诗

卅四 秋风秋雨话秋瑾

卅五 良友渐随千劫尽——从诗情看汪精卫之投敌

卅六 王国维的诗中史

卅七 毛泽东咏雪诗的艺术与历史

卅八 同是神州共命人——吴宓与陈寅恪

卅九 张学良死后留声

四十 抗战八年犹记否

四十一 温家宝题黄遵宪诗

后记

索引

           项羽的崛起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陨星落地，老百姓在上面刻了“始皇死而地分”的愿望，又相传山鬼曾持璧传书日：“今年祖龙死!”翌年始皇出游，果然死于沙丘(在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果然天下大乱。匹夫陈胜、吴广于毫无道理的严刑峻法之下，被迫起义，成为推翻秦政、建立汉朝的导火线，如刘克庄诗句所谓：“辛苦佣耕人，饥寒摘戌余。竟令秦失鹿，首为汉驱鱼。”饥寒交迫的辛苦种田人居然使暴秦失去政权，“竟令”两字神妙；“为汉驱鱼”，则不免有为别人做嫁衣裳的遗憾。

陈胜吴广等揭竿而起的农民，不过是散兵游勇，很快就被消灭，只能为六国的遗民复仇铺路。项羽即为楚将之后，乘乱跟着叔父项梁起兵江东，率领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不久项梁因胜而骄，败死于定陶。秦将章邯破项梁后，渡河攻打赵国，诸侯军退入钜鹿城。楚怀王任命项羽为鲁公去救赵，展开震惊史册的钜鹿大战。

项羽于渡河之后，破釜沉舟，只带三天的粮食，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当时诸侯救钜鹿的军队不下十余壁(军垒)，都不敢出战，但见项羽的战士人人以一当十，呼声动地，大破秦军。据《史记》说，项羽于大破秦军后，诸侯将领应召往见，过辕门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自此项羽俨然成为诸侯军的首领。钜鹿一战无疑使项羽声威大震，郑板桥谓之“战酣气盛声喧呼，诸侯壁上惊魂逋”，认为这一战足令项羽不朽，即使后来争天下失败也不足道：“项王何必为天子，只此快战千古无”，像曹操、朱温辈都当了皇帝，哪似项羽般的英雄?不过，杨慎《升庵集》据刘邵《人物志》有云：“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项羽无疑胆力过人，但聪明秀出显然不足。

项羽大破秦将章邯于赵后，声势莫当，立即带兵进军秦都咸阳，虽然比刘邦晚了一步，实力远非刘邦可比，却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坑杀章邯手下投降的秦卒二十万人于新安，与昔时秦军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一样残暴，不仅结怨关中，而且予人以暴易暴的印象，相比之下沛公刘邦的部队却成为仁义之师了，故章懋《枫山集》说：“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项羽之失天下也以其不仁。”宋人张耒也有旬日：“沛公百战保咸阳，自古柔仁伏暴强。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

其二是大屠咸阳城，杀掉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大火三月不灭，更加深项羽“所过残灭”的印象，大失人心。王安石读秦汉间史事有诗日：“秦征天下材，入作阿房宫。宫成非一木，山谷为穷空。子羽一炬火，骊山三月红。能令扫地尽，岂但焚人功”，将项羽的焚烧与始皇的营建，相提并论，因均系残暴的行为。明朝时位于杭州附近的项羽庙失火，有人题了一首颇具嘲讽的七言绝旬：“赢秦久矣酷斯民，羽入关中又一秦。父老莫叹遗庙毁，咸阳三月是何人?”项羽庙被烧了，好像是报应。

P32-33

          史笔与诗心(代序)

            闲 吟

           (唐)周昙

      考摭妍媸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

      闲吟不是闲吟事，事有闲思闲要吟。

            读 史

            汪韶

        南北几离合，江山一古今；

        秋风驼卧棘，春雨燕巢林。

        家国兴亡梦，英雄胜败心；

        九疑呼不起，愁绝菁云深。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的话，很可玩味。因为诗与史原有根本之异，钱氏早已一语道破：“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又说：“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而史虽难尽信，必力求其信。所以，诗与史固然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两者之间复有互惠之谊，既可会通，又不可尽通。

