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大象人物自述文丛之一。一个天津南市的苦孩子,靠着天资聪颖和勤苦好学,一步步在艺人群中脱颖而出,又一步步在北京天桥崭露头角。其后,在新中国短暂而光明的初期遇见吴祖光,成为新凤霞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一个民间艺人艺术与生活双重“质的飞跃”的起点。吴祖光将新凤霞带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艺术圈子中,她“好风凭借力”,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在各界名家指点下,成长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画家和作家。
因为这样的来历,新凤霞的文章写法与怀人记事的角度,便和文人不一样,朴实,本色,家常一般地自然天成。她在病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出几百万字的回忆文章,因事涉梨园,除去自己的来龙去脉,还囊括周围亲朋与各色艺人,几乎将一个民间艺人成长的生态环境尽收笔下。新凤霞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交代身世的同时,将民间戏曲界人士的自在状态,以虽然琐屑却鲜活真实的笔触,再现于世。
新凤霞的文字,放在文人圈里看,的确特别。一个天津南市的苦孩子,靠着天资聪颖和勤苦好学,一步步在艺人群中脱颖而出,又一步步在北京天桥崭露头角。其后,在新中国短暂而光明的初期遇见吴祖光,成为新凤霞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一个民间艺人艺术与生活双重“质的飞跃”的起点。吴祖光将新凤霞带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艺术圈子中,她“好风凭借力”,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在各界名家指点下,成长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画家和作家。
因为这样的来历,新凤霞的文章写法与怀人记事的角度,便和文人不一样,朴实,本色,家常一般地自然天成。她在病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出几百万字的回忆文章,因事涉梨园,除去自己的来龙去脉,还囊括周围亲朋与各色艺人,几乎将一个民间艺人成长的生态环境尽收笔下。凡此种种,就像舞台上咚咚锵锵咿咿呀呀出演的一台台古今大戏,斑斓,奇异,热闹。她自己是梨园中人,叙述当中,虽然也说粉墨生涯里人事的丑陋,然而更多表达的,是艺人发自本能的对舞台与角色的疯魔、对一天都不离开一个“戏”字的自傲,以及成了艺术大家之后的欣慰。因此,新凤霞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交代身世的同时,将民间戏曲界人士的自在状态,以虽然琐屑却鲜活真实的笔触,再现于世。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父亲做小买卖,卖糖果、糖葫芦等,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比我母亲大十六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亲兄弟三个,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我父亲排行第三。我的二伯父和大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大伯父是中医,还会算命,管人家的红白事,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虽挣钱不多,可是没有孩子负担,只有一个后老伴,也不吃闲饭,给人家缝缝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过。二伯父是京剧琴师,拉大弦的,也会拉二胡、弹三弦等。二伯父精明能干,二伯母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一个有名的妓女,她自己也开班子,还买卖女孩子。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们的院子,一家单住。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比我们家强多了。二伯父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唱京剧刀马花旦,是个好演员。
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院子,也学着唱戏,也跟他们一道练功,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
我父亲是个耿直人,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戏都是偷偷去的。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受了大姐的影响,也想长大了唱戏,当个好演员。父亲非常忠厚善良,他从小学徒,学糖食手艺,能做各种糖食,如麻糖、糖黏子、糕点、糖葫芦、炒红果、山楂糕、海棠蜜饯等等。因为家里负担重,父亲离开了资本家,自己做糖葫芦卖。
