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3月3日,一个偶然的机遇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在那里得获了大批有价值的写在木简上和纸张上的文件和其他文物,这些物件被人遗忘,埋没在这小城的废墟已经有1600年之久。他知道它们的价值,但他看不懂。他先后交给三位汉学家,请他们研究整理,本书就是第三位汉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所完成的研究。他用生花的妙笔介绍楼兰的历史,塔里木河的变迁,特别是后面描述古楼兰人的生活时,简直使我们产生错觉,仿佛自己正背着背包在楼兰旅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参观官员的办公室,到商人家里去做客,走出城门,驿路上东来的、西去的商旅络绎不绝,让我们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太精彩了。
赫尔曼的《楼兰》,是整个楼兰探险发现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认识楼兰的指路牌。全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楼兰的发现史、楼兰灭亡前在新疆南部的文化地位、楼兰历史、楼兰古城、文书的发现等内容,语言生动,叙述活泼,曾如斯德哥尔摩在序言中所说:“如今读到赫尔曼的书,给我一种真正的享受。就如同当我被一个准确可靠的向导引进已至消逝了十几世纪的黑暗的房屋里的时候,他用清晰的陈述方法和他优越的专门学识,用学术和研究的火把把这些房屋照红时,我却觉得,好像我自己的多年回忆都生动起来了。在读者的心目中,他唤醒了这几百年来睡眠着的城市,又让它的脉搏新鲜而生动地跳动着,又把城墙、房屋,以及佛塔、街道和人群,都放在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里,而且指示出,这个庞大的中国的遥远的藩属哨站,是怎样连结着东方和西方。”
匈奴统治时代
大的政治变动发生了。匈奴由于幸运的掠夺、远征,不止争得蒙古草原的统治权,而且也越过一些游牧国家向西直到乌拉尔山脉。所以在公元前176年塔里木的绿洲民族也都要给他们纳贡,楼兰首当其冲。占领了楼兰,就能随时遮断往西方去的道路。接着就是接境的月氏即吐火罗被匈奴歼灭了,那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吐火罗人一部分逃人山中,主要部分都流亡出去,绕着北边的道路达到伊斯库勒地区,又从那里到闪米特,吐火罗人从闪米特出发推翻了希腊的巴克特里亚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的势力扩张到北印度的大部分。由于这些事件,塔里木的居民失去了两个好邻居,因此必须在种族不同的匈奴面前屈服。他们旧日的商业朋友吐火罗人,诚然只是更换了他们的居处,但是和产丝茧国的交通却被匈奴彻底地破坏了。
这时西域城邦只是从中国方面能够得到救援,而因为中国本身也受匈奴的骚扰。这个救援实现于中国的使臣张骞。因为数百年前筑成的长城的保护不够了,所以汉朝雄才大略的武帝最先就设法和匈奴以往的敌人吐火罗人结盟。这个任务就落到使臣张骞的身上。但是他一出发就被匈奴所俘,直到10年后他才能又继续前进。他经过塔里木、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终于达到吐火罗国王的宫廷,但是国王已经没有缔结反匈奴同盟的兴趣了。
这次出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可是引起了举世对于西域——塔里木的关注,这是历史上的重大成就。那时以前中国关于西方——西域的知识,还不曾有一次达到比塔里木更远的地方,现在忽然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向不曾预感到的大的疆域和丰富的宝藏。现在这位目光远大的汉武帝就想和这个新疆域发生直接的通商关系。不仅是吐火罗的都城的市场和因产骏马而出名的费尔干纳(大宛)引入神往,即便是在通过的地方塔里木的物产也令人羡慕,特别是在南方昆仑山山前洪积扇的沙砾里所采得的宝贵的碧玉。
通过讨伐匈奴的胜利,中国人开辟了一条自由的通路,经过早日的吐火罗国,这个国家从此受中国保护,而且用一道坚固的边城防御那世代的仇敌。因此,中国第一次把它的西北边界由黄河移至罗布迫,一直到楼兰国。楼兰刚刚从匈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给这新的邻居(汉)打开了到更远的西方去的道路。张骞随后和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订立了一个同盟,并且从那里遣送使节到西方各国,因此第一次实现了亚洲的东方与西方间的直接联络(公元前115年)。
P25-P26
序
斯文·赫定
当一个考察者从久已过去的时代里,发现关于人类文明明确的遗迹和遗物时,那瞬间他所感到的欢悦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这样的欢悦我曾经得到过:那是在1900年3月28日,我有这样的荣幸,发现了中国古代的屯戍军区楼兰的遗址。——当我在翌年3月8日,获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写在木简上和纸张上的文件时,那欢悦也许更大一些。这些物件被人完全遗忘,埋没在这小城的废墟下,已经有1600年之久。
我既不是考古学者,也不是汉字家,可是我确实知道我的发现在历史上的意义。我满怀欢悦,听从我的尊敬的老师——冯·李希霍芬男爵的劝告,把全部宝贵的材料都交给住在威斯巴登的汉学家卡尔·希姆莱。因为天命没有允许希姆莱先生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在他去世后,这整部资料又转移到住在莱比锡的汉学家奥古斯特·康拉第教授的手中。可是因为他有许多旁的任务,一时无暇及此,直到很多年后才能印行他的稿本,但是他也因此创造了一部充满了新的刺激和观念的著作,这是一部杰作,主要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中一个晦暗难明的段落上播下了光明。