大家都知道诗具史笔，西人所谓诗史(epics)，名篇络绎，皆以诗篇传史事，且谓一国的诗史“乃国史之精髓”(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its history)。杜甫的诗篇，也有诗史之称，老杜《石壕吏》一首，述战乱的惨状，道出当代社会史之面相，表达民不聊生的实况，极为传神，不下于当时人的实录，可称秉笔直书之史笔。

传统中国史家几无不能诗，诗人也能读史，故咏史诗作品尤称丰盛。所谓咏史诗，就是以诗歌的形式或体裁，表达史事、史意与史识，史笔自在其中。窃以为，所谓咏史，不必尽咏古事，咏近事今事，而具历史意义者，或也可称之为咏史。咏时事诗未必成史，而成史之咏时事诗，就其实质而言，与咏史诗同，何况时光流转，稍纵即逝，时事迅成史事，所咏者非史而何?宋人计敏夫撰《唐诗纪事》，综一代之诗，以记一代之事，后人多效法之。然而虽日纪事，实在事少而诗多。清末民初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以诗为经，以史为纬，足以略窥有清三百年之盛衰，治术与人才的升降消长，可说是一种诗话兼备纪事的体裁。

咏史诗又有述古与怀古之别，史论与史评之分。盖中华诗法，约有三义，即赋、比、兴是也。赋即“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最宜述古；而比兴、引喻、兴感，最宜抒怀，或借古讽今，或伤今怀古，都能情见乎词。若诗人以真知灼见，观古察今，史论、史评便出于其间，史识高低亦能展现其中。

述古名篇，始自汉代史家班固，固以诗语叙孝女缇萦故事，甚得直书其事的要旨。陶潜咏刺客荆轲，大似《史记》本事的诗化。卢子谅之览古诗，叙蔺相如，述完璧归赵与负荆请罪故事，一如史书。清人张茂稷《读史偶感》：“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岂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更亡秦?丹心已负红颜改，青史重翻白发新。永夜角声知不寐，可堪思子又思亲。”读来犹如吴三桂一生刻骨铭心的写照。诗人回顾吴三桂的反复，既无汉将李陵投敌的苦衷，失节三十年也无卧薪尝胆以图恢复的痕迹；他引清兵人关，说是为了挽救明朝，结果却把明朝覆亡了。明亡清兴之后，他既已降清，却又想要亡清。他于年事尚轻时背叛了朱明，临老复叛清朝，营中夜闻鼓角，思及其父因其降清而亡，其子因其叛清而死，如何睡得着觉?诗人掌握历史人物的重点，秉笔直书，犹如一篇五十六字评传，又能借诗体的特殊技巧，以历史典故来表达，指谓分明，而不失秦楚音调的谐和以及红颜白发对仗的工整。诗人史笔，似乎更能传达历史意象。

左思《咏史》八首，叙事之外，已多参比兴之义，怀古叙情，借古讽今，若借荆轲高歌燕市之气概，讽当今王公权贵居禄位而无所作为的可鄙，意在批判当时以门阀分贵贱贤愚，因别立尊鄙轻重的准则。再若咏一代文豪扬雄，于俗世之中，潜心学术，生活简朴，“寂寂杨子宅”正与“赫赫王侯居，，相对照，然“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的是文豪而非王侯，从其历史经验得出，文学成就可不朽，而荣华富贵仅如过眼烟云的总结。又若咏西汉四贤的遭际，得出世态炎凉，人才出头之难的普世概念，也不免有“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今日之叹。此外白香山《读史》五首，元微之《楚歌》十首，大概类此，所谓“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道尽多少读史的感慨?盖诗体多情，势不能如史体之一意求真，必然借史抒情，即何焯所谓：“题云咏史，其实咏怀。”沈德潜所谓：“咏古人而己之性情怀抱俱现。”刘禹锡《金陵怀古》，貌咏六朝，实吊古伤今也。史为诗用，然成败由人，实无关山川地形是否险峻，亡国遗恨的历史经验，仍然呼之欲出矣。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五言绝句云：“历历非诸子，骎骎及圣丘。乃知焚籍相，亦自有源流。”此诗咏荀子，意谓倡言焚书坑儒的秦相李斯，其师承源流实出儒家的荀子。荀子非难先秦诸子，独宗儒术，已开唯我独尊、排斥其余的先机。李斯虽是儒家的叛徒，仍然源自儒家的大弟子荀卿，以至于在诗中传达了坑儒实出自儒家的史论。此论是否有当自可商榷，然而却提供了诗里见史识的例子，短短二十个字不下一篇翻案的历史文章。

