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数百年的晋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成千上万的晋商从黄土高原走出，驰骋南北，远涉海外，实现了货通天下的理想。他们以诚信为本，开拓创业，成就了“海内最富”的荣耀。他们创立票号，汇通天下，便利了商旅往来，惠及了千万民众。晋商骄人的业绩和诚信不欺的品质，不仅在明清时期引人瞩目，为人称道，即使在其光芒淡去后仍然为学界所关注。时至今日，历史、文化、经济、商业、金融等各界学者，都对晋商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付出了热情和心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晋商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不足之处也明显存在。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理当予以高度关注。

本书以清代及民国初期晋省中部为考察中心，为表达方便起见，称之为“晋中”。

本书内容具体分为以下10章：

第1章，探讨晋中人口的地域流动、社会流动及当地民众职业的多样化，并揭示晋中商风之盛的社会实况。

第2章，展现商人的婚姻生活：当地婚姻圈的变化、婚龄的大小和特点；商人妇的相思愁怨、困顿劳苦、健康状况、婚外情及商人缺子的隐忧等问题，拟构出一幅昔目晋中商人婚姻生活的多维画面。

第3章，对晋商的家族经营、家族教育和家族救助作一粗描。

第4章，述及生意场中的商人生活，涉及晋商学徒制习俗和礼仪、生意场中商人的书算学习、行为规范，晋商的标期、诚信等问题，重构昔日生意场中商人生活的特定图景。

第5章，叙及晋中社会某些传统手工业的兴盛和近代工业的勃兴；揭示晋中民众与市场的密切联系，展现市镇的繁荣，勾勒出契约与民从生活关联之轮廓。

第6章，再现晋中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饰的无言表达、饮食的多样化、居所园林的立体倾诉，到婚丧之礼的处处彰显，凸显出晋中民众生活提升的实态。

第7章，展现昔日晋中民众多样的休闲娱乐与信仰生活。看戏与郊游的热闹场景、养鸟弄虫的闲适风情、赌博与鸦片的贪恋沉迷，构成了昔日晋中民众的休闲生活，而信仰的现实性，也使其成为闲适生活的一种反映和点缀。

第8章，探讨晋商与晋中民众文化生活的关联与互惠。在晋中，梨园正盛时，秧歌亦流行，习武热遍及城乡，游艺潮任情恣性，随时可见一派沸腾现象。商业繁盛衍化出晋中文化的丰富多彩，二者互惠共荣，水乳交融。

第9章，直陈晋商在社会教育、社会赈济、公共建设、社会治安等公共领域的作为，探讨晋商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揭示了晋商在晋中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第10章，指出晋商未能抓住时机，最终使昔日辉煌不再；晋商衰落后，其成长的晋中社会繁华逝去，颓象横现：商铺疏落、市场萧条、民众生活下降、健康受损……

序

绪论

一、学术史回顾

二、本书主旨

三、本书构架

四、资料说明

第一章 双向流动——人口

一、人口的地域流动

二、人口的社会流动

三、职业的纷繁多样

四、商风之盛

第二章 苦乐悲欢——婚姻

一、婚姻圈及婚龄

二、“活生人”之梦

三、身心之煎熬

四、商家之隐忧

第三章 显赫一时——家族

一、家族经营

二、家族教育

三、家族救助

第四章 诚信为本——生意场

一、学徒制

二、苦与乐

三、诚信处处在

第五章 沸腾之地——市场

一、各业的发展

二、市镇的繁荣

三、民众与市场

四、契约与生活

五、商业与环境

第六章 流光溢彩——日常生活

一、衣饰的无言表达

二、饮食的多样化

三、居所园林竞辉煌

四、婚丧之礼

第七章 任情恣性——休闲生活

一、看戏与郊游

二、养乌弄虫

三、赌博与鸦片

四、信仰之功利性

第八章 异彩纷呈——晋商与晋中文化

一、声声入耳的梆子戏

二、深入人心的秧歌情

三、遍及城乡的习武热

四、竞相称奇的社火潮

第九章 独当一面——晋商与公共领域

一、社会教育

二、社会赈济

三、地方公共建设

四、社会治安

第十章 最后回眸——繁华逝去

一、晋商的衰落

二、繁华逝去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晋商，特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晋商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活跃时间久长，在中国明清商帮中独领风骚；特别是晋商首创票号，开中国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长河中创下辉煌业绩，更是令人瞩目。因此，研究晋商，对于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以清代及民初晋中社会为考察中心，探讨了晋商与晋中地方社会生活之种种情状，揭示了晋商与晋中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一、学术史回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对晋商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对票号尤为关注，出版有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民国26年版)，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32年版)等专著；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19号，民国14年)、《山西票庄在今昔之经济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民国24年)、《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起，民国25年)等等。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论文发表。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学者们对晋商及其票号的关注和重视，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与此同时，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组织了《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资料，以补山西票号史料之不足。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努力，六七十万字书稿编写完成，并交由中华书局审阅付印。但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使国内晋商研究销声匿迹，《山西票号史料》也未能如期面世。