我怀想起康拉第的堂皇、高贵的仪表,便充满忧伤与悲哀。当我在1925年5月最后一次——只是在他死前的几天——在莱比锡见到他时,我们谈到一件我们从前已经讨论过几次,现在应该实现的计划,我们决定,康拉第应该写一部关于楼兰的通俗而有学术意义的著述,这书该是为大多数对于史地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写的,如果他们没有时间或是没有能力,得到康拉第的大著(按:指《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文书与其他物品》一书)来读。
康拉第以他洋溢的言辞,明晰地向我述说了他所要写的关于楼兰的新的通俗著作的轮廓。他也想叙述到自我以后,其他人在楼兰区域内所做的业绩。
可是命中注定的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在他还没有提笔写他的新书以前,死神就在敲着他的门了。
我于是转向到第三位汉学家,他的名字和楼兰有最为密切的联系。住在沙罗滕堡的阿尔伯特·赫尔曼博士先生用不着加以考虑,立刻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他已经具有许多在最大限度上完成这一工作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由于他关于亚洲古代丝绸之路的始末的、贡献丰富的研究,他已经很熟悉楼兰和全部变幻不定的罗布沙漠地带,而这座城经过几度转变就湮没在这沙漠里。
赫尔曼博士不但从康拉第教授接受了那个任务,就楼兰城的命运给我们一个一般人能了解的叙述,而且也接受了他的前任(按:指康拉第)着手工作时所怀有的兴奋心情。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楼兰的历史对于每个人都能接近了。我不过是在亚洲的被无数行人和骆驼队所走过的古道上的一个单纯的巡礼者。如今读到赫尔曼的书,给我一种真正的享受。就如同当我被一个准确可靠的向导引进已至消逝了十几世纪的黑暗的房屋里的时候,他用清晰的陈述方法和他优越的专门学识,用学术和研究的火把把这些房屋照红时,我却觉得,好像我自己的多年回忆都生动起来了。在读者的心目中,他唤醒了这几百年来睡眠着的城市,又让它的脉搏新鲜而生动地跳动着,又把城墙、房屋,以及佛塔、街道和人群,都放在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里,而且指示出,这个庞大的中国的遥远的藩属哨站,是怎样连结着东方和西方。
我确信每个对于文化和知识有感受力的读者都要怀着同样的情感研读这本书,就像我1900年3月28日在福星指引下闯入楼兰时期的房屋中间时所感受到的一样。那是可能的,我在这城里和它的周围像是一个国王在他的国里出现,而且在昼梦中看见它早已故去了的居民像是幽灵一般的在阴间从我身边飘过——但是每个读赫尔曼书的人也许会注意到遗忘的大门敞开了,从塌毁的寺塔的废墟中看见墙头高高耸起,而且听到人民的谈话,他们在这里讨论日常生活的事件,在那里讨论沙漠和旷野的永久的侵扰。
最后,请允许我说明,我希望赫尔曼的书不仅是在德国,而且也在瑞典和其他的国家里如同普及读物一样广为人知。本来我也预备写一本关于罗布泊及其变迁和1921年塔里木河下游的三角洲中所发生的改变的书,这些改变又使水路的走向与楼兰的繁盛时代一致了。对于我的这本关于罗布泊的书,我想没有一个比赫尔曼的这一部著作更好的入门读物了.他的立论基础,都是历史的和自然地理的;我的根据,则完全建立在实地考察上面。这样,我们关于这密切联系着的楼兰和罗布泊问题的研究,因此就可以互相补充了。读者没有为赫尔曼在历史方面的讨论的准备,就不能从头到尾了解我的地理方面的叙述。
我在罗布沙漠中的考察队自1928年以来所完成的发现,成为这变化的和无定的河流的生命中最新的脉搏跳动。可是在这本将要问世的赫尔曼的书里,读者就听到了过去几千年岁月的鼓翼而过的声音。
1931年4月11日
斯德哥尔摩
几时,大约四五岁吧,“楼兰”这两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中。1940年,我的母亲正在翻译一本叫做《楼兰》的书。那是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我们家住在昆明东郊杨家山上一个林场的两间茅屋里。夜晚,万籁俱寂,只有风吹时传来阵阵松涛,偶尔远处有几声狼嗥。这时父亲和母亲总是对坐在桌旁就着一盏昏暗的菜油灯各干各的工作。累了,两人抬起头来相视一笑,母亲就会说起《楼兰》里的趣事;或者白天,我们在树林中山坡上散步,我在前面跑跑跳跳,母亲在后面又讲起了“楼兰”,父亲听得津津有味。我就不太明白,很多很多年前埋在地下的一座古城能有什么故事可说呢,可是“楼兰”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入脑海,以至日后我长大了,读到“不破楼兰终不还”之类的诗句时心中都会生出一种他乡遇故知似的特别亲切的感情。