杜牧《题桃花夫人庙》诗，“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借息夫人事，对古人作出道德判断，宋人许■谓之“二十八字史论”，而此一颇具价值观的史论，显然基于儒家伦理，其善善恶恶之心，与史家同。唐宋以后，儒家道德史观日益根深蒂固，诗人融经凿史，所具之笔法，褒贬深严，无异春秋笔法。史家笔下的负面人物，诗人贬之；史家笔下的正面人物，诗人褒之。不过也有翻案之论，如儒学大盛的宋代，王令写出《读孟子》长句，对亚圣作出严厉的批评：“去梁无故又辞齐，弟子纷纷益不知。天下未平虽我事，己身已枉更何为。后来谁是闻风者，当世何尝不招师?士要自高无顾世，遗编今亦有人疑”，诗中把孟老夫子自梁至齐，讪讪惶惶，迂阔无成，连自己学生都难以理解的情状，描绘得很生动。孟子虽抱天下事舍我其谁之胸怀，但却禁不起挫折而去梁辞齐。凡有德之士，高风亮节，行如草上之风，绝不曲学阿世，而终为帝王师；孟子之不遇，便事出有因，其遗编仍有人疑，也就不足为怪了。此诗可称五十六字史评，对历史人物作如此评价，有如史笔之翻案，而具史笔之诗，更能传史之神，不仅言简意赅，人木三分，而且借诗般意境，使历史图像更加具体化，而令人印象深刻。

诗人咏史，常常能以极为精简的语言，总括历史经验，从李世民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到文天祥的“时穷节乃见，一一照汗青”，言简意赅，可视为史事的一个通则。若更赋哲理于诗中，也可蕴涵若干历史哲学，如白居易所写的《放言五首》，以史事来印证悟得的哲理，发现有许多事似是而实非，如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引申到许多人似忠而实奸，似奸而实忠，皆须经试练与考验后，始能定是非、辨忠奸，因而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传世名句。以周公与王莽的历史经验，来证明“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哲理，提出从长时间观察与评定历史人物之余，进而表出自古以来，贵贱之无常：“谁家第宅成还破，何处亲宾哭复歌。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然不论贵贱，都是同一结局。从长时间看，人生天寿又有何患：“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既无须恋世，亦不必厌生。历史上的“生去死来”都成了幻人，“幻人哀乐系何情?”白氏这组七言长句，借历史经验，道出是非、忠奸、贵贱、寿夭等相对性议题，言短而意长。