“文革”阴霾散去后，中断的晋商研究又回到学者案前。1979年．山西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重新开始了《山西票号史料》的编纂工作。经编者辛勤搜罗，细心审辨，《山西票号史料》终于在1990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同时，研究晋商的专著、资料和论文也交相问世，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晋商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田际康和刘存善主编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正明和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论文主要有郝建贵的《值得研究借鉴的山西票号》、张正明的《禁榷制度和河东池盐业》、孔祥毅的《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等等。与此同时，国外特别是日本学术界对晋商也作了研究，主要有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论文有《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张正明等译，《晋阳学刊》1983年第2期)。这一时期的晋商研究，基本理清了晋商发展的脉络，对晋商兴起的原因、晋商的经营之道等问题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探讨。P1-2

《晋商与晋中社会》是殷俊玲在山西大学四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心血结晶，也是我指导的第7篇博士论文。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充实修改，这篇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出版。写点感想，权且充序。

社会史研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坛的一朵奇葩，山西大学的史学研究也顺应了这一学术趋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乔志强先生就率先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被史学界誉为将社会史研究“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1990年代中期，区域社会史日渐引起学界重视。1996年8月，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区域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乔先生与我合作提交了一篇《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论文。随后，《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初步实现了“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近些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走向田野和社会”的学术追求实践中，又将区域社会史的视野转向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社会，并产生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学术成果。可以说，《晋商与晋中社会》延续了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也是晋商研究领域中视野开阔、资料扎实、叙事方法新颖的一项重要成果。

辉煌数百年的晋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成千上万的晋商从黄土高原走出，驰骋南北，远涉海外，实现了货通天下的理想。他们以诚信为本，开拓创业，成就了“海内最富”的荣耀。他们创立票号，汇通天下，便利了商旅往来，惠及了千万民众。晋商骄人的业绩和诚信不欺的品质，不仅在明清时期引人瞩目，为人称道，即使在其光芒淡去后仍然为学界所关注。时至今日，历史、文化、经济、商业、金融等各界学者，都对晋商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付出了热情和心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晋商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不足之处也明显存在。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晋商本身，尤其是大的商人家族的研究上，表现出“就商言商”的视野局限。同时，研究中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事实上，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晋商不仅出现了乔家(祁县)、渠家(祁县)、曹家(太谷)、冀家(平遥)、常家(榆次)、王家(灵石)等至今人们可以从“大院文化”中感受到的显赫家族，更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商人家族和难以计数的坐贾行商。这一突出的地域社会历史现象，必然与山西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理当予以高度关注。

本书以清代及民初晋中社会为考察中心，从社会史的视角人手，从多元复杂的相关要素的互动状态中呈现晋商形象，在人口流动、婚姻、生意场、市场等多样的具体场景中揭示晋商在社会网络中的表现，突破了仅仅在商业场景中认识晋商的框架和思路，勾勒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晋商生活与地方社会百态图。晋中商人的婚姻圈、商妇的愁思孤守、婚外情、学徒的保举制及日常生活礼仪、基本的写字与算法、标期、号规、与商业紧密相连的市镇与手工业、契约、书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戏曲秧歌、养鸟弄虫、武术、社火、赈济、善举等等，这些过去很少涉猎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形象的展现，且分门别类，意趣盎然。以“契约与生活”一节而言，作者不仅指出契约在晋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事实，而且通过对茅厕约、戏约这些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契约的解读，使我们感受到契约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意义。如流行在晋中一带专门教人如何立契签约的《约卷一本》，就包括了过房约、种地约、分家约、租地约、伙骡马约、揽工约、揽砖窑约、揽羊工约、巡田约、父母会约、子孙会约、禁赌约、对地约、合伙约、婚书约、戏约、卖地约、执照约、请会约、借钱约、收付约、投师约、租牛约等等，真可谓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而这种无所不包的契约正是商业社会的突出特征。可以说，本书试图突破晋商研究仅关注大家族的原有框架，从晋商与地方社会的角度为晋商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放眼望去，远处是那样的风景无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自下而上”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的视角从上层投向社会下层，它一方面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场“资料革命”。传统意义上的正史资料对社会史而言相对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社会史的研究者又普遍感到资料的零散和缺乏。如此一来，社会史的“碎化”成为一个难以解决好的问题。有鉴于此，在本中心“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影响下，殷俊玲从2002年起即深入到晋中城镇乡村，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她经常出入于晋中各县图书馆、史志办、档案馆、古董市场、文物收藏家私宅中，收集到散落民间的地方乡土史志、祁太秧歌、晋商杂记、晋商生意经、碑刻文物、家谱、墓志铭、地契、食谱、日记、竹枝词、商人流水账、商业账务、商人诗文、民间歌谣、地方小报等资料。我大略统计了一下，这类之前无人问津的资料和民间文书约有上百种。这些活灵活现的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一幅幅丰富的地方社会图画，再现了晋商与普通民众多姿多彩的动感生活，为研究地方社会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她还在晋中访问了许多昔日晋商巨族的后人、商号的东家、商号的伙计、商人之妻和小姐，做了大量的口述资料的收集。所有这些民间文献和民间记忆的呈现，拓展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可贵的资料积累，对于研究晋商及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田野工作，研究者身临其间，感受到了研究对象的场景、时空、环境、风俗、习惯乃至于所思所想。这样一种体验和观察，是本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前提。