母亲常常流泪,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有肺病,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跟父亲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母亲为了父亲挣钱少和他吵嘴,我就对母亲说:“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儿女多,生活贫苦,他吐血了。父亲吐了血,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天天出去做小买卖。
有一次,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下了一整天大雪,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又趴下身去用手抓起,连血带雪又送回嘴里吃下去了。他对着我摆着手说:“没有事。”他认为这又补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药,硬顶着,说:“吃药太苦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亲得了月子病,我给母亲煎药,父亲在一边说:“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好好地煎。”煎好药,母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亲看见了,心疼地对我说:“可别倒掉哇!太可惜了!这可是好药呢。”他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他说:“这可不能浪费掉了。”我看见心里难过,这不是治他的病的药,是治经血不调的妇科病药哇!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太无知了。他吃了这半碗药后,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结果,一天几次大便,小便也多,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怕人家笑话他。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劳苦人!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可怜的父亲真是刻苦俭省,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我十一二岁就会做针线活了,虽是旧里子旧面子,给絮了一层新棉花,这件棉袄父亲去做买卖才肯穿,平时舍不得穿上。一天下大雪才停,父亲就要出门,我母亲对他说:“风后暖,雪后寒,穿上棉袄去吧。”父亲开始不肯穿,被我母亲一劝穿上了,可一转身又脱了,说:“去做买卖时再穿吧!”我母亲生气了:“看你这小气劲儿!”他才又穿上了。父亲这个可怜相儿,招得我母亲常骂他。
我父亲去做买卖是到妓院卖糖葫芦,晚上去,要深夜十二点多才回来,我和母亲夜里给父亲等门。我们坐在炕上小炕桌煤油灯前做针线活儿,等着父亲回来。有时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先睡一会儿,我一个人等着。这天我们正等着,听见外面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母亲说:“听听这大风!亏得今天给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袄,要不,多冷啊!”
我给父亲等门。他总是一进胡同就咳一声,我就听出来是父亲来了,就赶快跑去开门。这天父亲连咳了几声,我担心父亲这么心急是做买卖受了什么气了,我赶快跑出去开门,见父亲双手抱着肩,冻得直哆嗦,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袄没有了,只穿着小破夹袄。怎么回事啊?父亲不容我说话,就径直跑进了屋子,进了屋子一言不发,坐在炕边上对着小煤球炉子烤火。母亲一眼看见父亲身上没穿棉袄就急着问:“棉袄呢?”父亲已经暖和过来了,才慢慢地说:“给了人了。”我母亲急了:“你给了谁呀?这么冷的天,冬不借棉衣,夏不借扇哪!”父亲说是给了五兄弟了,就是我父亲的把兄弟,我叫五叔。父亲说,跟五叔一道在妓院做买卖,五叔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被一个日本宪兵打骂侮辱。五叔气恨不过,冲上去打抱不平,救了那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孩子。那群宪兵就反咬一口,说五叔偷了他们的钱,抓他进了宪兵队。
五叔为人很好,常来我家,是个坚强的汉子。他三十几岁,非常豪爽,直性子,常说:“人要有点骨气,宁折不能弯哪!”父亲说:“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宪兵队抓走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破棉袄,我把我的新棉袄给了他。去坐牢哇!十冬腊月,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啊!要受刑啊!”又对我说:“为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我父亲一个字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会讲“三国”、“列国”、“隋唐传”,讲侠客、义士,都是从听书看戏中学来的。