然而诗虽具史笔，但诗不必尽信，也不能尽信。若刻意于诗中求真人实事，则真可以无诗矣!史家陈寅恪以诗史互证，著称于世，一方面视诗为史料，借以考史释史；另一方面亦以史释诗，不仅通解古典，而且托出今典。然若于诗中刻意求史，未免有损风情。陈氏笺证自乐天长恨歌，亦力求信史，或有功于考史，卒不免有损于诗之风情，所谓“一篇《长恨》有风情”者也，故钱钟书难之，并不是说考史无当，而是说一心考史，不自觉间误会了诗体。盖诗体原来就有其虚构的本质，有其象征含蓄之美，若一一求实，必定会伤了诗体应有的风雅，更不免会有凿空之讥。一篇《长恨歌》之所以大有风情，因其刻画君王贵妃爱情故事的缠绵感人，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必欲考证时、地、人之精确，断定杨太真入宫前，已非处子，以便揭发以儿媳为妇的丑事，透露时代的讯息；史笔固然峥嵘，但于诗情而言，则不免扫兴。“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极尽美人出浴的娇态，以及诗情传神之意境，必谓“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何异正当享用美食时，牙医忽然告诫龋齿那般扫兴。六军泛指羽林军，犹如用典，安能以未考盛唐兵制为病?‘‘婉转蛾眉马前死”，道出死别之难，诗人并无研究到底是缢死或吞金的心情。“峨嵋山下少人行”，表出幸蜀，峨嵋泛指四川，未必途经峨嵋山下。陈寅恪日“乐天未入翰林，犹不谙国家典故，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真以史笔责诗之必信，乐天地下有知，未必心服也。至于诗中临邛道士，上天入地云云，皆系虚构，亟写君王思念旧爱之殷切，增加哀婉动人的气氛，乃诗体之特质，断不能以史眼看待。赵瓯北既谓“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却又说“其时肃宗卧病，辅国疑忌益深，关防裨益密，岂有听方士出入之理!即方士能隐形入见，而金钗、钿盒，有物有质，又岂驭气者所能携带!此必无之事，特一时俚俗传闻，易于耸听，香山竟为诗以实之，遂成千古耳”。香山岂欲以诗实之，特以诗言虚，刻画思念之殷耳。诗人赵翼，居然亦泥于史，强诗为史，竞不知诗有凿空言虚的本质，殊“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也。

史蕴诗心，不如诗具史笔之视为当然，知其意者也少，且以为诗尚虚不实，乃作史者之大忌，避之唯恐不及。其实视史如诗，非欲舍真就虚，而欲将求真之史，增添美感。唐代史家刘知残即能求诗于史，谓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则以简省为要，简省须知疏而不遗的隐晦之道，而此道实即诗道。故刘氏日“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得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换言之，他说近代人的史笔不像古人，缺乏诗心，以至于读来冗长乏味，不能深体微意，仅得史事的大概而已。然则，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刘子玄用晦之道，刘彦和解味曲包之说，真知灼见，皆属此意。盖史蕴诗心关涉到史笔叙事，以及创意之流畅与美感，真与美之结合。司马迁《史记》疏荡而有奇气；温公《通鉴》，庄严信美；吉朋(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行文恣肆，结构宏伟；米什莱(JulesMichelet)之《法国史》，使往事复苏，中古重生，均可称之为歌咏之史，具有诗体之美矣。

西方史家亦重视诗，谓诗乃“人类精神要素最完备之象征”(the mostadequate symbol for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human spirit)。诗贵咏唱，最初发为宗教之声，表达灵魂的呼声；既形之于文字，展现人类的精神面貌，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诗较史更具思辨的深度。史家欲探人心深处，实有赖于诗；欲洞悉一时代及其众人，亦有赖于诗。诗既对人性之认识有贡献，诗心足称想象之母，故史蕴诗心，始能在认知上加重直感的敏锐。史家对史事所产生之震悚与共鸣，皆属直感，也是一种诗感，经由思考与内感以掌握现实。而现实中本有诗情，人类既往之业绩，有如宏伟的诗篇。英国大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深信，史虽有赖于科学方法，实与诗密不可分，诗心足可使史笔洞察生命之奥秘，掌握时代精神的去向，提升高明的想象力，而想象力与同情心乃理解历史之所必需，甚至以为史乃真人实事之诗，其佳者远胜于小说之引人入胜，因“诗心之伟大，端能揭露历史表象的面纱，而见事之真与美”(Poetry's great function isto reveal the truth and beauty of the reality behind the veil 0f appearanee)，谓之“诗般之史”(poet：ico－histor。ical)。诗心既最具经验之中情绪与美感的敏感度，亦因而最能表示历史现象之真与美，故既具诗之敏感，始得深探人事之内层，叙事方能栩栩如生，而免死气沉沉。卡莱尔评伏尔泰之史书，如“仓库里整齐的货品”(like goods in a well－kept warehouse)，断非诗般之史。盖史意得自对往事之感动，而此感动实来自诗般敏锐的观察。然则史意乃诗意的特殊表现而已，诗体与史体虽有异，然若史体之设计、写作、风格、议论、行文、遣句，皆蕴诗心，岂不佳甚?