史学研究如何作得既可信又可爱，其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老问题，但它确实也是一个需要长期追求的目标。毕竟，研究成果不是个人家什，而应是一种大众受惠的“公共物品”。本书在写法上大胆尝试，以叙事的手法勾勒晋商与地方社会，行文挥洒流畅，夹叙夹议，事繁而墨简，看似琐碎，读来轻松，都是应该提倡的。

当然，本书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错漏，有许多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还需要作者继续努力。我相信，区域社会史大有可为，晋商研究也大有可为。只要我们辛勤耕耘，一定能够有所收获。

行龙

2006年4月16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本书是我在山西大学博士学习的总结。之前，我虽然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和教学，但从未涉足社会史研究，对社会史的丰富内涵知之甚少，对晋商也是略知一二。2001年师从行龙老师后，我开始进入社会史这片春意盎然的史学园地，并对山西区域社会有了特别的关注，对晋商这个辉煌数百年的商帮也有了初步了解。行龙老师倡导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探讨晋商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与互动。这种立意，是晋商研究的视角转换，是对现有晋商研究领域的拓展。在写作上，为避免史学“叙事失落”的倾向，我尽可能以富于表现力的叙事手法，“重现”当年晋商生活的多维场景。限于学识和精力，本书阐释的种种问题，远未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图景，错谬之处一定存在，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如果书中的内容能引起读者的一点兴趣，吸引人们继续发掘相关的问题，使得清末民初山西地方社会的动感和细节更为明朗，更能凸显历史真实，即是我的愿望所在。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从选题到收集资料，行老师都付出了热情和心血。无论是看报读书，还是看电视，只要涉及晋商的，行老师都要告知我；每当我深入乡间调查时，他都尽可能为我提供帮助；在差旅报销中，他把自己的科研经费拿出来为学生们提供补助。这种种关心和殷殷期望，为我的学习提供了莫大的支持和鼓励。在此，我要对行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也十分感谢程人乾、张正明、郭卫民、王守恩、李忠仁、李淑萍诸位老师在我论文开题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王尚义、任茂棠、史若民、孑L祥毅、葛贤惠、黄鉴晖、郭齐文、赵荣达等老师的答疑解惑，感谢所有师兄弟妹们的诸多关照和帮助，感谢山西大学图书馆的陈余、张梅秀、王欣欣等老师在我查阅资料时给予的种种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在田野调查中给我提供极大帮助的赵春雷、荣贵、刘润民、刘建民、王俊山、程素仁、员强、岳俊清、渠志强、王夷典、张仲伟、胡二小、武殿琦、杨立仁、员文绣、杨文忠、田瑞、王希良等无数热心的人们。他们的无私帮助，给了我极大的温暖和安慰，让我在身心疲惫中获得了田野调查的信心。对他们的热情，我将永远铭感于心。感谢晋中各县档案馆、图书馆、县志办、县政协、乔家大院、三多堂、平遥商会博物馆等单位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无数热心人。

我也特别感谢上海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和上海社科院的周武教授，感谢岳谦厚教授、张正明研究员和两位匿名评审老师，他们对我论文的高度赞誉，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们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让我深受教益。特别是王振忠教授对我论文中的错漏之处，包括标点等打印错误也一一标注，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动和记忆。

我还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的乔还田老师，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热情和智慧，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也特别感谢我所在的太原师范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感谢他们对我学业上的全力支持和生活中的热情关照；对家人为我的无怨付出，我也怀着无限的感激。

回顾几年的学习生活，真是百感莫名。无数次在暗夜中离开百姓家中，独自走在古街老巷，体味着塞满心间的恐惧；无数次在古董旧货市场中穿行与搜求，经历着收获“烂纸废字”的喜悦与兴奋；无数次感受酷热与严寒，任汗水下滴，冷风扑面……。置身于历史中的恍惚，常常伴着我独行的脚步。种种酸甜苦辣，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它成为我人生中一份珍贵的记忆。

本文虽然暂告结束，但让我得益良深的田野调查却只是刚刚开始。在田野调查中，许多珍贵民间文献所展示的一切，让我明白了社会史研究的广阔世界仍然前路无限；行龙老师“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意旨也在诠释着田野调查的理由；本文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补漏和掘进；更有田野调查开启的新窗以其诱人的景致向我招手，引我前行。  殷俊玲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