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大象人物自述文丛之一。一个天津南市的苦孩子，靠着天资聪颖和勤苦好学，一步步在艺人群中脱颖而出，又一步步在北京天桥崭露头角。其后，在新中国短暂而光明的初期遇见吴祖光，成为新凤霞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一个民间艺人艺术与生活双重“质的飞跃”的起点。吴祖光将新凤霞带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艺术圈子中，她“好风凭借力”，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在各界名家指点下，成长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画家和作家。

因为这样的来历，新凤霞的文章写法与怀人记事的角度，便和文人不一样，朴实，本色，家常一般地自然天成。她在病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出几百万字的回忆文章，因事涉梨园，除去自己的来龙去脉，还囊括周围亲朋与各色艺人，几乎将一个民间艺人成长的生态环境尽收笔下。新凤霞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交代身世的同时，将民间戏曲界人士的自在状态，以虽然琐屑却鲜活真实的笔触，再现于世。

新凤霞的文字，放在文人圈里看，的确特别。一个天津南市的苦孩子，靠着天资聪颖和勤苦好学，一步步在艺人群中脱颖而出，又一步步在北京天桥崭露头角。其后，在新中国短暂而光明的初期遇见吴祖光，成为新凤霞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一个民间艺人艺术与生活双重“质的飞跃”的起点。吴祖光将新凤霞带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艺术圈子中，她“好风凭借力”，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在各界名家指点下，成长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画家和作家。

因为这样的来历，新凤霞的文章写法与怀人记事的角度，便和文人不一样，朴实，本色，家常一般地自然天成。她在病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出几百万字的回忆文章，因事涉梨园，除去自己的来龙去脉，还囊括周围亲朋与各色艺人，几乎将一个民间艺人成长的生态环境尽收笔下。凡此种种，就像舞台上咚咚锵锵咿咿呀呀出演的一台台古今大戏，斑斓，奇异，热闹。她自己是梨园中人，叙述当中，虽然也说粉墨生涯里人事的丑陋，然而更多表达的，是艺人发自本能的对舞台与角色的疯魔、对一天都不离开一个“戏”字的自傲，以及成了艺术大家之后的欣慰。因此，新凤霞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交代身世的同时，将民间戏曲界人士的自在状态，以虽然琐屑却鲜活真实的笔触，再现于世。

我的全家福

父亲

母亲

我的婆婆

我们的三个孩子

梨园中的粉墨生涯

为养家学唱戏

我的艺名

补台

不认输

粉墨生涯忆上海

来北京后的艺术生活(一)

来北京后的艺术生活(二)

年轻夫妻老来伴

选对象

结婚

学文化

兴趣的改变

家

盼团圆

北大荒归来

吓得天要掉下来了

我们家的四合院及其他

年轻夫妻老来伴

各界名家和“小演员”

我和骆玉笙大姐

怀念盖叫天先生

石挥的悲剧

家庭晚会

怀念老舍先生

纪念我的恩师欧阳予倩先生

我与夏公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

画家“小丁”

我所知道的苗子、郁风夫妇

编后记

艺人是什么样的——代编后记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父亲做小买卖，卖糖果、糖葫芦等，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比我母亲大十六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亲兄弟三个，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我父亲排行第三。我的二伯父和大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大伯父是中医，还会算命，管人家的红白事，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虽挣钱不多，可是没有孩子负担，只有一个后老伴，也不吃闲饭，给人家缝缝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过。二伯父是京剧琴师，拉大弦的，也会拉二胡、弹三弦等。二伯父精明能干，二伯母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一个有名的妓女，她自己也开班子，还买卖女孩子。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们的院子，一家单住。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比我们家强多了。二伯父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唱京剧刀马花旦，是个好演员。

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院子，也学着唱戏，也跟他们一道练功，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

我父亲是个耿直人，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戏都是偷偷去的。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受了大姐的影响，也想长大了唱戏，当个好演员。父亲非常忠厚善良，他从小学徒，学糖食手艺，能做各种糖食，如麻糖、糖黏子、糕点、糖葫芦、炒红果、山楂糕、海棠蜜饯等等。因为家里负担重，父亲离开了资本家，自己做糖葫芦卖。