于此可说，史蕴诗心乃史家应有的心态。凡史家沉迷于特殊史事，难具诗心；凡史家渴望述史的整体和谐之美，必具诗心。真与美以及风格与内容，实有相关之处。大史家布哈德(Jacob Burekhardt)谓诗于人类知识贡献最大，其知识渊源胜于史。诗较史更为庄严，史可自诗吸取最纯美之泉水，获致探究人性的洞察力，以照明史事；又谓“诗乃最古老之史，远古的神话大都披着诗之外衣”(It[poetry]is itself the most ancient formof history，for the most part，mythology comes to us in poetic garb)，而后进入史诗时代，诗即是史，最后诗才归宗于文学。布氏也直称史乃诗的一种形式，甚至是诗之层峰(Die Geschichte ist und bleibt mir Poesie imgr6pten Mapstab)，认为艺术与科学两者实属同盟，似相反实可相成。事实上“就了解人性而言，诗心远胜于史笔”(Die Poesie leistet mehr fur dieErkenntnis des Wesens der Menschheit)，故诗人之才智实高于史家。史家布哈德由衷之言，能不喟然?

思考与内感以及置想象于理智之上，似有失客观，实证派史家即以为美与真，艺术与科学两不相容。此论对近现代史学影响至巨，其结果多出真实无趣之史。史笔蕴有诗心，绝非幻想或浪漫情调，而是培育历史眼光与想象力，经诗心培育之史识更能洞察历史之精髓，因得其神而益见其传真之余，更能传神。考证发掘有利传真，若碑文实录，古墓石室，虽真实无讹，然了无生气，史家不为旧闻所没，必有赖诗心，以澡古人古事之精神，庶令其魂魄重现，更能达到传神的目的，故史家治史，智度之外尚需神会。此即德国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特言“史家宜具神悟之才”(thedivinatory gift of the historian)，而神会妙悟莫愈乎诗，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道之空灵婉约正可为史家神会之助，而真实之事原可由史料掌控，诗心之柔肠无妨史笔铁腕论断。想象与资料合而为一，始见今古人情的温馨以及诗心史笔之真挚。

然而诗心与史笔仍各有异趣，诗可自创其美感世界，崇尚虚幻。钱钟书曾说，诗“虚而非伪，诚而不实”，毕竟诗歌之真，非即事物之真。而史只能发掘或重建或美或丑之既往世界，故诗可兴到，史必求实。若从诗之虚语求史之质言，则殆矣。虚语尽可吟风弄月，而质言不可捕风捞月。吾国史籍常以前朝故典为后代实事之例，犹如诗之用典，以虚言为实事，泥华词为质言，因今古事例特殊，不能如诗之假借与寄托。是以史笔可蕴诗心，而不可一味从诗语中考史。钱钟书有言，“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又日“苟有人焉，据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并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若凿空考史，非仅考史无得，实无视诗之特质，且大损诗之风情。总之“可视史为诗，不可视诗为史”(Yet，while histlory waspoetry，poetry was not history)。诗与史既可会通互补，也各有分际，钱氏良言，殊足为史家借照。

既知史笔与诗心的融通和分际，则何妨周旋于诗情与史意之间；既可从诗情中探史意，也可从史意中见诗情。斯篇之作，即取此义，随兴之所至，俯仰于诗与史的氛围之中，有所发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