转眼几十年过去,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楼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刊上和电视里,使得我更加怀念起她来,我也想知道这本如此吸引了我父母的书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可是母亲的回忆里清楚地写着:是他们留德同学滕固受人之托找她翻译的,译稿交出后,得到200元译费,并未见出版,可能只是供科学研究用的。译稿还会在吗?正巧我的朋友杨镰是新疆考古方面的专家,我就问他是否有可能找到母亲的译稿,他说不大可能,因为经手人都早已过世,更何况这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再加上多年的战乱和动荡,我也知道是没法找到了。我又向他打听这本书有没有译本,答曰“没有”,他说他们也很想读到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名著;也曾组织过人翻译,终因难度较大没能进行下去,曾有日文译本,但删节太多,可能是翻译不出来的地方就删去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彻底地失望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去年母亲过世,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一包旧稿子,打开一看,是《楼兰》!我的惊喜可能不亚于当年发现楼兰遗址时的斯文·赫定。再往下翻我又凉了半截,这部稿子不完整。看来母亲曾想抄一份自己留下(那时没有复印机),先请别人抄,没抄完,又自己抄,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没能完成,《龙城的秘密》一章只抄了一页,戛然而止,一句话都没抄完,显然是有什么事放下了,也可能是稿纸用完了,原打算过两天进城买了稿纸接着抄的,可这一放就是63年,后来她自己也忘记了。我照原书(幸运的是它也在这个包里)对了一下,大约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内容没抄。
我轻轻地翻开脆得掉渣的稿纸读了两页,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我决定把它打出来,不管有没有第二个人读它。原来是这么一本丰富有趣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遇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在那里得获了大批有价值的写在木简上和纸张上的文件和其他文物,这些物件被人遗忘,埋没在这小城的废墟已经有1600年之久。他知道它们的价值,但他看不懂。他先后交给三位汉学家,请他们研究整理,第一位未及动手就去世了;第二位康拉第完成了高深丰富的学术著作后,与斯文·赫定商量应该再为大多数对于史地研究有兴趣而没有时间或能力去读这本厚重学术著作的读者写一部关于楼兰的通俗而有学术意义的书。可惜的是,没过几天康拉第也突然去世;第三位汉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这本《楼兰》。他用生花的妙笔介绍楼兰的历史,塔里木河的变迁,特别是后面描述古楼兰人的生活时,简直使我们产生错觉,仿佛自己正背着背包在楼兰旅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参观官员的办公室,到商人家里去做客,走出城门,驿路上东来的、西去的商旅络绎不绝,让我们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太精彩了。
我又去找杨镰,他很高兴,马上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社决定出这本书。感谢高中甫先生在百忙之中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翻译了余下的部分,这部书终于有了完整的译稿。 翻译这本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中外地理、历史、语言文字、民族等诸多方面,许多地方直接引用我国古籍里的文字,高先生只得到处去把这些《水经注》呀、《史记》呀,还有《战国策》、《汉书》、《魏书》等等借回来,再根据德文反过来仔细查找出原文,很费了一番力气。回想我母亲当年翻译这本书时,真不知她要到哪里去查找这些资料,进城上翠湖图书馆?要走十五里山路呢,多不容易!不过,她自有她的优势——她是北京女师大国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于这些典籍应该是熟悉的。但是,这究竟是她60多年前的译稿,那时她还年轻,译笔可能还不那么熟练,而且此书涉及的方面广,许多名词术语她并不熟悉,当时又缺乏可参考的资料,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显得有些生硬,我设想如果她还健在,恐怕不肯就这样把稿子拿出来,一定还要经过加工。可是我确信,她当时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的,例如有一个地方,原文写的是中国征服大宛国后,大宛每年向汉朝进贡一千匹天马,她不只是照原文翻译过来就完了,而是又查看了《汉书》,加了注释: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是“宛王禅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
最后,我们都把稿子交给杨镰,由他进行整理统稿,在人名、地名、名词术语等方面加以统一、修正。按照杨镰的意见,书稿保持原译者的文风,所以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稿时完全尊重原稿,只是个别地方,如“耶稣纪元前(后)”改成“公元前(后)”、“丝棉商队大道”改成“丝绸之路”、“罗布诺尔”改成了“罗布泊”等。
感谢高中甫、杨镰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努力,使这本书能以和广大读者见面。这样,我们可以告慰赫尔曼、康拉第和斯文.赫定,他们的著作如今拥有了最广大的读者。我们也可以告慰那些曾经在楼兰生活过、战斗过、建设过的人们,后人没有忘记你们,还在努力搜寻你们的踪迹。而我,作为女儿,可以告慰母亲的亡灵,我想象,九泉之下,母亲和父亲会感到欣慰,说不定还会吟诵起父亲当年写的一首绝句:“孤灯暗照双人影,松树频传十里香。此影此香须爱惜,人间万事好思量。”
冯姚平
2004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