父亲把新棉袄给了人,母亲本来很生气;听父亲说完这些,母亲叹了一口气,也不做声了。P2-4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其实,我对民间艺人很隔膜。一是不懂戏曲,二是不了解其生活形态,三是久在城市,“现代化”教育已让我成了一个地球人。虽然近年来我开始注意到“民间化”与“民族性”的问题,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曾深究也就依然隔膜。所以,读《新凤霞回忆文丛》纯属偶然,读完也就放下了。随后,我读到章怡和《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这是一篇关于马连良的文章,它突然刺激了我,串联起我所读过的新凤霞,以及汪曾祺关于京剧艺人的散文小说。我发现,身份不同,关于民间艺人的表述,真的也不同。由此感觉到,新凤霞的文字,对于已呈日薄西山之态的民间艺术,弥足珍贵。
新凤霞的文字,放在文人圈里看,的确特别。一个天津南市的苦孩子,靠着天资聪颖和勤苦好学,一步步在艺人群中脱颖而出,又一步步在北京天桥崭露头角。其后,在新中国短暂而光明的初期遇见吴祖光,成为新凤霞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一个民间艺人艺术与生活双重“质的飞跃”的起点。吴祖光将新凤霞带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艺术圈子中,她“好风凭借力”,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在各界名家指点下,成长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画家和作家。
因为这样的来历,新凤霞的文章写法与怀人记事的角度,便和文人不一样,朴实,本色,家常一般地自然天成。她在病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出几百万字的回忆文章,因事涉梨园,除去自己的来龙去脉,还囊括周围亲朋与各色艺人,几乎将一个民间艺人成长的生态环境尽收笔下。凡此种种,就像舞台上咚咚锵锵咿咿呀呀出演的一台台古今大戏,斑斓,奇异,热闹。她自己是梨园中人,叙述当中,虽然也说粉墨生涯里人事的丑陋,然而更多表达的,是艺人发自本能的对舞台与角色的疯魔、对一天都不离开一个“戏”字的自傲,以及成了艺术大家之后的欣慰。因此,新凤霞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交代身世的同时,将民间戏曲界人士的自在状态,以虽然琐屑却鲜活真实的笔触,再现于世。
而文人汪曾祺,因命运的拨弄在“右派”改正之后,在北京京剧团度过了他人生的后半辈子,到晚年以一名文体小说家蜚声上世纪末的文坛。他谦和,随遇而安,因此在京剧团当编剧时,和艺人(如今称“演员”)们交往密切,和当时的大小演员都有接触,并在后日的写作中记叙其行状。照理说,当年的北京京剧团荟苹了京剧界名人,在风云巨变中都历经千锤百炼,可是在汪曾祺写艺人的散文和小说里,少有大喜大悲,而是识遍愁滋味之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悲凉。也许在文人心中,上千年历史看下来,早已是处变不惊;更也许距离为零,反丧失了审美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骨子里的文人气,使得他身在梨园却始终“隔”了一层,于是,说真人真事,多客观摩写其行状;虚构演绎时,则艺人的常态是琐碎、庸俗,没文化,遍地的小市民刁气,就像晚饭时飘扬在胡同空气中混沌不清的油烟味儿。显然,对出身运河边、浸润于湖泽水气间的汪曾祺,这不是他所习惯并欣赏的“味儿”。所以,看汪曾祺有关艺人的文字,散文是克制的,小说则真实地表达了他对这个群体“粗鄙化”的不认同。也因此,使他有所顾忌,不敢多写耳熟能详又有所腹诽的“现实”京剧界。
再看章怡和,她的特殊身份与坎坷经历,决定了她看人看事的视角不同于艺人、文人。她的文章确实视界开阔,有纵横捭阖、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看多了,就能看出一股子贵族的优越感和繁华已逝的无尽伤痛。她怀人的文章,因时代乖谬,大多是华丽上场,黯然落幕,叙述者和阅读者都难免堕入消沉,我甚至能在她的文字当中,瞥见张爱玲一抹苍凉的影子。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并尊重的。我只是因此觉得,因为这样的背景,在她的文字背后,多少就有了一些借题发挥的意味。因她戏曲史研究的深度,阅世阋人的广度,往往能从本事和传主宕开去,对过往历史事件做一针见血的指摘。因此她写马连良,说的是一代名家在“花裹朝露、清丽绝尘”的好辰光如何一步步“沦落成泥碾做尘”,实际是借艺人浮沉说政治的丑陋与残酷,并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与才比判。因此,章怡和眼里笔下的艺人,因多是京剧流派的“名角儿”,往往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顺理成章的,她将艺人——中国戏曲文化的承载体——抽象到一个十分高的位置。“艺人是保留习惯、习俗、习性、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子)的沉酣和痴情,能够达到惊心动魄、死生以之的程度,而‘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她为传统文化的优雅而欣赏不已,为其没落而惋惜、激愤。
说起来,民间艺术生存的生态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国内戏曲艺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展的“戏曲改革”等一连串运动,被有条不紊地纳入国家体制当中,艺人培养也被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戏曲的“民间”性早已丧失,真正意义上的艺人,也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关于戏曲艺人的述说,都不过是一曲挽歌而已。
汪 凌
二00五年四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