母亲常常流泪，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有肺病，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跟父亲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母亲为了父亲挣钱少和他吵嘴，我就对母亲说：“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儿女多，生活贫苦，他吐血了。父亲吐了血，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天天出去做小买卖。

有一次，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下了一整天大雪，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又趴下身去用手抓起，连血带雪又送回嘴里吃下去了。他对着我摆着手说：“没有事。”他认为这又补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药，硬顶着，说：“吃药太苦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亲得了月子病，我给母亲煎药，父亲在一边说：“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好好地煎。”煎好药，母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亲看见了，心疼地对我说：“可别倒掉哇!太可惜了!这可是好药呢。”他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他说：“这可不能浪费掉了。”我看见心里难过，这不是治他的病的药，是治经血不调的妇科病药哇!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太无知了。他吃了这半碗药后，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结果，一天几次大便，小便也多，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怕人家笑话他。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劳苦人!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可怜的父亲真是刻苦俭省，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我十一二岁就会做针线活了，虽是旧里子旧面子，给絮了一层新棉花，这件棉袄父亲去做买卖才肯穿，平时舍不得穿上。一天下大雪才停，父亲就要出门，我母亲对他说：“风后暖，雪后寒，穿上棉袄去吧。”父亲开始不肯穿，被我母亲一劝穿上了，可一转身又脱了，说：“去做买卖时再穿吧!”我母亲生气了：“看你这小气劲儿!”他才又穿上了。父亲这个可怜相儿，招得我母亲常骂他。

我父亲去做买卖是到妓院卖糖葫芦，晚上去，要深夜十二点多才回来，我和母亲夜里给父亲等门。我们坐在炕上小炕桌煤油灯前做针线活儿，等着父亲回来。有时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先睡一会儿，我一个人等着。这天我们正等着，听见外面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母亲说：“听听这大风!亏得今天给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袄，要不，多冷啊!”

我给父亲等门。他总是一进胡同就咳一声，我就听出来是父亲来了，就赶快跑去开门。这天父亲连咳了几声，我担心父亲这么心急是做买卖受了什么气了，我赶快跑出去开门，见父亲双手抱着肩，冻得直哆嗦，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袄没有了，只穿着小破夹袄。怎么回事啊?父亲不容我说话，就径直跑进了屋子，进了屋子一言不发，坐在炕边上对着小煤球炉子烤火。母亲一眼看见父亲身上没穿棉袄就急着问：“棉袄呢?”父亲已经暖和过来了，才慢慢地说：“给了人了。”我母亲急了：“你给了谁呀?这么冷的天，冬不借棉衣，夏不借扇哪!”父亲说是给了五兄弟了，就是我父亲的把兄弟，我叫五叔。父亲说，跟五叔一道在妓院做买卖，五叔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被一个日本宪兵打骂侮辱。五叔气恨不过，冲上去打抱不平，救了那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孩子。那群宪兵就反咬一口，说五叔偷了他们的钱，抓他进了宪兵队。

五叔为人很好，常来我家，是个坚强的汉子。他三十几岁，非常豪爽，直性子，常说：“人要有点骨气，宁折不能弯哪!”父亲说：“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宪兵队抓走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破棉袄，我把我的新棉袄给了他。去坐牢哇!十冬腊月，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啊!要受刑啊!”又对我说：“为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我父亲一个字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会讲“三国”、“列国”、“隋唐传”，讲侠客、义士，都是从听书看戏中学来的。

父亲把新棉袄给了人，母亲本来很生气；听父亲说完这些，母亲叹了一口气，也不做声了。P2-4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其实，我对民间艺人很隔膜。一是不懂戏曲，二是不了解其生活形态，三是久在城市，“现代化”教育已让我成了一个地球人。虽然近年来我开始注意到“民间化”与“民族性”的问题，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曾深究也就依然隔膜。所以，读《新凤霞回忆文丛》纯属偶然，读完也就放下了。随后，我读到章怡和《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这是一篇关于马连良的文章，它突然刺激了我，串联起我所读过的新凤霞，以及汪曾祺关于京剧艺人的散文小说。我发现，身份不同，关于民间艺人的表述，真的也不同。由此感觉到，新凤霞的文字，对于已呈日薄西山之态的民间艺术，弥足珍贵。

新凤霞的文字，放在文人圈里看，的确特别。一个天津南市的苦孩子，靠着天资聪颖和勤苦好学，一步步在艺人群中脱颖而出，又一步步在北京天桥崭露头角。其后，在新中国短暂而光明的初期遇见吴祖光，成为新凤霞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一个民间艺人艺术与生活双重“质的飞跃”的起点。吴祖光将新凤霞带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艺术圈子中，她“好风凭借力”，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在各界名家指点下，成长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画家和作家。

因为这样的来历，新凤霞的文章写法与怀人记事的角度，便和文人不一样，朴实，本色，家常一般地自然天成。她在病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出几百万字的回忆文章，因事涉梨园，除去自己的来龙去脉，还囊括周围亲朋与各色艺人，几乎将一个民间艺人成长的生态环境尽收笔下。凡此种种，就像舞台上咚咚锵锵咿咿呀呀出演的一台台古今大戏，斑斓，奇异，热闹。她自己是梨园中人，叙述当中，虽然也说粉墨生涯里人事的丑陋，然而更多表达的，是艺人发自本能的对舞台与角色的疯魔、对一天都不离开一个“戏”字的自傲，以及成了艺术大家之后的欣慰。因此，新凤霞是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交代身世的同时，将民间戏曲界人士的自在状态，以虽然琐屑却鲜活真实的笔触，再现于世。

而文人汪曾祺，因命运的拨弄在“右派”改正之后，在北京京剧团度过了他人生的后半辈子，到晚年以一名文体小说家蜚声上世纪末的文坛。他谦和，随遇而安，因此在京剧团当编剧时，和艺人(如今称“演员”)们交往密切，和当时的大小演员都有接触，并在后日的写作中记叙其行状。照理说，当年的北京京剧团荟苹了京剧界名人，在风云巨变中都历经千锤百炼，可是在汪曾祺写艺人的散文和小说里，少有大喜大悲，而是识遍愁滋味之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悲凉。也许在文人心中，上千年历史看下来，早已是处变不惊；更也许距离为零，反丧失了审美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骨子里的文人气，使得他身在梨园却始终“隔”了一层，于是，说真人真事，多客观摩写其行状；虚构演绎时，则艺人的常态是琐碎、庸俗，没文化，遍地的小市民刁气，就像晚饭时飘扬在胡同空气中混沌不清的油烟味儿。显然，对出身运河边、浸润于湖泽水气间的汪曾祺，这不是他所习惯并欣赏的“味儿”。所以，看汪曾祺有关艺人的文字，散文是克制的，小说则真实地表达了他对这个群体“粗鄙化”的不认同。也因此，使他有所顾忌，不敢多写耳熟能详又有所腹诽的“现实”京剧界。

再看章怡和，她的特殊身份与坎坷经历，决定了她看人看事的视角不同于艺人、文人。她的文章确实视界开阔，有纵横捭阖、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看多了，就能看出一股子贵族的优越感和繁华已逝的无尽伤痛。她怀人的文章，因时代乖谬，大多是华丽上场，黯然落幕，叙述者和阅读者都难免堕入消沉，我甚至能在她的文字当中，瞥见张爱玲一抹苍凉的影子。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并尊重的。我只是因此觉得，因为这样的背景，在她的文字背后，多少就有了一些借题发挥的意味。因她戏曲史研究的深度，阅世阋人的广度，往往能从本事和传主宕开去，对过往历史事件做一针见血的指摘。因此她写马连良，说的是一代名家在“花裹朝露、清丽绝尘”的好辰光如何一步步“沦落成泥碾做尘”，实际是借艺人浮沉说政治的丑陋与残酷，并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与才比判。因此，章怡和眼里笔下的艺人，因多是京剧流派的“名角儿”，往往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顺理成章的，她将艺人——中国戏曲文化的承载体——抽象到一个十分高的位置。“艺人是保留习惯、习俗、习性、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子)的沉酣和痴情，能够达到惊心动魄、死生以之的程度，而‘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她为传统文化的优雅而欣赏不已，为其没落而惋惜、激愤。

说起来，民间艺术生存的生态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国内戏曲艺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展的“戏曲改革”等一连串运动，被有条不紊地纳入国家体制当中，艺人培养也被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戏曲的“民间”性早已丧失，真正意义上的艺人，也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关于戏曲艺人的述说，都不过是一曲挽歌而已。

汪 凌

二00五年四月二十三日